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为什么印度高管那么多
民众却那么穷?
©苏则/文
来源:读嘉 编:瑞秋的春天

☄作
威作福的精英等级制度不可有,负重致远的精英精神不可无。如果印度教和人类历史上的等级制足以留给我们什么启示的话,这正是其中重要的一条。
一、冰火两重天的印度传统
国人看到“印度”二字,往往先联想到“攀挂火车”、“肮脏的恒河”、“公车强奸”。这种印象当然存在真实的成分,却也是国内媒体选择性报道的结果:毕竟印度常常是某些国人寻找“四个自信”的来源。
许多爱国者将印度作为中国发展的反面典型(图源:有妖气漫画)
印度固然有贫穷落后的广大农村,但也培育出了值得尊敬的文化和精英。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是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亚洲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物理学中著名的拉曼效应,由印度人钱德拉塞卡拉·拉曼发现,拉曼也是亚洲第一个获得物理诺贝尔奖的人物(1930年)。中国籍公民获诺贝尔奖,还是近十年的事。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左)钱德拉塞卡拉·拉曼(右)
近来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正视印度——主要是印度的精英层——国际竞争力的声音。英特尔前董事总经理黄征宇谈及:
除了杨致远作为创始人创办的雅虎外,美国大型高科技企业里没有一名华人CEO。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微软的CEO是印度人,Adobe的CEO是印度人,除此之外百事可乐的CEO也是一位印度女性
又有报道称:
谷歌董事会的13位高层领导中,居然有4位是印度裔。早在2005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显示,硅谷三分之一的工程师是印度裔,高科技公司里7%的CEO也都来自印度,中高层管理者中印度人的比例更高。今天的比例更是比10年前高得多
美国500强的印度裔面孔
但在“印度商人穆克什·安巴尼成为亚洲首富”这类新闻的另一面,应该看到,印度普罗大众的人均收入、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仍然颇为糟糕。仅举一个数据为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印度2015年的文盲率,仍然高达27.9%,是中国(3.6%),是中国的近八倍,尚在非洲国家乌干达之下——要知道,乌干达2017年的人均收入还不到印度的一半
总之,印度给世界的印象,是少数一流精英和大多数困苦民众的奇异结合。历史上,印度的形象同样如此,它在哲学、艺术、科技这些精英领域中,成就丰硕,往往扮演着输出者的角色,但其社会的不平等也是惊人的。我们要理解印度的这些传统,首先要理解印度教(Hinduism)。
印度教类似我国的道教,属于地区性宗教,是一系列具备类似民族特性的教派的混合体。离开华人社区,道教只在朝鲜半岛、日本、柬埔寨和越南有过少量影响。印度教离开印度社区,几乎也是寸步难行,只在印度邻国如尼泊尔、不丹等国有较多信徒。由于印度人数众多,印度教徒也达十亿之众,是佛教两倍左右。只以信徒论,印度教仅逊色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世界第三大宗教。但我们说起“世界三大宗教”,并不包括印度教,这是因为印度教的印度特色太重,难以形成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中国人对印度教不太熟悉,但对同样源出印度的佛教比较熟悉。于是很多人以佛教文化为印度文化的代表,到近代,大学者如章太炎和梁漱溟还常以佛教哲学讲论印度哲学,这是巨大的误解。佛教固然源出印度,但它的影响,除了孔雀帝国阿育王时期等少数时期之外,基本是在印度之外。印度最古老和最强势的宗教始终是印度教,佛教则是非主流的。2011年的印度宗教普查中,信仰佛教人口仅仅0.70%,信仰印度教的人口占79.8%,在佛教徒百倍之上,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印度教神谱
