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年中,一组数据显示:在五一假期婚礼季,“出租伴娘”的交易量相较前一年增长20倍以上,服务价格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门槛低、周期短、福利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成为一名“出租伴娘”,在各大社交平台与新娘建立联系,完成一次兼职。
甚至,发展出“伴娘”这一职业。
与行业发展相契合的是,越来越多的新人,会选择租一位陌生人当伴娘,出现在自己婚礼上,而非邀请熟识的亲友。
“出租伴娘”俨然成为当代年轻人适应、继承民俗文化的得力助手。
在代际冲突中,一些温暖的、亦或荒诞的故事,就此发生。

这届年轻人已经不想再麻烦朋友,欠下人情了。
过去,熟识的朋友陪伴新人完成婚礼,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习俗。而如今,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疫情的影响和“远嫁”增多,不爱线下社交,而且寄生于网络的年轻人,选择以最简单、高效的方式完成婚礼仪式,哪怕为此多花点钱。
社会由“熟人社会”演变成“陌生人社会”,当人与人之间的交互需要遵循某一种既定的规则,“人情”不再是生活的必需品。
前几年,有一部黑马悬疑片《平原上的夏洛克》引发讨论。
其中一个故事情节是:
主人公的好友因车祸入院,两个农民化身“侦探”进城追凶,却由于城乡之间割裂的处事方式,引发一出又一出的荒诞戏。
农民想查看镇上商铺的监控录像,遭到拒绝。他们打电话给朋友,朋友再打电话给朋友,最终如愿看到监控。
而在城里,这一招行不通了。他们想进入小区,没有认识的朋友,百般求情不起作用,不得不假扮外卖员进入,却被保安发现、驱赶。
《平原上的夏洛克》截图
农村按人情办事,城市看规矩定调。
远离农村的年轻人,早已习惯了城市的秩序化。人情变得既廉价,又宝贵。廉价是因为人情可有可无,宝贵是因为一旦欠下人情,很难偿还。
从某种层面上讲,“出租伴娘”的产生,折射出当代社会生活规则的深刻变化。
最近,「最人物」与多位“出租伴娘”、婚庆从业者聊了聊。
通过突破传统桎梏的新兴职业,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新的思考。其中,有人籍此找到人生方向,有人看到婚姻最美的模样……
2022年年初,26岁的小星刷到介绍“职业伴娘”的视频时,眼前一亮。
她生活在武汉,工作相对清闲,而职业伴娘周期短,钱多,还能见证别人的幸福。她似乎没有拒绝的理由。
抱着“挺好玩”的心态,小星开始在社交平台发广告,至今做过7次“出租伴娘”。
对于小星而言,伴娘的工作很简单,只需要把新娘当作朋友,工作内容亦成了参加朋友婚礼。
早上新娘要化妆,她赶到新娘家里帮忙。“帮忙”没有具体的指向,不同婚礼有不同的需求,难以一言概之,待客、跑腿、给新娘倒水……
用她的话讲,就是“打杂”。
小星在婚礼上偶尔的惬意时刻
在这之外,具体的婚礼流程倒是相差不大。
接亲队伍到来,伴娘开始堵门,给新郎伴郎出难题。在喧闹声中,接亲队伍闯过伴娘的阻拦,抱走新娘,赶往婚礼现场。而小星此时负责保管行李,跟在新娘身后提裙。
到了酒店,事情变得简单。大家的目光聚焦在新娘和新郎身上,伴娘只需要美美地站在一旁,不用说话,也不用挡酒。
小星对新娘的信任,基于婚礼前的沟通。新娘会提前几个月找伴娘,互相了解,确定好举办婚礼的地点、流程、风俗,觉得没问题,彼此建立信任,才合作。
某社交平台上,有顾客咨询“出租伴娘”
新娘对伴娘的外貌,有特定要求——伴娘不能太好看,也不能太难看。前者避免抢走新娘的风头,后者满足新娘对排面的要求。伴娘的性格要活泼开朗,且不提能不能活跃气氛,至少不怯场。
小星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经历,是扮演新娘的发小,上台发言。
当时,雇主新娘有一个感情很好的朋友,多年不见。婚礼在即,对方却受限于疫情,不能到场。
于是新娘找到小星,希望她能扮演“发小”。小星爽快答应了,“(因为)我跟新娘比较有眼缘。”
举办婚礼前,小星和新娘对剧本,熟悉两人共同的交集,力图扮演好发小的“角色”。婚礼那天,她站上舞台,讲述自己和新娘的故事,并发表祝福。
