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阿特伍德的小说大多都是关于反抗的。因为古往今来的生存问题，无非是反抗自然或是反抗压迫。阿特伍德的小说主要围绕反抗压迫展开。
在阿特伍德的笔下，女性不仅成为了书写者，而且我们必须通过她们的书写来认识她们，了解她们，哪怕这种认识和了解充满谬误，也没有别的办法，她们不再是男性眼中的缪斯、尤物或魔鬼。她们是她们书写出来的每一个字。
特约撰稿 | 张悦然
今年4月，阿特伍德的杂文合集《紧迫问题》（Burning Questions）即将上市。随之而来的将是密集的新书推广活动。虽然早在2004年阿特伍德就为那些无法见到她的读者着想，贴心地研发了可以远程签名的“长笔”（Long Pen），但是这并没有使她停下在世界各地做巡回签售会的步伐。她的个人网站几乎每个月都会更新她的最新动向，晚近的几条包括，参与“可实行乌托邦（Practical Utopia）”计划，为歌手托丽·阿莫斯（Tori Amos）的纪念专辑写了一个故事，继续创作新的短篇集。除此之外，她每天还会在Twitter和Instagram上发布和回复若干消息，有时候甚至跟人吵架吵得不亦乐乎。当Twitter上的人说，你操心这么多，等你死了怎么办，难道你还能从坟墓里跳出来吗？阿特伍德回复道，不一定哦。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摄于2017年）
她将自己旺盛的精力归结于家族遗传，说她母亲身上就有一种不竭的好奇心。促使她注册Twitter，了解NFT元宇宙的，有可能是这份好奇心，然而，确保她能够完成大大小小的采访，在一个个签售会上与读者见面的，则不大可能是这份好奇心。因为那其中包含着大量重复性的、枯燥的劳动。
当你看她的一些采访时，可以感觉到她的回答已经在反复言说中打磨得十分光滑。关于在森林里度过的童年时光，关于在她的大学时代人们对女人的职业想象（护士和秘书），关于在她开始写作时加拿大文学界的状况，关于1989年她如何在柏林开始创作《使女的故事》。这些回答出现在她的演讲里，又被收入进她的书中，同时也出现在名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笔耕不辍是为力》（A Word after a Word after a Word is Power）的纪录片中。但是多年后她依然在采访中回答着这些问题，用她那种仿佛刚从梦中醒来、带有些许鼻音的声线娓娓道来，没有丝毫疲倦。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事情究竟能带给她何种乐趣，毕竟大多数作家随着年龄增长，都会逐渐丧失面对大众的热情。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笔耕不辍是为力》剧照
若是就此简单粗暴地认定，她纯粹是更享受做名人的感觉，也未免有失公允。因为她同时还在不停地写作，算上今年出版的杂文集，她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17部小说，17部诗集，10部短篇小说集，6部童书，7部非小说作品。这样的创作量，在严肃文学的领域里几乎无人企及。因此，无论是公众生活，还是写作生活，83岁的阿特伍德都没有打算退场的意思。我们应该相信，在漫长的半个世纪里，支撑这份文学事业的绝不仅仅是乐趣或者名利之心，而是阿特伍德对待工作的理念。
正如她在此次我们的采访中提到的那样，她来自文学的世界地位比较边缘的加拿大，而且在她开始写作的年代，想要以写作为生是不可能的，所以她必须同时做别的事情来养活自己。这些使她无论对待生活，还是写作，都以“生存”为首要目的，并因此形成了一种勤奋、务实的工作态度。即便时移势易，“生存”危机早已不存在，但是这种工作态度却将终生奉行。
2017年4月23日，阿特伍德在南加州大学校园举行的图书节上为读者签名
永远的“生存”问题