简单地说,代表印度文化的是印度教,佛教虽是印度出产,其实更多反映的是大顾客——中国人的口味。而且,我们在中国感知到的佛教,很大程度已经“汉化”了,更多地沾染了中国人的气质——这一点我们以后再细谈。
二、吠陀:“种姓的知识”
对印度教略有所知者,都听说过“吠陀”(Veda)的大名。“吠陀”意为“知识”,是一系列印度经典的汇编,也是最古老的梵语文学和印度教最重要的经典。吠陀中最早的一部,《梨俱吠陀》(Rigveda,即“颂歌”),编纂时间在公元前1500年至1200年之间,早在中国《诗经》编集的四五百年之前。除了《梨俱吠陀》外,吠陀本集还有《娑摩吠陀》、《夜柔吠陀》、《阿闼婆吠陀》三种,合称四大吠陀。此外,印度教还有《奥义书》、《森林书》、《梵书》等经典,实际上也可理解为吠陀的注疏阐释,因此也被算入广义“吠陀”之列。
要理解印度教,必先理解吠陀,而吠陀卷帙浩繁,内容包罗万象,很难一语概括。幸运的是,印度教徒已经在《摩奴法典》中给出了他们对“吠陀”的极简版理解。《摩奴法典》名为法典,却并非《汉谟拉比法典》那样,是国家颁布的法典。《摩奴法典》是婆罗门教祭司根据吠陀经文和传统习俗、教律,综合而作,法律内容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大部分反倒是印度教创世神话和哲学思辨,因此对于我们理解印度教文化,极为重要。
《摩奴法典》
印度教以吠陀为至高经典,故《摩奴法典》一开篇,就是创世大神“摩奴静坐凝思,众大仙走近前来”,向摩奴询问吠陀的知识:
“尊者啊,请如实依次将关于一切原始种姓和杂种种姓的法律,惠予宣示给我们。因为,尊者啊,唯有你熟知这一普遍、自存、不可理解、人类理智莫能测其髙深的法律条例、原理和真谛,而此即吠陀。
也就是说,在印度教的这些大仙眼里,“吠陀”虽然“普遍、自存、不可理解”,似乎高深莫测,但实际上就是“关于一切原始种姓和杂种种姓的法律”。“吠陀”意为知识,但这种知识不是毫无边际的:《摩奴法典》认为,吠陀就是种姓的知识。
“种姓”(caste)也是我们熟悉的印度概念。我们知道:印度种姓最初分四种——婆罗门种姓(僧侣);刹帝利种姓(武士与王公);吠舍种姓(商人与农民);首陀罗种姓(服务业或手工业的奴仆,无人身自由)。种姓一般是按照血缘划分的,婆罗门的儿子生而成为婆罗门,刹帝利的儿子生而成为刹帝利,首陀罗的儿子仍是首陀罗。
除这四种种姓之外,一些违反教规或者种姓规定的人们,被原先的种姓集团开除,演变为第五种姓:旃陀罗或“贱民”,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处理人类及动物尸体,也就是刽子手或屠夫。旃陀罗又被称为“不可接触者”,遭受社会的歧视和隔离对待。其余四大种姓之间,也存在歧视和隔离。《摩奴法典》第三卷提到:
“首陀罗只应该以首陀罗女子为妻,吠舍可在奴隶种姓或本种姓中娶妻;刹帝利可在上述两个种姓和本种姓中娶妻,婆罗门可在这三个种姓和僧侣种姓中娶妻。”(第十三条)
“不娶本种姓女子,而与首陀罗妇女同床的婆罗门堕入地狱;如从她生一个儿子,即被剥夺其为婆罗门的资格。”(第十七条)
《摩奴法典》还告诫说:“不要住在首陀罗为主的都市里,或在被坏人围绕的城市里,或在带有其宗派标志的异教徒众或属于杂种种姓的人们频繁出人的城市里。”(第四卷第六十一条)
这种由血统划分种姓,并加以隔离处理的体制,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种族歧视。实际上,印度种姓正是由种族演变而来。
“种族”一词在印地语中叫做vārna(瓦尔那),也就是“颜色”、“肤色”的意思。约公元前1500年,白色肤色的雅利安人自西亚、中亚进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黑皮肤的土著民——达罗毗荼人。雅利安征服者为了把自己同被征服者相区别,自称“雅利安瓦尔那”(即“高贵的肤色”),称土著人为“达萨瓦尔那”(“达萨”意为奴隶)。“雅利安瓦尔那”之后一分为三,成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三等级,“达萨瓦尔那”则是首陀罗种姓的前身
从根源来看,印度种姓制是民族暴力征服的遗迹,种族歧视的一种,当然是不义的。而印度教吠陀经典,为维护这一制度,创造了关于四种姓来源的创世神话。《梨俱吠陀》中有一首原人之歌:
他们切割原人时,共有多少部份让他们整理安排?