现在回忆起那段工作经历,小星坦言自己很紧张,与此同时非常开心,事后和新娘成为真的朋友。
小星参加的婚礼

作为一个新兴行业,能给平淡的生活制造意外,让“出租伴娘”散发着莫名的吸引力。
过去有一个说法,女人当超过三次伴娘,会嫁不出去。原因是做伴娘会把自己的姻缘分给新娘,次数越多,缘分越薄。
小星不相信这种没有科学依据的说法,“光是参加家里姐姐的婚礼,就不止三次。”
但她同样拒绝成为“全职伴娘”,“我比较随性,偶尔去玩玩还不错。”
同样作为“出租伴娘”,谢宇科做出了与小星截然不同的决定。
她今年22岁,浙江人。大二那年,她尝试当了一次出租伴娘,此后逐渐爱上了这个职业。短时间内,她开始组建团队、注册公司,并打造伴娘伴郎的租赁平台。
这一切,被她形容为一次“意外”。
2020年10月,在四川读书的谢宇科打算回趟家。路费昂贵,她盘算着能不能做一次兼职,既报销路费,又可以游玩一趟。
恰好,她在网络上发现了一个租伴娘的帖子,婚礼地点在杭州萧山。 
在这之前,谢宇科对这个职业闻所未闻,出租自己,也是未曾有过的经历。促使她毫不犹豫接下订单的动机,或许只能用“00后性格生猛”来解释。
当然,从客观上讲,这份工作的时间、地点都非常契合她的回家计划。更何况,对方开价高达1600元。
谢宇科和雇主的交流很和谐,谢宇科认为,因为她和新郎同姓,以及爷爷就是萧山人,这让对方感到亲切。
婚礼顺利结束,除了谈好的费用之外,外加堵门红包、家长红包、伴手礼等,谢宇科收获了将近2600元。
那是一次梦幻之旅,她向「最人物」分析自己满载而归的原因——一方面是雇主的经济条件优越;另一方面,当时“租伴娘”现象不普遍,业内没有形成统一的收费标准。
如今谢宇科当过四十多次伴娘,已然把“伴娘”当作自己的事业。她常在全国各地飞,足迹遍布广东、广西、云南、浙江、福建等,也见证了不同地方的婚礼习俗。
谢宇科参加的中式婚礼
相对于同城订单,谢宇科对异地订单青睐有加,因为“异地单可以议价”。她的异地单收费定在600-1600元,若遇到大方的雇主报销路费,那这一趟“旅途”将非常愉悦。
然而,高价单终究只是命运对吃螃蟹人的犒赏。
随着出租伴娘的普及,市场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伴娘,行业变得规范的同时,高价单越来越少。若雇主开出高价的订单,必然有额外的要求,比如才艺展示、有丰富经验或承包多场婚礼。
有一点不可否认,“出租伴娘”是一份具备风险性的工作。
谢宇科每次去异地,都会和妹妹保持联系。抵达新娘家时,第一件事是发定位给妹妹,“要是联系不上我,就记得帮我报警。”
当然,这只是预防万一,实际上,她的每一次经历都留下愉快的回忆。
现在普遍文明接亲,她从未遇过婚闹现象。合作之前,新娘会将结婚证拍照发给她,双方处于相对信任的状态。
谢宇科当伴娘期间,发现大家租伴娘的原因各有不同。
她总结了几点——有的新娘是因为疫情,朋友出行不便;有的新娘是因为远嫁,朋友悉数到场的成本太高;有的新娘是因为晚婚,朋友大多已婚。
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新娘不想欠人情。
曾经有一位新娘和谢宇科谈心,“如果找一个朋友当伴娘,同等的人情很难还。”因为自己不能再替对方当伴娘,想要偿还同等的人情,只能刻意满足她的其他诉求,后续更麻烦。
人情难还,是新娘们的心声。
“陌生人社会”不需要“人情”,靠规则维持秩序,而新时代最明显的规则,即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人们越来越能通过金钱,来满足自我需求。
谢宇科对此深有体会,她向「最人物」举了一个例子,来解释这种现象。
“比如我请搬家公司搬家,只需要200元。我叫朋友帮忙确实不用花钱,但搬家之后要请对方吃饭,可能开销更大,对方还不一定满意。”
一方面花钱请朋友可能会产生不愉快,一方面只需要花钱一劳永逸,孰好孰坏?这一届年轻人已经给出了答案。
“出租伴娘”发展得如火如荼,市场同样存在“出租伴郎”的需求。
小胡是一位“出租伴郎”,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某伴郎伴娘交易平台的创始人。他几乎是最早一批做“伴娘伴郎出租”生意的创业者。
而他创业动机,来自于自我需求。
小胡第一次工作拍下的贴纸

2019年的某一天,小胡突然意识到,自己29岁,未婚,如果过几年结婚,身边的朋友基本都结婚,会不会没人当伴郎?