早在1972年，阿特伍德写过一本介绍加拿大文学的书，名为《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Survival：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这部作品虽然不算她的个人创作，却使她在加拿大赢得了很大的名声。该书系统、全面地向大众介绍了加拿大文学，使那些推崇外国文学的读者开始对本土文学感兴趣。阿特伍德选择了用“生存”这个词，来概括整部加拿大文学史。她认为，荒蛮、恶劣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天然属于这个国家的写作主题，那就是应该如何活下去。
虽然大学时攻读的是英国维多利亚文学，阿特伍德也的确从那段辉煌的历史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但是她的写作并没有脱离加拿大这片土地，不仅如此，她还非常自然地继承了加拿大文学的传统。她根据加拿大作家苏珊娜·穆迪的作品创作了诗集，多年以后，又依据苏珊娜·穆迪小说里提到的女囚犯格蕾丝的传奇故事，创作了长篇小说《别名格蕾丝》。在这部以19世纪爱尔兰移民远渡重洋来加拿大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中，“生存”正是女主人公所要面对的问题。
《别名格蕾丝》剧照
阿特伍德对“生存”主题的兴趣，并不仅仅是一种对加拿大文学传统的继承，同时也因为这一主题最能实现她的文学趣味和审美。前面我们提到，阿特伍德曾研习维多利亚时代文学，这一时期的诗歌帮助她构建起丰富的修辞系统，而这一时期的小说，使她沉迷的是那些哥特式的奇情故事。为什么会对它们沉迷，则可能又是由她早年所受的文学影响所决定的。这些影响主要来自《圣经》、希腊神话及一套安德鲁·朗编撰的童话，当然还有当时十分流行的漫画。她曾在解释《圣经》对自己的影响时说，因为那里从来都不缺血腥和杀戮的故事。也就是说，那是一个故事的宝库。同样，安德鲁·朗的童话集也是。她的故事来自那里，她的人物也来自那里。
阿特伍德并不是一个取材于个人生活的小说家，事实上，她的诗歌可能和现实的关系还更近一些，比如《权力政治》所表达的是第一次婚姻失败之后，她对于两性关系以及婚姻的思考。但她的小说除了早期的《浮现》带些自传色彩，基本上与自身经历切断了关系。它们很大程度上发端于一个有意思的点子，然后阿特伍德会在她的故事宝库里寻找合适的故事原型以及人物原型。
阿特伍德开始步入文学舞台的时代，正是后现代文学在美国大行其道的年代。传统的叙事被彻底颠覆，故事像一面从高处扔下来的镜子，被摔得粉粉碎。大家忙着用那些碎片拼出各种怪诞的造型。在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巴塞尔姆的笔下，白雪公主和七个矮人都成了穷极无聊的纽约市民，整个小说如同一座用语言碎片堆砌起来的壮观废墟。我们看到，这股潮流对阿特伍德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现代主义风格在她的写作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比如，她对拼贴十分热爱，喜欢将文体各异的内容放在一起，使之互相作用，产生新的意义，构成一个全新的文本。再比如，她还偏爱戏仿这种文学手法，曾出版过一本名为《黑暗中谋杀》的小书，由若干短小篇章组成，其实是对波德莱尔《恶之花》的一次戏仿。更不必讲阿特伍德对隐喻、象征等修辞方法的精妙运用，可以说，在她那里后现代技法被施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繁复与绚烂令人惊叹。
但是，阿特伍德并不像一些后现代作家那样热衷于破坏、肢解故事，恰恰相反，她对那些经典故事几乎怀有一种敬畏之情。她邀请它们进入她的小说，并将它们安顿在最尊贵的位置上。也可以说，阿特伍德尊敬的是“讲故事”的古老传统，在讲故事这件事上，她的态度认真，童叟无欺。不过和新颖大胆的形式相比，她的故事显得比较保守，依然奉行着古老世界的秩序，看不出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
