「不管罗伊案会不会被推翻,大多数女性已经失去了罗伊所证明的女性应有的权利。如果医生不能提供堕胎手术,堕胎诊所不能营业,我们还剩什么呢?
文|令颐
编辑金石
「这是悲伤的一天」
2022年6月12日,美国一对夫妇安德里亚·普鲁登特和杰伊·维尔多利耶正在马耳他度假,但怀孕16周的安德里亚突然下体出血,出现了流产征兆。经诊断,安德里亚腹中胎儿的胎盘开始脱落,无法完成妊娠。为了安德里亚的生命安全,需要立刻进行引产手术。
但在马耳他,这项手术无法立刻实施,因为,安德里亚腹中的胎儿仍有心跳——马耳他有着欧洲最为严格的反堕胎法律,根据法律,终止妊娠或流产的人将面临最高3年的有期徒刑,女性遭受强奸也没有例外。
这也意味着,这对夫妇不得不在病房中一边面临极高的感染风险,一边等待孩子停止心跳。后来,经过多方斡旋,最终安德里亚被转移到距离马耳他较近的西班牙马略卡岛一家医院进行引产手术。
根据全球生殖权利中心的数据,全球有24个国家完全禁止堕胎。这包括位于欧洲的马耳他,以及亚洲的菲律宾和老挝。美国《时代》周刊的数据则显示,在全球范围里,有大约9000万(5%)育龄妇女生活在完全禁止堕胎的国家。
安德里亚的丈夫杰伊陪伴妻子亲历了这一切,他因此获得了真切的体验——丧失堕胎权会切实伤害到女性,没有例外。他对ABC的记者说:「孕期女性要亲自面对死亡,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被禁止流产、禁止看医生,这太可怕了。」
但在他们回到美国后,一场新的灾难发生了——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以5票支持、4票反对的结果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以下简称罗伊案)——这是1973年通过的,旨在保护妇女堕胎权利的法案。因为它的存在,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的女性被允许堕胎,这是属于女性的,自然、合法的权利之一。
当地时间2022年6月24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一名含泪的工作人员拥抱了一名患者,告知她诊所不能再提供堕胎服务。图源视觉中国
但如今,美国最高法院作出的判决正式否认了女性堕胎权的宪法保障,并将堕胎的合法性判定留给各州。这个裁决使得很大一部分女性将失去自主生育的权利,也将改变数百万美国女性未来的生活。
美国总统拜登称「这是悲伤的一天」,他在白宫发表讲话,毫不夸张地表示:「这个国家妇女的健康和生命现在处于危险之中。」前总统奥巴马则一针见血地将这一法案的颠覆解读为:「把一个人可以做出的最强烈的个人决定降为政客和理论家的心血来潮,侵犯了数百万美国人的基本自由。」
早在最高法院正式宣判前,在美国,已经有13个州通过了「触发法案」,也就是说,罗伊案一经被推翻,具备「触发法案」的州将会自动禁止堕胎——很快,密西西比州、肯塔基州等9个州已经宣布禁止堕胎,或会实施严格的反堕胎法,即使是强奸或乱伦导致妊娠也不可堕胎,而这9个州共有超过720万的育龄女性。
最高法院公布投票结果后,投了反对票的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和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撰写了一份联合反对意见,她们坚定地对废除罗伊案持反对意见。在这份文件中,她们写道:「从受精的那一刻起,女人就没有发言权。一个国家可以强迫她将胎儿娩出,即使是付出最大的个人和家庭代价。」
她们为失去基本宪法保护的数百万美国妇女感到悲痛:「无论未来法律的具体范围是什么,今天的判决有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它削弱了妇女的权利,以及她们作为自由和平等公民的地位。今天之后,年轻女性成年后的权利将比她们的母亲和祖母少。」
当地时间2022年6月24日,美国加州,在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后,一位母亲在旧金山市政厅举行的一场堕胎权利抗议活动中拥抱她的女儿。图源人民视觉
一个起点