经过一番思索,他得出肯定的结论。然后转念一想,现在科技发达,能否通过网络租伴郎。他打开电脑,在搜索引擎上搜索关键字,没想到找不到相关信息。
这触发了他作为创业者的思考,“我有这个需求,别人肯定也有。”接下来,他做了简单的市场调研,发现每年“出租伴郎伴娘”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加。
“一个尚未启动且能启动的市场,没有理由不让我心动。”他告诉「最人物」。
2019年11月,小胡自己开发的伴郎伴娘租赁信息发布APP上线。他没有费心运营,而是希望市场给出答案。一年半之后,软件下载量超出了他的预料。
由于需求量激增,他开始招人、投入资金运营。即便如今软件尚未盈利,但对于对行业前景的看好,他信心满满,“每年用户和需求量都跨越式的增长。”
目前,他研发的软件用户总数超过了11万,其中伴娘和伴郎的比例是9:1,以至于伴郎的收费相对较高。
小胡认为,市场对伴郎和伴娘的需求相差不大,由于男性对行业的接受度低,才造成“阴盛阳衰”的局面。
他当过9次“出租伴郎”,不觉得丢脸,“第一次会因为不懂而感到害怕,之后反而越来越喜欢。”
家人和朋友都支持他,唯一的苦恼,是女朋友会吃醋。
小胡没辙,只能哄——保证在婚礼时不看伴娘,尽量不和伴娘说话,以及发生身体接触。
小胡参加的西式婚礼
经过亲身经历以及对市场的长期观察,小胡也在这个新兴行业里,发现了许多乱象。
“伴娘伴郎”这个岗位没有门槛,行业对伴郎伴娘的要求,即是雇主的要求。身高、长相、学历、语言、才艺……都由雇主来定。
因为没有限制,部分人跟风加入,反而被有心人士利用。小胡告诉「最人物」,现在有人借用“职业伴娘”的噱头,收割市场。具体体现在,借培训、拉群的名义乱收费。
在他看来,不同的新人,在不同的地域,会有不同的婚礼流程,根本不存在方法论,“你平时给朋友当伴娘,会有培训吗?”
另外,小胡强调,伴娘市场已经饱和,不要妄想辞职赚大钱。
“全职伴娘的月收入?4000左右吧。”
阿宋今年26岁,刚好在五月成为全职伴娘,收入确实在4000元左右。
她曾在当地商超做导购,工作时间两班倒。今年5月,阿宋的工作柜台被撤销。
幸运的是,她失业的同时,迎来了五月婚礼季。她干脆全职当伴娘。
阿宋的接单渠道主要在个人社交平台。
她不喜欢在专业平台接单,因为竞争激烈,可能会出现几十个伴娘抢一个名额,由新娘作最后定夺。“况且,平台还收取手续费。”
而完成一次伴娘的工作,她能得到300-400元的费用,“报价不高,没办法,西安太卷了。”当地的女大学生们,会将价格压低至200元。
穿着中式伴娘服的阿宋
若新娘要求不高,阿宋都会想尽办法满足雇主的要求。
有一次,一位陕西洛川的新娘需要4位伴娘,新娘要求伴娘们排出一个节目。
她当即联系上三位姐妹,按照新娘发来的视频练舞。出发前,四个人碰面整整排练了一下午。
2022年5月19日下午3点,阿宋其他三位伴娘从西安出发,经过6个小时的车程来到洛川。
一下车,她们马不停蹄地彩排节目。等到晚上10点多回到酒店,还要先布置婚房,1点多才上床休息。第二天,她们5点起床,忙到将近2点才吃午饭。
阿宋笑着说:“两点才吃饭,还挺难熬的。”
婚礼结束,她们启程回西安,临走前,却遭到新娘朋友的百般挽留,希望第二天可以一起逛街。随后,新娘悄悄找到她们,每人加三百元,将她们再留一天。
这次工作让阿宋疲惫不堪,好处是收费高,玩得开心。
对于阿宋而言,当“出租伴娘”最开心的时刻,莫过于工作得到认可。
伴娘有时候会很辛苦,早起床,晚吃饭。按照惯例,出租新娘不要伴手礼,但有些新娘还是会准备红包和伴手礼,向她们表示感谢。
当过20多次伴娘,不断在婚礼上见证美好,阿宋对这份工作的喜爱难以言表。有时候她会主持接亲游戏,融入其中,“大家真的像朋友一样,可好玩了。”
但也有意外的时候。曾经有一次,阿宋在合作之后,将对方拉黑了。
那次婚礼前一天,新娘失联,直到晚上才回复信息。对方称因双方吵架,婚礼取消。而此时,为了不耽误雇主人生大事,伴娘们早已从外地赶到。
取消的婚礼,在几个月后重新举办,阿宋又联系其他伴娘,一起赴宴。
阿宋形容那场婚礼极其草率,该有的接亲仪式全都没有。接亲结束后,出发去酒店时,又发现婚车不见了。等来了婚车,新郎又忘记带结婚证……一切准备就绪后,新郎新娘开始无休止的争吵。
最恶劣的是,事后新娘企图拖欠伴娘们的尾款。这成为阿宋少有的尴尬时刻。
过去的一段时间,阿宋见证过很多婚礼。有的奢华,有的简单,有的诚意满满,有的难掩敷衍……
她有一点感受很明显,婚礼的好坏和金钱无关,“婚礼现场的气氛,就能映射出新郎新娘双方的状态。” 
总在见证别人的幸福,阿宋难免也会期待自己的婚礼。她对婚礼的要求,只有一点——必定不能拘泥于形式。
她说:“伴娘可以没有,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闺蜜团,即使她们结婚了也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大家在一起。”
当金钱和效率抹平人情债,年轻人的选择看似高效,却又体现出一种莫名的悲伤。复杂甚至麻烦的亲情和友情,在高效中消失,那能够留下来的回忆,还有什么呢?
在阿宋看来,亲朋好友到场,在一片祝福声中完成人生的仪式,这或许就是最好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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