有时候，那些逻辑过于简单、情节过于离奇的故事，很容易将一部分读者拦在门外。他们会觉得阿特伍德的小说不够复杂和含蓄，人物过于脸谱化，有一种夸张的漫画感。当然它们作为一种通俗的要素，或许对大众有效，但是事实上，阿特伍德的小说并不是真的那么好读。她所使用的拼贴、戏仿等文学手法，以及她如同铺设地下管道一般在小说里搭建的修辞系统，为资深读者提供了独特的快乐。对这些读者来说，阅读一本小说绝不是为了听一个好故事。那些高级的技法，才是真正决定文学成色的东西。
现在，我们或许应该回到“生存”的话题，试着回答一下，为什么“生存”是阿特伍德小说中绕不开的主题。因为她的故事从经典故事里来，而经典故事大多是关于生存的。在那个古老的世界里，人不会得忧郁症，也不知道孤独是何物，人与人之间不追求融洽的沟通，只要别互相损害就好了。
当然，阿特伍德小说里也写过当代生活，探讨过婚姻与家庭，特别是在创作初期，她的一系列小说围绕女性的身体展开，罹患厌食症的女人，切除乳房的女人，身体成为某种女性争取自由的战场。但是总体来说，她的处理都是非常戏剧性的。《肉体伤害》或许就是很好的例证，这部开始于都市婚恋生活的小说，随着女主人公被卷入加勒比某小国的政治漩涡，迅速演变成传奇历险故事。书写庸常、琐碎的现实生活无法令阿特伍德感到兴奋，从这一点上说，这几年红遍全球的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的自传体著作《我的奋斗》，大概是阿特伍德最没办法欣赏的那种小说了。
在阿特伍德的小说里，必须要有什么事发生，什么样的事呢？她自己曾在文论集《与死者协商》中说，作家扮演着祭司的角色，创作就是与鬼魂打交道的过程，而鬼魂最喜欢的东西是鲜血。所以祭司的手上是沾满鲜血的。至少阿特伍德是这样一位嗜血的女祭司。她的小说里必须要有流血事件发生。谋杀。一种反抗。因为压迫。某种意义上说，关于“生存”，也就是关于“反抗”。因为古往今来的生存问题，无非是反抗自然或是反抗压迫。
纵观阿特伍德的小说创作，主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将故事设置在加拿大，大多涉及加拿大的自然、历史、文化等议题，另一类则是设置在未来的反乌托邦小说。虽然她的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创作于1989年，但创作上真正的分水岭，是2000年《盲刺客》的出版。在那之后，她就开始了“疯癫亚当三部曲”的创作，在科幻小说——或者是她自己所称的“推想小说”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与此同时，她也停止了对加拿大的书写。
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解，甚至觉得惋惜。毕竟她是加拿大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曾凭一己之力，撰写《生存》一书，使加拿大文学得到广泛重视的那个人。不过如果我们从“生存”主题的角度来考虑，就不难理解这一变化。因为她的反乌托邦小说系列，同样是关于“生存”的，只不过它们讨论的不再是加拿大人的生存，而是全人类的生存的问题。
《使女的故事》剧照
当阿特伍德书写加拿大的时候，她关注的是历史，关注的是在那个原始蛮荒加拿大发生了什么。然而对于当今社会的加拿大来说，生存已经不再是它的主题，这里的人和隔壁的美国人一样，陷入了都市人的精神困境。一个加拿大人的精神困境与一个美国人的精神困境有区别吗？肯定有。但阿特伍德对于甄别它们、描摹当代加拿大人独有的精神困境不感兴趣。在一个采访中，当被问及为什么总是关心历史和未来的时候，阿特伍德说，你告诉我现在是什么，现在就是眼下过去的这几分钟对吗？或许我们还可以补充的是，重点在于，这几分钟什么也没发生。
阿特伍德所关心的，永远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好在生存问题并不会就此谢幕，阿特伍德开始把目光投向未来，假设一种坏的可能。她的故事宝箱再次打开，那些沾满鲜血，充满杀戮的故事被唤醒了，并在她的讲述里获得了新生。人们称赞阿特伍德的预言能力，好像她说的事情都发生了。但事实上，她只是说，未来会有新的关于生存的问题再度出现，会有新的压迫和反抗发生。的确如此，只要人类存在，压迫就会存在。这个地球上，永远都有人在思考生存的问题。