因为深厚的基督教传统,在罗伊案前至少十年,美国有30个州严格限制堕胎。孕期女性想要堕胎,要顶着受到刑事制裁的风险。她们可能要缴纳罚金,还有可能被判监禁。
改变发生的起点是——1969年,21岁的诺玛·麦考维(Norma McCorvey)怀孕了。她说自己是一个破碎家庭里不受欢迎的孩子,「一个被亲戚多次强奸的初三辍学生,一个无家可归的逃亡者和被送去改造学校的小偷。」
这是她第三次未婚先孕,她流浪在街头,吸毒成瘾,还是个酒鬼,之前出生的两个孩子,一个送养给了外人,一个留给了诺玛的母亲。这一次,诺玛找到医生说自己被强奸了,想要堕胎,但遭到了对方的一阵讥讽。「我是一个孤独的女人,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工作。」诺玛在1973年接受采访时回忆到当年的经历,「没有人想雇用孕妇,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帮助我。」
儿时的诺玛和母亲。图源《AKA Jane Roe》剧照
诺玛去了达拉斯的一个地下堕胎诊所,看到那里黑乎乎的,地上爬满了蟑螂,她害怕极了,担心自己没法活着出来,落荒而逃。
随后,她决定找律师帮忙,在引荐下,她认识了莎拉·韦丁顿和琳达·卡菲。她们刚刚从法学院毕业,正在寻找一个原告的案例来帮她们推翻得克萨斯州的堕胎法,在那里,堕胎被严令禁止,除非母亲的生命受到威胁。
诺玛几乎是一个完美的案例,「与更富有、资源更丰富的女性不同,诺玛负担不起离开得州或从可靠的医生那里安静地堕胎。」
当年,韦丁顿律师问了她一个问题:「你认为女性应该掌控自己的身体吗?」诺玛陷入了一阵伤感:「我知道怀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不会让其他的女性有这样的感受,低贱、肮脏、无用,女性会犯错,和男性一起犯错。」
1970年3月,诺玛同意全权交由律师韦丁顿和卡菲代理诉讼,并使用了化名简·罗伊(Jane Roe),该诉讼名为Roe v. Wade(罗伊诉韦德案)。
两位律师起诉了亨利·韦德(Henry Wade),在罗伊的居住地得克萨斯,他是负责执行堕胎法的地方检察官。她们主张得克萨斯州禁止堕胎的律法侵犯了妇女的宪法隐私权——她们的生活应该是自由的,而不应当接受政府的不当干预。
诉讼长达两年,两位年轻女律师面对的九位大法官,全部都是中老年男性。
图源《推翻罗诉韦德案》
法庭辩论中,人们对女性和怀孕的轻视和侮辱随处可见。韦德方的辩护律师称,女性在怀孕前,可以选择生或不生,但一旦怀孕,她们就完全丧失了选择权。这名男性辩护律师甚至还取笑着说,罗伊决定住在得州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选择,那就是不会堕胎,这引来了法院里听众们的哄堂大笑。
还有一个法官问向韦丁顿:「你认为人的生命是何时开始的?」韦丁顿反驳说:「尊敬的法官,我们没有必要讨论这个精确的时刻,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没有法律规定胎儿是什么时候变成了人,所以问题是,谁能够做这个决定,是妇女还是政府?我认为,这绝不是政府可以做的。」
随后,韦丁顿又坚定地表示:「我们并不要求本法院裁定堕胎是好的或者是可取的, 我们在此主张,某一妇女是继续怀孕,还是终止妊娠,应该由她个人决定。」
在罗伊案进行的过程中,另一场与堕胎权息息相关的诉讼也在同步进行。
22岁的佐治亚州居民桑德拉·卡诺怀上了第四个孩子,此前每个孩子都被收养或寄养。她无力承担抚养孩子的经济开销,因此想要堕胎。但当地的医院拒绝为卡诺堕胎。和罗伊的经历类似,来自佐治亚法律援助协会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组织的律师找到她,并协助她起诉了佐治亚州总检察长亚瑟·博尔顿(Arthur Bolton),这个案件被称为杜伊案(Doe v.Bolton)。
1973年,这两个案件,连同美国女性堕胎权的未来命运,都掌握在美国最高法院手中。
最终,1973年1月22日,美国最高法院在同一天针对罗伊案和杜伊案公布了裁定。罗伊案收获了7票赞成、2票反对,一举推翻了这个国家一个世纪以来对堕胎的限制,法院强调在孕妇怀孕的前三个月,「不受国家干预」。杜伊案还引申出了一个新的裁定,各州不能够以精神、心理等因素拒绝孕妇堕胎。
