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家的眼里,城市是人们选择的结果。
尽管在香港,房价高到连4平方米的出租屋都是一种常态。
但仍有源源不断的内地年轻人想方设法来到香港,并坚持留下。
我是港漂大军中的一员,今年是我在香港的第九年。
其实,“漂”这个字用在现在的我身上或许已不太合适:前不久,我和老公一起买了房子,在这座城市正式“扎了根”。
拿到新家钥匙的时候,恍惚有种不太真实的感觉。
九年前的一个周六,我拖着行李,从罗湖过关来到香港。
那时还没有西九龙高铁站,周末的罗湖关口,人多得几乎要把我挤得双脚离地。
那时我只有22岁,在来香港读书前,香港只是电视剧和电影中的香港。
那时我对生活的想象力只有一年Master的长度,感觉拿永居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
“等到能拿永居的时候,我都快30岁了!”
那时觉得30岁真遥远啊。

窗外日光弹指过,那时感觉遥远的未来,此刻已真切地将我裹挟。
回望过去九年,从“飘摇”到“扎根”,能将故事串联的,竟是住过的形形色色的房、睡过的大大小小的床。
对于港漂而言,房间的面积和床的宽度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一个人的成长与进步。
借此机会,便盘一盘那些年我曾住过的房子们吧。

第一站:大围

我在香港的第一站,落脚在了离学校一站路的大围。
当时住的小区名曰“云叠花园”,和大名鼎鼎的名城隔着马路相望,房租却比名城少三分之一。
我们六个女生租了一套三室的房子,一个房间上下铺睡俩人。
我和大学好友住一个房间,我睡上铺,床贴着窗,脚贴着窗式空调,月租2500。


刚来香港的时候,总觉得香港的窗式空调比内地的分体式空调冷好多。
即便是夏天,即便盖着被子,空调的寒气依然能穿过被子往脚底板钻。
几年后回了趟大围吃烧鹅,路过当时住的小区,想起夏天夜晚用毯子裹着脚睡觉的时候,有些想笑。

房间太小,放了高架床几乎没什么剩余的空间,于是我们的书桌和衣柜都堆在了客厅。
赶due的时候,客厅整个就是自习室;学累了,便聚在一张桌子上一起看《爸爸去哪儿》。
12月,考完试的夜晚,空气是清凉的薄荷味儿。
喊上室友在家楼下通宵开业的糖水店点上一份椰子海底椰和核桃露,再加个例牌肠粉和烧麦,这几乎算得上是真正的快乐了。


毕业后,我们四散东西。
室友们都回了内地,我找到了工作,留在了香港,重新找起了房子。
学传媒的人,工作的第一站不是观塘就是将军澳。
考虑到通勤、预算和居住条件,我把在香港的第二个住处安在了当时还是一片荒凉的康城。
康城的回南天
第二站:康城

那时的康城还不是现在的港漂买房圣地之一,除了峻滢和日出康城1、2期,其他地方都是空地。
地铁8-10分钟一班,整个康城只有一个惠康和一个万宁。
想外出吃饭最近的地方也要坐小巴去宝琳。
我在寄托上找到了室友,三个人租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700多尺,当时的售价只要400万。
我住次卧,房租4500,约等于月薪的三分之一。

虽然付房租的时候有点肉痛,虽然房间只能塞下一张宜家单人床和衣柜,但关上门也算是有了自己的一方空间。
房间的窗户很大,正对着山。
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天上棉花糖似的云在翠绿的树林中投下一片片阴影。

美中不足的是,康城的湿气太重了,而长实的房子隔音也太差了。
室友加班到半夜回家,开门关门走路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
一年后,房东要卖房子,刚好发小的室友即将退租,邀我同住。
于是我搬离了康城,搬去了红磡。


第三站:红磡

在红磡,我和另外三个姑娘住在海滨南岸,依然是三室的房子,其中一人要当厅长。
原本分配好了各自的空间,但一个姑娘突然改变了主意,不想住客厅。
于是我顶了上去,成了厅长,月租4000。


在香港,厅长的隐私完全取决于户型和室友的素质。
虽然当时房子的格局让客厅几乎毫无私密度可言,但幸运的是,室友都作息规律且会为他人着想。
更难得的是我们的作息几乎完全一致,因此虽是厅长,居住体验也还算愉快。


不过,在红磡没住多久,我就被公司派去了北京,不得已只能另找租客转租。
所有家具都留下,忙乱地收拾行囊向北方奔去。



第四站:香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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