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威斯康辛大学英语系教授,原载纽约时报。

1993年,我正准备搬到密歇根州去读研究生,一位韩裔美国朋友送给我一句忠言:
“伙计,听说过陈果仁吧。”
我从没听说过陈果仁。但后来我了解到,大约10年前,他在底特律附近被杀,一名汽车工人用棒球棒打死他。当时,美国汽车业一蹶不振,而日本汽车业正在崛起。
陈果仁是华裔,不是日本人。但这并不重要。当时,27岁的陈果仁正在一家俱乐部举行结婚前的单身派对,据称,袭击者罗纳德·埃本斯对他大加嘲讽,夹杂着脏话说,“我们丢了工作都是因为你。”
埃本斯与县法院检察官达成认罪协商,承认犯有过失杀人罪。埃本斯的继子是一名失业的汽车工人,案发时和埃本斯在一起。埃本斯第一次击打陈果仁时,他的继子抱住了陈果仁。面对同样的指控,继子没有认罪。

他们每人被罚款约3000美元并处以缓刑,但没有被判入狱。联邦曾指控他们侵犯陈果仁的公民权利,但这项努力最终失败了。两人都表示,他们的动机不是种族仇恨。
1982年亲戚搀扶陈果仁的母亲离开底特律市大楼
但读到陈果仁被杀事件的新闻改变了我对自己身份的看法。和他一样,我来自一个华裔家庭。但我也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亚裔美国人。
这样想的并不止我一个。
在关于陈果仁被谋杀的影响的纪录片《谁是陈果仁?》(Vincent Who?)中,法律学者吴华扬表示:“在陈果仁案之前,可以说没有亚裔美国人这个概念。”
这句话的意思是,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们亚裔并不认为彼此之间有多少共同点。但是像“永远的外国人”这样的刻板印象暴露出我们在歧视面前的共同弱点,也将我们团结成一个群体,无论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意识。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是基于种族的。
今天,种族——而非民族或国籍——似乎也解释了在新冠期间美国反亚裔暴力事件的激增。在全国各地,亚裔美国人的袭击者似乎并没有区分亚裔美国人和亚洲国家的人。
但在1982年,在底特律身为日本人是具有贬义的,不但有经济原因(日本人为了将自己的国家转变为工业强国所做的努力),也有种族原因。这些紧张局势恰逢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表现为去工业化的加速。今天,美国面临一个强大的亚洲竞争对手,为反亚裔攻击奠定了基础。
1970年代后期,克莱斯勒汽车的困境标志着国内制造业全面衰退的开始。到1980年,日本的汽车工业首次超过美国。克莱斯勒在1979年获得15亿美元的联邦贷款才免于破产。1985年,罗纳德·里根总统决定不再延长日本汽车进口的自愿配额,理由是需要“自由和公平的贸易”。
今天的亚洲对手不是日本而是中国。2016年,作为总统候选人,川普发泄说:“我们不能继续让中国强奸我们的国家。”作为总统,他明确地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来激起反亚裔情绪,这个词不出意料地成为了泛指亚裔的诽谤性叫法。
他们的叙事是这样的,我们习惯的生活方式遭到破坏,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这都要归咎于中国,而不应该归咎于美国政府拙劣不力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
拜登总统敦促从过去政府的失败政策中撤退,虽然他的劝告没有那么夸张,但仍然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的担忧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将反亚裔暴力本质上视为种族问题,所以我们倾向于寻找反种族主义的解决方案,例如新的仇恨犯罪立法,但这可能无法充分解释暴力背后的经济不平等。
2021年,拜登签署了《新冠仇恨犯罪法》,使上报仇恨犯罪变得更加容易,并加快了审查过程。然而,根据纽约亚裔美国人律师协会今年发布的一份纪念陈果仁的报告,纽约市同年报告的233起反亚裔袭击事件中,只有7起承认犯下仇恨犯罪。
1982年,陈果仁不仅仅是日本汽车工人和高管的代罪羔羊。那些曾经稳固地处于中产阶级的人迅速跌落,陈果仁也成了他们生活一落千丈的代罪羔羊。
陈余琼芳拿着儿子陈果仁的照片
今天,在中美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我们还为一种正在消退的幸福感背锅。只要关于中国的种族主义“黄祸”信息继续存在,并被允许用来掩盖在美国造成代际分裂和疏远的深层结构性力量,反亚裔暴力将继续存在。
我希望陈果仁成为逾期正义的更强有力的象征——不仅对亚裔美国人,而且是对所有知道自身价值超越了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索求的美国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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