他的口是什么?他的手臂是甚么?他的两腿和双足如何称呼?
婆罗门是他的口;两臂出生王族,两腿是吠舍;由他的双足首陀罗出生了⑧。
原人是印度神话中的人类始祖,他的身躯一分为四,形成四大种姓,口高于手臂,手臂高于两腿,两腿高于两足,这就是印度教为种姓歧视链提供的依据。
三、轮回:死而不已的等级制
现代中国人对于“灵魂轮回”之说,绝不陌生。用民间佛教信仰的语言来说,轮回就是:上辈子积德,下辈子享福,上辈子作恶,下辈子受苦,甚至可能入畜生道,沦为畜类。莫言小说《生死疲劳》,便以这一宗教理念为框架:一个被冤杀的地主经历六道轮回,变成驴、牛、猪、狗、猴,最后终于又转生为一个带着不可治愈的先天疾病的大头婴儿。
许多人是通过佛教了解轮回的,所以会认为这是佛教的特色,其实不然。佛教强调众生平等,轮回理论划分出六道的区别(六道即:天道、阿修罗道、人间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这和佛教核心教义并不是毫无矛盾的。但这种矛盾事出有因:轮回转世的真正源头,其实是印度教而非佛教——而印度教恰恰最重视等级观念。佛教在同印度教的长期对抗中,渐渐也吸收了一些对手的理论。
“轮回”(Saṃsāra)本意为“游荡”或者“世界”,最早可以追溯到印度教早期经典《梨俱吠陀》。在《奥义书》中,轮回又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奥义书》体系中的轮回包含三道,即天道、祖道、兽道。天道属于神灵;祖道属于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三大统治种姓;兽道属于禽兽和首陀罗——这又是对底层种姓赤裸裸的歧视。与佛教类似,印度教的轮回,也认为修道行善,追求知识,正直博爱,可以使人从轮回解脱,或是转入较高的种姓和生活。
轮回理论有两面性。从好的一面说,它劝诫人们行善积德,从坏的一面说,轮回是婆罗门维稳的利器。根据这一理论,底层民众受苦受难,就是上辈子咎由自取;顶层贵族作威作福,就是善有善报:反正人在前世的行为如何,是没办法去证明的。这套不可证伪的轮回理论,实际上是等级制在时间层面的畸形延伸,让人至死都难以脱离种姓世界的苦海。
印度教“种姓—轮回”的思想体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印度的气质。梁漱溟较早意识到,印度的整个思想文化,似乎都是重精神而轻物质的。在现实生活中,西方人追求欲望的实现,印度人却消解个人的欲望。例如:西方人见屋漏雨,就重建房子,而印度人却选择把建屋子的欲望整个压制下去
实际上,人类的需求顺序,必然是先物质而后精神,这种顺序是不可能逆转的。印度教的婆罗门能追求精神,是因为他们高居印度社会顶层,物质需求已经得到满足;而印度底层民众祭祀不止,却并不是因为他们精神境界极为高超,安贫乐道。实在是因为在强固的种姓制度下,他们并无在物质上得到改善的希望,又因普遍流行的轮回思想,就能且只能在精神上求解脱了。
著名印度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3 idiots)中,来自最贫苦家庭的Raju是学生中最热诚于祭祀神灵的人。
无论上层还是下层,印度教教徒都注重精神追求,但他们的追求是不同的。印度教的精英知识分子创造了灿烂的宗教哲学,印度教的底层信徒,却以拜祭原始的神灵偶像,追求福报为主。印度教内部的这一差别,其实正对应了印度精英和民间之间的巨大鸿沟。
四、精致的哲学:芜杂的神灵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等贵贱、均贫富”,在中国,“绝对平等”的思想传统极为深厚。自秦朝以来,中国的贵族阶层,也在专制君主联合科举官僚的打击下基本毁灭。在“上为九龙天子,下为散沙游民”的两极社会里,中国人对等级制是天生反感的,因此对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往往也只看到了其中消极的,压迫底层的一面。但是,如前所述,印度能培育出一流的文化和精英,也是有其缘故的,不可一笔抹杀。例如,我们往往片面地了解种姓制对底层种姓的约束,但实际上,种姓制对高层种姓的约束也很多,甚至也更为细碎复杂。我们仍旧以《摩奴法典》为例来看:
“婆罗门要经常畏惧俗世的一切荣誉如毒物,始终期望(他人的)轻视如神膏。”(第二卷第一六二条)
“婆罗门不要因被邀就食而宣示自己的门庭和家世,因为为此理由而夸示它们的人,被贤者呼为食呕出物者。”(第三卷一零九条)
“没有学习过圣典的婆罗门可比做一只木象或一只皮鹿,三者都徒有虚名。”(第二卷一五七条)