此后,罗伊案一直是美国司法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法案之一,因为它是女性自主夺回生育选择权的起点,也迫使各个州的计划生育组织开始致力于提高女性的生殖健康和有效避孕。
图源《推翻罗诉韦德案》
欺压一直在继续
罗伊案究竟为美国女性带来了什么,安·希尔的故事可以说明一切。
1968年,还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读本科的安·希尔发现自己怀孕了。为了堕胎,她联系到了一个化名为内森的男性堕胎医生,并预付了500美元。到了约定那天晚上,希尔按照医生的指示,到了后巷里的一个昏暗的公寓。她发现,做手术的医生就住在那间屋子里,而且做手术的地方,只有一把带马镫的椅子,和一些零散的剪刀、棉线。卧在那个椅子上的时候,希尔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绝望:「面对疼痛和流血,我觉得自己已经被肢解了。」
不卫生的手术环境和对方不专业的堕胎技术导致希尔在回家后不久,就出现了下体流血、剧痛等感染症状。不得已,她只好找到正规医院的医生,告诉他自己堕胎了,好在医生并没有告发希尔,并让她在医院里清理了手术创口。
在那个周末过后,「我非常生气,我意识到这件事之所以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任何权利。」希尔说。
在罗伊案开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像希尔这样悲惨的故事,在这个国家的每一间隐秘堕胎室里不断上演——非法堕胎给女性带来了非常痛苦的并发症,严重时,这些并发症甚至会危及女性的生命。
一位名为安东尼·沃德的职业堕胎医生曾向媒体分享过,早年间,自己在值晚班的时候,看到急诊室推来了一位年轻的孕妇。她在地下诊所接受流产手术的时候,突发大出血。在她的阴道里,插着两根交缠在一起的编织针,诊所里的医生试图用这个自制工具将孩子打掉。来到医院后,她组织感染、高烧不退,已经陷入了昏迷,两天之后,她失去了生命。
安东尼描述到,在妇产科的病房里,「每天都能看到二三十名因为非法堕胎而病重的女性。但最后,她们中的很多人还是死了。」
除了寻找地下诊所,孕妇也会在家中给自己「动手术」。美国的一名妇科医生罗伯塔·凯勒在自己的医学讲座中提到,在女性不能合法堕胎的年代,为了堕胎,也为了省钱,她们往往会选择更为极端的方法:「不知道怎么堕胎的姑娘们往阴道里放碱液,把挂衣架插入阴道。她们并不知道,这些行为会造成子宫和肠道穿孔、丧失生育能力,也有的人会濒临死亡。」
电影《四月三周两天》中,流产手术在一个廉价小旅馆内进行。
在《女性主义有什么用》一书中,英国女性主义作家塔比·杰克逊·吉曾写道: 「20世纪60年代,仅在美国每年就有100万女性进行非法堕胎,实施者是不熟练的后街堕胎技师或孕妇本人。」
所有这些,都在罗伊案之后才有了改变。在那之后,女性可以合理、合法地找到正规机构进行堕胎,也因为罗伊案的存在,美国产妇发病率和死亡率显著下降。
在罗伊案后不久,安·希尔又接受了一次堕胎手术。不同的是,她不用再让自己紧张兮兮,「我不用在黑夜里沿着后巷去找医生,我可以在白天光明正大地走进医院。」
但罗伊案也并非是一个完全支持女性自由堕胎的法案,根据具体的法案条款,在女性怀孕12周内,美国各州不可以通过立法限制孕妇堕胎;当怀孕到12-24周的时候,为了保障孕妇健康,各个州可以制定法案,限制实施堕胎。而孕期一旦超过了24周,各州可以彻底禁止堕胎。
近些年来,一些保守的政客和他们所在州,也一直在试图挑战罗伊案。
2010年来,美国各州已经出台了300多条关于限制堕胎的法令,这导致160多家诊所关闭,以密西西比州为例,全州只有一个堕胎诊所。
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在总统竞选的时候讲出了女性面临的日益凶险的窘境。「许多州正在向女性施加严格的规定,阻止她们选择的权利,这是美国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作为女性,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辩论中,希拉里坚定地表示:「我会支持罗伊案,我会守护女性为了自己的健康做出决定的权利。」
