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哈耶克的演化论需要米塞斯

为什么哈耶克的演化论需要米塞斯

文：朱海就编：瑞秋的春天

众所周知，哈耶克强调“演化”，演化的机制是群体选择，即采用某种有效率的规则的群体会胜出，而采用没有效率的规则的群体会被淘汰掉。这样一种演化机制强调的其实是模仿，而不是理性的运用。哈耶克没有认识到，人有可能因为长期接受一种错误的观念，而使优良的制度，即普遍增进公众利益的制度无法演化出来，如某些国家会长期守着一种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所以，并不是人的任何行动都能演化出优良的制度。人类社会是文化演化，而非生物演化，在这个演化过程中，人的理性扮演重要角色，即不能把人视为一个只有模仿功能，而不具有理性认知能力的个体。事实上，理性对制度演化的重要性，正是米塞斯强调的。

那么，米塞斯强调的理性，究竟是如何关切到优良制度的演化问题的呢？或者说，如想演化出优良的制度，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理性呢？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与“确切法则”相关的理性。

一个正常的社会之所以具有自发性，成为一个精巧的秩序，是因为有一底层的逻辑在起作用。这就像自然界有物理法则在起作用一样。这个底层逻辑就是前面说的确切法则（exact law），它为门格尔所提出。这种法则必然具有“先验”的特征，即它是无法通过“观察”的方式获得，因为我们所直接观察到的“现实”，都是各种观念的产生的现象，底层逻辑是无法被直接观察的。或者说，确切法则是先于具体的社会形态而存在的。经济学正是探寻这一底层逻辑（确切法则）的科学，这也是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所在。

那么怎么才能获知这一“确切法则”呢？我们说，人是观念动物，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只是基于特定观念的人的行动的产物，它不代表观察到的现象必然会发生，或者说，我们无法通过直接观察现象来获知必然性。为了获得确切法则，必须超越现象（历史），剥离具体观念的影响，去考察抽象的、不受观念影响的人的行动，这样才能建立一般的、形式化的理论。

米塞斯的行动学正是这么做的，他不像实证主义者那样，运用假设-检验的方法（那样做只是在“历史”层面打转，而无法获得历史层面之下的东西，即确切的法则），而是从人的心智结构所固有的行动范畴出发，用演绎的方法，构建行动学的理论体系。这样的理论体系必然是形式化的，不包含具体的历史内容，并且也是必然为真的，因为它是从绝对为真的行动公理中逻辑演绎出来的，真理性已经隐含在人行动这一事实中，所以它是不需要实证检验的。只要公理是真的，且逻辑是正确的，那么其结论也必然是真的。如“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就是这样的行动公理。我们无法想象没有目的的行动构成的社会，或不使用手段去实现目的的人所构成的社会。

行动学法则可以视为上述“确切的法则”，它不是演化的产物，而是被经济学家“发现”的，但由于它是有关社会分工合作的底层逻辑，所以它对社会的演化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只有遵循行动学的法则，才能产生我们所需要的那种演化，如哈耶克说的“自发秩序”。单纯地谈“演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演化”的结果可能是“坏的”。只有当演化概念具有规范内涵，即指涉合作秩序的产生时，它才有意义。而这样的演化，不是自动产生的，它应该被视为特定的理性，即“认识确切法则”的结果。经济学（行动学）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它提供有关合作秩序如何可能的底层知识，包含在这种知识中的因果关系，使人们有可能具有这种“理性”，使他们不至于像有的民族几千年来所经历的那样，在“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对自己有利的”这一问题上糊里糊涂。

如前所述，在哈耶克的框架中，他不怎么强调人需要上述理性。相反，哈耶克强调的是人的无知性，而不是理性的作用。他认为人是通过遵循演化产生的规则获得理性的，他认为理性是文明的产物，而不是文明的原因。哈耶克的这一理性概念更接近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概念，即它指的是对环境的适应或“约束下的最大化”。与这种理性观对应的是，他认为社会演化是对自发产生的“好”的规则的模仿，这是一种消极的演化观。相比而已，米塞斯基于理性运用的演化观是更为积极的。

如前所述，优良的制度不会“自发”地演化出来，特别是当“错误”的意识形态持久存在时，一个社会可能会被锁定在不利于大多数人的制度中。演化其实首先是观念的演化，是观念战争观念的过程，然后才是制度与科技等其他方面的演化，这是哈耶克的演化论没有充分考虑到。如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如长期流行，得不到纠正，那么优良的制度就无法演化产生，如有的民族会抱着两千年前的制度不放。

由于社会的演化是有目的的人的行动的结果，所以理性的运用非常重要，相比之下，哈耶克更多的把演化视为非意图的结果。但两者不是矛盾的，运用理性不等于否定非意图的结果，因为人的理性所能告诉我们的只是“一般”或“趋势”，但不能预测具体的结果，或者说，具体的结果一般来说是非意图的。

米塞斯在“理性”维度补充了哈耶克的演化思想。演化出“好”的秩序，是需要运用理性的，也就是对上述“确切法则”的认识，并遵循它。“漫无目的”的演化是演化不出优良制度的。这种理性的运用是需要勇气的，也是道德的真正检验。所谓承担其公共责任，就是做这种理性所要求做的事。这种理性所指向的道德观，是一种开放社会的道德观，它完全不同于儒家“忠孝”意义上的道德观，后者不是“不好”，但它更多是是一种基于本能的、部落社会的道德观。如哈耶克所意识到的，开放社会的困难在于它要求人们去克服源于本能的道德。在这点上，米塞斯强调的理性可以帮助一个社会重塑它的道德观，这也是产生开放社会的条件。社会的演化，首先是理性的运用驱动的，它推动道德观的重塑，然后是制度的改变，这一演化观与哈耶克的演化观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