成为莉迪亚嫫嫫
随着《使女的故事》在全球范围的广泛流行，阿特伍德成为女性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如今人们想到阿特伍德，那些剧集中深入人心的画面就会浮现：一群圈禁在红袍和宽帽之下的女人，愤怒地喊着口号，手中拿着石头砸向一个男人。故事的主人公奥芙蕾德处于核心位置，其扮演者伊丽莎白·莫斯紧抿双唇，展现出与女主角相匹配的坚毅和果决。这总是给人一种错觉，奥芙蕾德是个有着非凡气魄的领导者。她不是。事实上在原著小说里，她的性格还要更怯懦一点。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海报
《使女的故事》大获成功以后，在观众的期待和呼吁之下，阿特伍德创作了《证言》，并凭借此书再次获得布克奖。这部小说里最重要的女性形象，是参与创立基列国而后又亲手将它摧毁的莉迪亚嫫嫫。这可能是阿特伍德小说中，第一次出现身居要职、获得权力的女人。作为阿特伍德的最新一任女性代言人，她的形象微妙地与阿特伍德重叠在一起，让人想到，阿特伍德曾在好多场合说过，她知道自己有时候会让人有压迫感，但是让人害怕比让人喜爱更容易。
从奥芙蕾德到莉迪亚嫫嫫，从权力边缘走向权力中心，阿特伍德用《使女的故事》系列，充分地表达着自己的女性主义思想。但是正如有时候我们会担忧的那样，思想会伤害人物，思想越强大，人物则可能越虚弱。莉迪亚嫫嫫固然有其复杂、矛盾之处，但她还是更像一些古典故事里的典型人物，那种与男性结盟、迫害同类的女性。
《使女的故事》剧照
事实上，阿特伍德在女性写作方面的贡献在于，在她那些最好的小说里，她提供了一种具有极高文学性的塑造女性的方式。我们看到，在那些小说里，女主人公并不是个性最强、立场最鲜明、最具有行动力的那个女性，而是一个被启蒙者。当然，她的小说里总是不乏兼具勇气和气魄的非凡女性，但她们是配角，是牺牲者，是轰轰烈烈划过夜空的彗星美人。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们的牺牲是反抗父权的运动中必要的流血，必付的代价。然而，在那些性格更为复杂、立场更加暧昧的女主角身上，则反映出阿特伍德对于女性更深彻的洞察。同时，在女主人公的选择之中，体现了阿特伍德的文学观，及对小说文体的创造性探索。
2000年出版的《盲刺客》，使阿特伍德在三次提名之后，终于如愿获得了布克奖。这部作品具有俄罗斯套娃式的嵌套结构，将多种文体拼贴杂糅，是阿特伍德小说中形式最复杂的一部，很多人也认为这是她最好的作品。《盲刺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纽扣商人蔡司的工厂着火，家道中落，商人的大女儿艾丽丝为了挽救破落的家族，嫁给了一位富商，结果富商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将艾丽丝的妹妹劳拉迷奸，又以其患精神病为由，将她圈禁，刚烈的劳拉最终选择自杀，驾车从桥上飞冲而下。
小说还有另一条线，劳拉曾收留激进的革命分子阿列克斯，并对其倾慕有加，但最终读者将会发现劳拉永远无法发现的事，姐姐艾丽丝和阿列克斯曾是一对恋人。听完这个故事，就算是那些对剧透深恶痛绝的读者，恐怕也会原谅我。因为它的情节实在老旧，本身并不构成阅读这个小说的驱动力。相反倒是看阿特伍德如何来挽救这个俗套的故事，或许可以成为去读这本书的理由。
在《盲刺客》中，四个主要角色被捆绑在紧密的关系网里，形成结实的四边形。这种封闭的人物结构，反映出维多利亚时期哥特小说对阿特伍德的巨大影响。它还可能会让我们联想起另一部同样深受哥特小说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就是张爱玲的《半生缘》。
《半生缘》剧照