“没有学习过圣典的婆罗门,象枯草的火光一样熄灭,供物不应该给与他,因为人们不把酥油倒在灰烬中。”(第三卷一六八条)
“一个人决不可借苦行来赎罪,以求利用苦行,隐藏过犯,欺骗妇女和首陀罗。这样的婆罗门,在今生和来世,被精通圣典的人们所轻视,凡他以伪善所作的敬神行为,都归于罗刹。”(第四卷一九八至一九九条)
再来一条比较有趣的:
“适于被邀分享诸神和祖灵供物的婆罗门稍有破戒,就要为这一错误而投生为猪。”(第三卷一九零条)
看了上面的律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种姓制对低种姓的压迫,当然确实是恶劣和严酷的,但对于高种姓,它同样给予了颇为严格的要求。它要求婆罗门舍弃世俗荣名,全力从事于知识与精神追求。事实上,正是由于“在婆罗门间,优越以知识来决定”(《摩奴法典》第二卷一五五条),古印度创造了令西方和中国都为之惊叹的精神文明。
古印度埃洛拉石窟群
和基督教徒探讨经义的需要推出经院哲学类似,婆罗门出于宗教探索的需要,发展出一套体系完备的哲学理论,对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都有建树,范围较华夏的诸子百家大得多,内容也较精致。限于篇幅,我们不做详细展开,就说一点:印度教的“正理论”一派,发展出了印度的形式逻辑“五支论法”,虽然这要晚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但效果功能类似,也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了。形式逻辑是哲学思辨的基础工具。我国古代的思想家,便没能够独立产生这样的利器:
印度教五支论式
山上着火了(待证命题)。
因为它在冒烟(理由陈述)。
冒烟的东西都着火了,例如厨房(规则与正例)。
山也是如此(规则应用)。
所以山上着火了(命题得证)。
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式
冒烟的东西都着火了(大前提)。
山在冒烟(小前提)。
所以山上着火了(结论)。
总体而言,在世界哲学的舞台上,印度传统较中国传统的地位更高。罗素《西方哲学史》认为,西方十九世纪精神生活得到较大发展,一大原因,就是“欧洲比以前多注意到了古代和近代的印度哲学”。叔本华是那一批哲学家中的显要代表,他将印度教经典《奥义书》和柏拉图与康德并列,算作他哲学思想的三大来源之一
印度教如此细密的宗教哲学,无疑是宗教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但有趣的是,印度教又是盛行祭祀,神灵众多的宗教,其中甚至还包括极为原始的性器官崇拜,而这些特征,显然又是较原始的宗教的特征。
我们考察人类宗教的发展历史可知,人类产生神灵崇拜的顺序,一般是遵循“就近原则”的。也就是说,人类首先崇拜那些具体的神灵,然后崇拜那些抽象的神灵;首先崇拜那些容易看到的神灵,然后崇拜那些虚无缥缈的神灵。人类是从自然界走向人类社会的,因此原始人首先崇拜的往往是代表风雨雷电这样的自然神。
我们不妨翻开《梨俱吠陀》,全书共10卷1028首圣诗,都是对神灵的赞美之辞,其中赞颂最多的,是雷电之神因陀罗,约250首,其次则是火神阿耆尼,约200首,第三是酒神苏摩,约120首,其他较为重要的,如风神伐由、黎明女神乌莎斯等等,也大多是自然神。火和雷电并非自然界最常见之物,然而献给相关神灵的圣诗最多,可见原始宗教很大部分起源于或发展于原始人类对强权的恐惧心理,这也是相对浅近简单的情感。
印度火神阿耆尼,在吠陀神话中,是肤色赤红、浑身光辉灿烂、以山羊为坐骑的形象。
宗教继续发展,所崇拜之物,就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对自然强权的恐惧,对酒色的追逐,就逐步被对律法和道德的尊奉,对真理和美善的追求替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发展下去,自然对自己的过去产生羞耻和拒斥,逐渐消除了原始宗教的遗迹。
而印度教则颇为独特,它的等级森严,信徒的上层和下层是脱节的:印度教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发展出了抽象精密的宗教哲学,例如,他们认为抽象的“梵”才是最高存在,各种各样的神灵是虚幻的,不过是梵的显现而已。据此,偶像崇拜就毫无意义。但底层信徒没办法理解那一套,所以继续崇拜象头神(主财富智慧)和“林伽”(男性生殖器象征,主生儿育女)。在许多方面,印度教是世界宗教著名的活化石。在印度教的底层,历史似乎停止了脚步。