只可惜,她在大选中落败,击败她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当选的当晚,便发表了一场典型的特朗普式演讲,他表示自己反对堕胎,自己看不得有人将未出生的宝宝从妈妈的子宫中扯出来,「I’m not ok with that.」特朗普说。
他的发言,立刻受到了保守派选民们的称赞。在任期内,特朗普还任命了三名新法官,让反对堕胎的保守派获得了6-3的多数席位。
随后,越来越多的政客开始公然挑战罗伊案。
肯塔基州州长候选人,呼吁停止对计生办的拨款。密苏里州州长候选人站出来呼吁反对堕胎等于拯救生命。2018年,密西西比州禁止孕妇在怀孕15周后堕胎。
2019年5月,阿拉巴马州共和党女州长签署了全面禁止堕胎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孕妇在孕期的任何阶段都不能堕胎,即便是在强奸、乱伦导致怀孕的情况也不例外。非法给孕妇堕胎的医生将被判处最高99年监禁,比强奸犯的监禁时间还要长。
在德克萨斯,反堕胎的声音从未间断过,州长瑞克佩里和团队甚至提出了一条充满了绑架意味的感化手段,并随之签署了一条图像法案——要求孕妇在流产手术之前进行24小时的超声监测。医生会将孕妇腹中的超声影像打印出来,本意是让孕妇发现拥有孩子的美妙,让她知道她想要流产是错的,从而放弃堕胎。
2021年9月,该州议会还通过了一项名为SB 8的法律,该法律规定,在可以检测到胎儿心脏活动之后或怀孕六周之后,孕妇都不可以接受流产手术。更令人没想到的是,这条法案破天荒地授权公民可以检举那些堕过胎的人,无论对方是谁,检举如果成功,还将获得 10,000 美元的奖励。
面对这些法案,德州议会中唯一一位支持堕胎的女性议员温蒂·戴维斯表示:「我们终于清醒地意识到,女性切切实实受到了欺压。」
得州的官员希望能够充分利用超声技术,感化孕妇们。图源《推翻罗诉韦德案》剧照
亲生命还是蔑视生命
在美国,自由党支持堕胎的「亲选择派」和保守党反对堕胎的「亲生命派」之间巨大的矛盾根源在于——终止胎盘发育,是否等于谋杀生命?
反堕胎者们强烈谴责堕胎是一种不人道的、泯灭生命的手段。但现实中,这些打着「生命至上」旗号的人,却将反堕胎表达变成了一项恐怖活动——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堕胎抗议者发起的暴力事件中,至少有11人丧生。
其中,堕胎医生一直处于危险的最前线。
2009年5月31日,在堪萨斯州,反堕胎极端主义者斯科特·罗德尔在一所教堂内,用一把手枪杀害了堕胎医生乔治·蒂勒。
在接手了父亲的家庭医院后,蒂勒医生将医院经营成为了在美国最富盛名的堕胎专科医院。但他和诊所很快就遭到了反堕胎主义者的抵制。
脱口秀名人比尔·奥莱利曾怒斥蒂勒医生,在观众面前多次称蒂勒医生是「婴儿杀手蒂勒」。从2005年到蒂勒医生被谋杀的前一个月,比尔在节目中29次提到蒂勒医生,并指责他「经营着一个死亡工厂」,「处决即将出生的婴儿」,「在胎儿出生之前,以各种理由将胎儿毁灭」。
除了这些言语攻击,蒂勒医生和家人也一直承受着不同程度的暴力攻击——1986年,反堕胎者们使用自制炸弹袭击诊所,爆炸声响后,损毁了三分之二的房屋结构,造成了1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1991年夏天,反堕胎组织「拯救行动」(Operation Rescue)又突袭了蒂勒医生的诊所,并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抗议者们多次封锁了蒂勒医生诊所的入口。
在这之后,反对者们的攻击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极端。
1993年,蒂勒医生在下班途中,被人用枪近距离击中双臂。带有蒂勒医生名字、照片和个人信息的「通缉」海报贴满了当地街道。示威者们还跟踪了他的妻子,并多次出现在蒂勒医生常去的教堂,骚扰大众,中断礼拜。
为了防身,蒂勒医生不得不每天穿着防弹背心去上班。上班途中,他会战略性地走不同的路线,开车只开右车道,这是因为安全专家曾告诉他,这样可以减少袭击者打中自己的机会。不光如此,他还花重金为自己的车辆配备装甲,并购买了昂贵的防弹玻璃,设置了安全系统。
但尽管如此防备,蒂勒医生还是没能幸免。