这两部作品的故事情节非常相似，《半生缘》里的人物关系还疏松一些，至少姐姐没有染指妹妹的爱人。然而，两部小说的最大不同在于，《半生缘》以被摧残的妹妹为女主人公，而《盲刺客》却是由那个“逃不了干系”的姐姐来讲述这个故事。这一视角的选择，就决定了《盲刺客》会比《半生缘》更加复杂。因为姐姐并不是纯粹的受害者，在《盲刺客》中，她虽然不算共谋，但也是默许了发生在妹妹身上的暴行。她那暧昧的立场，斑驳的道德，幽密的心思，都使这个小说不会变成一个“我控诉”的简单故事，也不会沦为一场命运弄人的唏嘘（“世钧，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小说以年迈的艾丽丝的回忆展开故事，衰老所造成的遗忘使其叙述变得不确定，何况还有一种由于无法面对而造成的选择性遗忘也在发挥作用，因此讲述者会在一些重要情节上语焉不详或完全掠过。就算读者努力将其破碎的叙事缝补起来，也会发现这幅拼图少了关键的几块。它们不可能从艾丽丝的讲述里获得，只可能从其他几个嵌套的文本里找到。
这正是我们在前文中所提到的，资深读者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中获得的那种阅读乐趣。他们所要做的是类似破译密码的工作，从完全架空、没头没尾的爱情故事和发生在遥远星球的科幻童话里，寻找艾丽丝没有说出的真相。这同时也在帮助我们了解艾丽丝，我们穿越层层故事套层，所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就是艾丽丝心灵的最幽深之处。当然，解码后的信息并不全都能严丝合缝地填补拼图空缺的位置，那些缝隙需要用想象力来弥合。也就是说，多个关联的文本及文本中的留白，共同构成了艾丽丝这一人物的内心世界。我们也可以认为，《盲刺客》整本书，搭建起来的是艾丽丝这一女性的形象。
与《盲刺客》同一时期，比它早几年创作的《别名格蕾丝》，在塑造女性人物方面，与《盲刺客》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许比《盲刺客》更有趣的地方在于，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格蕾丝只是一个女佣，能认字已是难得，不可能书写自己的故事。但这不意味着她无法创作。她依然可以利用口述的方式，使故事被记录下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格蕾丝也是一位女作家。整部小说围绕着格蕾丝到底有没有犯罪展开，同样使用了真真假假的各种资料，它们合力塑造了格蕾丝这个女性形象。荒诞的是，我们掌握的材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这反倒使我们无法将她看清。
应该说，《别名格蕾丝》与《盲刺客》是阿特伍德巅峰时期的最为重要的作品。这些作品固然延续了阿特伍德一以贯之的压迫—反抗的主题，然而最主要的女性形象，却不是通过故事情节来塑造的。塑造她们的是她们自己的讲述和书写。这种讲述和书写又是一条条交叉又分岔的小径，很多时候它们自相矛盾，破朔迷离。在阿特伍德的笔下，女性不再是由男性定义和描摹的缪斯、尤物或魔鬼，她们是自身的书写者，她们由她们所写的每个字组成，不能概括，不可简化。
没错，倘若遵循阿特伍德的做法，将一个女作家的最终形象，视作她写出来的全部文字的总和，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阿特伍德给她的研究者们设置了巨大的难题。她是她所创作出来的57部作品的总和。如果没有将它们全部读完，恐怕就没办法掌握阿特伍德的完整形象。可是将它们全部读完，我们就真的能够更了解阿特伍德吗，还是会跌入一座由层层文字建造起来的迷宫？不管怎么说，以上给出的数字，只是截止于2022年4月。这个叫阿特伍德的女人，还在用她的书写壮大着那个名叫阿特伍德的作家。
（本文原载于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19期，原标题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个不断在壮大的女人》）
排版：踢踢/ 审核：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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