象头神(主财富智慧)和“林伽”(男性生殖器象征,主生儿育女)
五、等级制:精英的来源
我们前面介绍了印度教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几个荦荦大端。可以概括地说,印度教是一个等级的宗教。印度教几乎所有重要的教义,都是以维护和强化印度传统等级制度——也就是“种姓”为目的的。这种被极端强化后的等级制度,使得印度,包括印度教的内部,也产生了上下等级之间判若云泥的差异。
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文章开头谈到的印度精英们。美国印度裔高管的代表,微软CEO Satya Nadella和谷歌CEO Sundar Pichai,都是婆罗门出身。那两位著名的印度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和拉曼,实际上也都来自婆罗门种姓,即使是那位著名的“印度草根数学天才”拉玛努金,其实也来自婆罗门世家
微软CEO Satya Nadella
谷歌CEO Sundar Pichai
难道这个世界真有生而高贵的群体存在吗?未必如此。
过去欧美曾有一些关于不同种族平均智商的研究,调查结果是白人显著优于黑人;一些政治家据此鼓吹种族生而不平等的观念。但这些研究往往没有考虑各种族民众不同的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当控制了这些环境因素之后,在某些研究里,不同族裔之间的智商差异就大大缩小了
印度教种姓制这样的等级制度也是类似的:高等级出身的人也许显得更有追求,更有成就,更有道德,但这往往源于教育和物质条件的差异。然而,教育水平和物质条件确实和个人成就存在关联。无论如何,更好的生活和教育,都是值得我们尊重和追求的。印度精英创造的哲学、艺术和科学技术也值得尊重。
从这一角度来说,印度是中国的反面:印度传统的等级过于固化,虽然产出了一流的文化,但也使得精英和民众脱节;而中国历史上,精英阶层往往备受摧残,这一点到文革时代到达顶峰,甚至形成“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极端民粹观点。而那个时代,也正是我们的哲学、艺术、科教水平最为凋敝的时代。等级和歧视链也许是错误的,是有罪的,但逆向的等级和歧视链为害更大。
电影《霸王别姬》中,赞助京剧的没落贵族袁世卿(其原型为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世卿”即“贵族”)一旦被除去,程蝶衣的艺术就将面临灭顶之灾,民众也就可以准备面对“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文化环境了。
自十九世纪初,西方文化大举进入印度之后,印度思想家们就开始了“印度教现代化”的旅程,废除种姓制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较高种姓出身的政治家与思想家,恰恰成为呼吁废种姓的先锋。婆罗门泰戈尔在小说《素芭》、《戈拉》中揭露和批判了种姓制度对个人造成的不幸。达耶南陀是印度首先提出义务教育思想的宗教改革家、教育家,出身于婆罗门世家,他的义务教育理念,源自婆罗门等统治种姓自幼对精神修行的注重——“梵行生活”。而达耶南陀将这种生活推广为面向所有种姓儿童的义务教育
圣雄甘地也曾在1933年于金奈公开发表演讲,反对种姓制度。甘地本人的种姓归属暧昧不明,但可以确认的是:他属于三大统治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肯定不是首陀罗出身。甘地本人生活富足,19岁留学伦敦大学,获得大英帝国律师执照,回国成为律师,显然属于精英之列。而甘地的继承者,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则无可置疑是婆罗门出身。
圣雄甘地
正是婆罗门出身的尼赫鲁领导改革了印度法律,在法律层面上废除了种姓制。印度宪法第15条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因种姓、宗教、出生地而受歧视”;印度宪法第17条则规定废除了歧视旃陀罗的“不可接触制”。类似欧美各国对弱势群体的扶助,印度也在议会两院、政府机构、国营企业和升学考试中,为低种姓者保留了一定的名额。目前印度的身份证件上,也不再记录任何关于种姓的信息。这种做法是符合现代精神的:如前所述,血统并不直接决定意味着能力和德性。在民主时代,用血统简单粗暴划定种姓的做法已经非常落伍了。