2009年5月31日,蒂勒医生和往常一样在教堂等待礼拜的开始,当牧师开始演奏音乐,一直坐在附近的罗德尔径直走到蒂勒医生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枪,扣动了扳机。事后,罗德尔被判终身监禁,五十年后才有可能假释。
蒂勒医生的遗像。图源《推翻罗诉韦德案》剧照
一周后,蒂勒医生生前的好友沃伦·赫恩发表了一场名为《醒醒吧,美国》的公共演讲。和蒂勒一样,作为堕胎医生的沃伦也经历过投弹、枪击、跟踪等反堕胎民众们的袭击。
早在1994年,沃伦就曾向美国司法部民权司撰写过一份人权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提出,反堕胎主义者们所实施过的「阴险的、煽动的言论和暴力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恐怖主义,这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了美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和人身自由。
在这场纪念蒂勒医生的演讲里,沃伦极为愤怒,也极其不安,他说:「反堕胎并不是一个中性词汇。它是一把以仇恨和恐怖为底色的匕首,是对那些帮助女性的医生的诽谤和侮辱。亲生命这个词也是一场残酷而恶毒的骗局。」
关于蒂勒医生本人及其职业的意义,沃伦是这样说的:
「他代表的是自由。他代表的是个人尊严。他代表的是女性成为这个社会参与者的机会。他代表的是社会变革。他代表的成年人个体的价值,绝不受国家控制。」
蒂勒医生被枪杀后不久,受到这一事件的影响,美国德雷赛尔大学教授大卫·科恩与克里斯滕·康南合作撰写了一部著作,名为《活在枪口上:反堕胎恐怖主义不为人知的故事》。
从2011年年中到2014年初,他们采访了87位在美国工作的堕胎医生,并将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歧视、危险记录了下来。
罗德尼·史密斯(Rodney Smith)20世纪80年代末从空军退役后,在美国中西部地区开了一家诊所,向女性提供堕胎服务。反堕胎者们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子和谷仓。火势严峻,但当地的消防部门却置之不理,最后是一架直升飞机发现了火情,报了警。当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大火已经燃烧了近两个小时。
除了当时的穿着,罗德尼和他的家人失去了一切——他们失去了房子、谷仓和三座独立的附属建筑。他们的狗、猫和17匹马也被活活烧死。
为了保命,罗德尼医生即便外出就餐,也不会总在同一家餐厅吃饭,并尽量在30分钟内吃完。「如果有人看到我,想打电话叫同伴过来,在其他人到达之前,我们就不在那里了。」
在两位作者的采访过程中,很多医生都表示,自己由于经受过了长期的恐吓、威胁,神经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急性胸痛成了这些医生们最经常遇到的身体不适。
「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减轻这些医护人员的生活负担。在他们向女性提供合法、安全和基本的医疗服务时,不应该面对这种恐怖主义,也不应该做出如此多的让步。」在书中,两位作者如此写道。
至于所谓「亲生命」的论调,则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不是在支持生命,他们只是在反女性。这是对女性生命的漠视,也剥夺了女性对身体的自主权。」
图源《大法官金斯伯格RBG》
「妇科暴力」
放眼全球,女性在争取生育自主权的道路上,始终充满了血和泪。
2021年1月,波兰制定了欧盟最严格的堕胎禁令。法庭裁决,波兰的堕胎医生们未来只能在孕妇遭受强奸、乱伦,或者孕妇的身体健康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实施堕胎手术。但如果法庭的检察官判定医生没有正当理由进行堕胎,那么,医生可能会被判入狱三年。