自然,根深蒂固的传统矫正不易,但讽刺的是,现代印度种姓制度遗风最盛之处,恰恰是在低种姓者众多,贫穷愚昧的偏远农村。这有些类似19世纪20年代的俄国:牺牲生命,试图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废除农奴制度,解放农民的并不是俄国农民本身,而是身为贵族的十二月党人。这当然是一种矛盾,但这种矛盾是合理的:具备更好的物质条件和教育水平的精英,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作威作福的精英等级制度不可有,负重致远的精英精神不可无。如果印度教和人类历史上的等级制足以留给我们什么启示的话,这正是其中重要的一条。
“1826年7月13日至25日,十二月党五人毕命于此”——他们多是拥有土地和农奴的贵族出身。
注    释
①   https://www.sohu.com/a/140288573_167921
②   http://www.sohu.com/a/196006275_657288
③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literacy_rat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GNI_(nominal,_Atlas_method)_per_capita
④   "C −1 Population by religious community – 2011". Office of the Registrar General &Census Commissioner.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25 August 2015. Retrieved 25August 2015.
⑤   迭朗善《摩奴法典》第一卷创造1-3条,马香雪转译
⑥   法显《佛国记》:“旃荼罗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国中不养猪鸡,不卖生口。市无屠店及沽酒者,货易则用贝齿。唯旃荼罗、渔猎师卖肉耳。”
⑦   朱明忠《印度教》P193-194
⑧   《梨俱吠陀》第10卷第90节。《摩奴法典》第一卷第三十一条也有类似记述:当时,为了繁衍人类,他从自己的口,臂,腿,足,创造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
⑨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⑩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P5-6,商务印书馆
⑪   http://www.notablebrahmins.com/category/business/
https://brahminsexposed.wordpress.com/2016/01/17/list-of-brahmins-those-are-succesfull/
⑫   如Tong, S., Baghurst, P., Vimpani, G., & McMichael, A. (2007).Socioeconomic position, maternal IQ, home environment, and cognitive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pediatrics, 151(3), 284-288.
Turkheimer, E., Haley, A., Waldron,M., d'Onofrio, B., & Gottesman, I. I. (2003). Socioeconomic status modifiesheritability of IQ in young childre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6), 623-628.等等。
⑬   达耶南陀·萨拉斯瓦蒂,《真理之光》:“安排男孩子和女孩子都过梵行生活并接受教育――这是一个国王的职责。不服从这种规定的父母,必须受到惩罚。在国家的管辖下,任何人都不能让自己八岁以上的子女留在家中。”转引自朱明忠《印度教》P33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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