禁令公布后,大批抗议者在波兹南、华沙、弗罗茨瓦夫和克拉科夫等城市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波兰妇女和计划生育联合会负责人克里斯蒂娜·卡库普拉告诉法新社记者:「这是波兰政府对这个国家女性的羞辱。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它。」
堕胎禁令很快就危及到了波兰女性的生命安全。
2021年11月,一位名叫安琪涅斯扎卡的孕妇去世,导致她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医院拒绝为其实施堕胎手术,从而引发败血症。
早前,37岁的安琪涅斯扎卡怀着一对双胞胎,因腹部阵痛,来到当地的圣母玛丽亚医院进行治疗。没想到,在她住院两天后,腹中的一个胎儿在子宫内死亡,医生碍于堕胎禁令,拒绝将死胎取出。一周后,她肚子里的第二个孩子也失去了心跳。
今年1月25日,安琪涅斯扎卡因脏器感染并发败血症去世,留下了她的丈夫和三个孩子。她的家人在Facebook中写道:「这证明了现任政府手上沾满了鲜血。」
在克罗地亚,尽管宪法规定,女性可以在怀孕第10周之前进行堕胎,并且不需要说明理由,也不需要满足任何条件。但法律同时也赋予了医生拒绝手术的权利。
性别平等专员维斯尼加·鲁比克曾前往克罗地亚的30多个国立医院的妇产科进行观察。她发现,女性正在经历一种「妇科暴力」。在医院,她发现了许多反堕胎材料,例如画着子宫和宝宝的册子和海报。
而当怀孕妇女告诉医生自己想要堕胎,就不得不忍受来自医生的侮辱和道德教育。根据维斯尼加的统计,在2014 年,就有54%的医务人员行使了拒绝权,到2018年,这个比例增长到了59%。因此,越来越多的克罗地亚妇女前往邻国斯洛文尼亚进行堕胎。
近年来,欧洲范围内最大的进步来自爱尔兰,但这也建立在一位女性的生命之上。
2012年,一个居住在爱尔兰的印度裔孕妇萨维塔·哈拉帕那瓦在孕17周的时候流产了,但胚胎依然有心跳。依据当地法律规定,医生不能做任何干预结束胚胎的生命——哪怕是为了挽救母亲生命也不行。随后,萨维塔诱发感染,十分痛苦。丈夫多次央求医院救救他的妻子都以「不合法」的理由被拒绝。
几天后,尽管胚胎的心跳已经停止,但萨维塔因子宫已大面积感染,罹患败血症,最终导致多器官衰竭,不幸离世。
这一事件引起了爱尔兰民众和印度政府的强烈抗议。随后,在2013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呼吁爱尔兰取消堕胎禁令,爱尔兰国内也多次举行全国范围的游行,并最终迫使爱尔兰公民大会决定对是否废除堕胎禁令,进行公投。
2018年,爱尔兰正式废除了《第八修正案》。自此,这个国家的女性正式夺回了堕胎的权利,也找回了自我选择的权利。
 游行者们举着萨维塔·哈拉帕那瓦的照片。图源视觉中国
 「我们还剩什么呢」
6月24日,最高法院的决定引起了这个国家民众们强烈的抗议。据CNN报道,美国各州多次举行了大范围游行、示威活动。美国一家非盈利新闻评论社The 19th 将当下美国社会的处境称为「A Post-Roe America」,后罗伊时代的美国。
想要夺回选择权的女性从各地赶往华盛顿特区,她们从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赶来,从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索塔赶来。她们聚集在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门外,举着绿色的标牌,连声抗议。绿色被认为是堕胎权的象征,标牌上写着「我们是后罗伊一代」。
她们肤色不同、年龄不同,却有着相同的初衷,「这将唤醒沉睡的巨人」,堕胎合法权的拥护者谢丽尔·凯利说,「我们已经来过一次了,现在我们必须回来,为了我的女儿和世界上所有受此影响的人,我不能坐视她的未来被剥夺或她的所有权利都被剥夺。」
一名情绪激烈的男性甚至爬上了法院外不远处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纪念桥顶部,他展开了一幅巨大的绿色横幅,看着它迎着风在桥下飘荡。
当天,他被警方逮捕又释放。随后,作为一位12岁女孩的父亲,他在推特上写道:「一夜之间,数以千万计的女性的身体和权利落入了残忍和暴力的男人的手中,他们会看到她们因行使对自己身体的权利而被指控犯有谋杀罪。这是可憎的事。」
愤怒的,还有美国各大知名企业。苹果公司在6月24日发表声明,告知员工可以去其他州接受医疗护理并享受公司福利。华特迪士尼、Alphabet、亚马逊和Facebook母公司Meta Platforms Inc等公司也承诺,如果员工所在的州禁止堕胎,则将支付员工到其他各州接受堕胎的旅费和堕胎费用。
微软发言人对美国媒体表示,公司已经对员工和家属提供最全面的生育权利保护,「我们坚持这些政策不动摇。」盖茨基金会联席会长梅琳达·法兰奇(Melinda French)斥责最高法院:「一个从未保证性别平等的政府,居然深入到女性生活最私密的角落,告诉她对自己身体的选择权不再属于她自己。」
当地时间2022年6月24日,美国加州西好莱坞,一场抗议活动中,堕胎权利的支持者在计划生育诊所外高喊口号。图源人民视觉
但罗伊案已经被推翻,糟糕的影响已经无法挽回。
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位于北达科他州的红河诊所目前正准备跨越州界,搬到明尼苏达州的穆尔黑德。20年来,它是这个州唯一能够提供流产手术的私立诊所。
而更多诊所和堕胎机构选择彻底关闭。在阿肯色州,小石城计划生育协会取消了所有流产预约。「有些病人说他们在车里,在路上,问我们,会没事的,不是吗?我们不得不告诉他们,不,我们必须遵守法律。」小石城计划生育协会的凯西教授告诉媒体。
法令生效后,支持合法堕胎权的研究和政策机构古特马赫研究所表示,超过1000万育龄人将不得不跨越州界,被迫前往合法州完成一场「堕胎旅行」。
CNN报道了一家堕胎诊所的遭遇,诊所管理员安德里亚·加莱戈斯在得知罗伊案被推翻后,不得不暂停诊所里所有的堕胎手术。她红着眼眶对那些翘首以待的孕妇们说道:「很不幸,从今天开始,你们身体的自主权将由你们的居住地决定。」
基于自己多年的从业经验,加莱戈斯认为,许多需要堕胎的孕产妇收入并不高。她们之所以选择堕胎最主要的原因是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钱抚养孩子。「现在,她们更没有钱去旅行堕胎,还要被迫接受一个孩子,这些影响,长此以往,都是毁灭性的。」
持反对意见的大法官布雷耶也提到了这一点,「多数派说,今天的法案允许每个州随心所欲地解决堕胎问题。对于无法拿到钱赶到遥远的州进行手术的女人来说,这是一种冰冷的安慰。」
「这是对女性的背叛,这是巨大的倒退,它为女性丧失其他权利和自由打开了大门。」以布雷耶为代表的反对派大法官们无法掩饰自己的愤怒,但目前,他们能做到的极其有限。
世卫组织也对美国发出警告,在那些堕胎受限制或堕胎非法的国家,堕胎手术的数量并没有下降——相反,女性会诉诸不安全的「秘密」堕胎。
未来,在美国,有安全保障的堕胎手术将会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将是阻断不禁的黑市堕胎,对女性来说,怀孕的危险系数骤增。
早在2018年,美国疾控中心就曾公布数据称,在那些确定或可能禁止堕胎的州,孕产妇因病造成的死亡率比全国其他地区高47%。
在这项数据公布的同一年,在名为《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纪录片中,一位名为麦克·尼古拉斯的堕胎医生就针对自己的职业提出了一个疑问——在今天,这个疑问同样适用于这个国家:「不管罗伊案会不会被推翻,大多数女性已经失去了罗伊所证明的女性应有的权利。如果医生不能提供堕胎手术,堕胎诊所不能营业,我们还剩什么呢?」
在这个提问发出前一年,2017年,罗伊案的原告诺玛去世了,享年69岁。在《华盛顿邮报》刊登的讣告中,作者艾米丽·兰格写道,当年这位22岁的女孩并不想成为美国女性自由的一个象征,「她并不想继续妊娠,她只是想获得合法、安全终止怀孕的权利。」
只是,在诺玛取得了这项权利近50年后,这个国家的女性又无奈地失去了它。
图源《使女的故事》

这里是「坏姐姐来了」,我们将在流行文化的流变史中观察女性,关注女性情感、思想、境遇与生活,去表达女性的见解与声音。她们可以时髦,也可以疲惫,可以美好,也可以狼狈,她们可以非常有力量,当然,也有权利十分软弱。
她们不会被大众审美所绑架,坏姐姐永远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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