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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正式公布了“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的裁决文书,以6票对3票的压倒性多数推翻了1973年的“罗伊判例”,使26个州约3600万育龄女性的堕胎权利受到直接影响。该结果的公布也证实了5月2日泄露的文书初稿的真实性。
作为历史产物的“罗伊判例”,尽管有其激进性,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隐性共识。而最高法院推翻该判例的举动,不仅引发了新的法律和社会纷争,也为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开辟了意外的“战场”。能否借助这场风波为妇女权益提供更稳固的立法基础,乃至动员选民,将成为民主党当局的重大考验。
主笔 | 刘怡
“罗伊判例”溯源
即使对久历宦海的乔·拜登来说,“罗伊判例风波”会在2022年5月的第二天突然爆发依然是一个意外事件。“昨天晚间,罗恩·克莱恩(白宫幕僚长)打电话给总统,提醒他关注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公布的一份文件。”5月3日,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Jen Psaki)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告诉随行的记者团。按照原定安排,总统一行将在3日上午从华盛顿飞往亚拉巴马州的特洛伊,视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位于当地的“标枪”型反坦克导弹生产车间(“标枪”是俄乌冲突期间“北约”向乌军提供的重要武器装备之一)。拜登将在特洛伊公布最新的、总额达到330亿美元的对乌援助计划的细节,并就即将出台的学生贷款债务减免方案接受记者提问。然而在前一晚的文件事件过后,所有人都只剩下了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最高法院有可能推翻1973年的罗伊判例?”
“我对此深感担忧:50年后,女性可能再度失去选择权”,拜登在特洛伊的机场跑道上给出了他的回答。
2022年5月1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一名妇女推着婴儿车经过最高法院大楼。最高法院在罗伊判例风波中的表现,使得许多美国民众再度开始质疑这一制度的合理性
罗伊判例,全称为“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是一桩年代久远,但对美国社会至今具有重大现实影响的最高法院司法判例。1968年,一位21岁的白人单亲妈妈诺玛·麦考维(Norma McCorvey)在她的常住地达拉斯(得克萨斯州第一大城市)发现自己第三次怀孕。由于无力抚养婴儿,她试图寻求手术堕胎,但这在当时的得州属于违法行为。两位年轻的妇女权益律师琳达·科菲和萨拉·威丁顿(后来出任过白宫政治办公室主任)鼓励麦考维以“简·罗伊”(Jane Roe)的化名在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控告当时的达拉斯县地方检察官亨利·韦德(Henry Wade,他是得州刑法中的反堕胎条款在达拉斯县的第一执行人)违宪。
970年6月,地方法院裁定原告胜诉,并宣布得州的反堕胎法条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九修正案保障的公民隐私权——换言之,是否终止婴儿妊娠被视为仅可由孕妇及其医生商讨的“隐私问题”,公共权力不应介入。但判决书并未顺势要求禁止在得州范围内继续执行反堕胎法令,这令原被告双方都感到不满,得州当局遂决定向最高法院提起进一步上诉。
1989年4月29日,罗伊判例的当事人诺玛·麦考维(在案件起诉书中化名为简·罗伊)与自己分别多年的小女儿以及外孙女见面
1973年1月22日,经过旷日持久的内部讨论,最高法院以7票赞成、2票反对的结果维持了有利于原告的裁决,同时引述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关于“正当程序”问题的规定——“不得未经正当法律手续,使任何人丧失其生命、自由或财产”——认为在本案件中,“罗伊”的隐私权(包含怀孕和终止妊娠权)顺位优先于州法,因此得州的堕胎禁令应被判无效。
被称为“美国头号激进自由派大法官”的哈里·布莱克蒙(Harry Blackmun)代表七位持赞成立场的同僚起草了裁决文书,他表示:出于对隐私权的尊重,最高法院不赞成禁止妇女自行选择终止妊娠。但“这项权利(隐私权)并非无条件的”,各州为保护孕妇健康和胎儿生命等公共利益而出台的相关法规依然有必要得到遵行。因此,最高法院主张基于“孕期时限”框架,有选择地决定州权适用的干预范围:在孕期开始后前三个月(妊娠早期),州政府除去就手术机构的资质做出规定外,无权禁止或限制孕妇自行选择堕胎。孕妇可以在和主治医师进行商讨后,由后者基于医学判断给出建议。在孕期开始后三到六个月(妊娠中期),当有证据表明堕胎可能严重危及孕妇健康时,州政府可以制订相应的法规限制孕妇本人的决定权。在孕期开始超过六个月后(妊娠晚期),州政府有权禁止一切堕胎行为,除非“系挽救孕妇生命、健康所必须”。
《从不,很少,有时,总是》剧照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罗伊判例既未正面回答一些可能引发争议的宪法学难题,例如未出世的胎儿是否拥有生存权,也没有直接承认妇女拥有包含自行决定堕胎在内的广泛社会权利。它利用“隐私权”这个边界难以严格界定的概念,使孕妇在妊娠中前期拥有不受州权限制的自由行动权,多少显得有些“滑头”。但在判例出台时的1973年,这却是一项堪称石破天惊的举动——美国建国一个多世纪以来,联邦立法机构(国会)从未就堕胎权问题做出正式表决;各州自行制订的禁令则大部分出台于19世纪中叶,客观上已经严重滞后。在此背景下,最高法院以单一判例的形式直接干预州权的管辖范围,等于一种“抢跑”,在宪法学界和整个社会引发了轩然大波。不过,它毕竟大大扩展了妇女拥有的个人自由的边界,被视为美国第二波民权运动最重要的遗产。
罗伊判例公布之后,上世纪80年代,美国各州陆续在裁决文书纳入的“严格审查”标准下,出台了新的堕胎问题管理法规。围绕这些法规,又产生了新的法律诉讼。在1992年的“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诉凯西案”(简称“凯西判例”)中,最高法院再度以5比4的微弱优势重申了罗伊判例的基本主张,但将过时的“孕期时限”框架更改成更加与时俱进的“子宫外独立存活能力”(Fetal Viability)。按照新标准,在胎儿具备子宫外独立存活能力(通常为孕期的第22到24周)之前,孕妇终止妊娠的权利都不受州权限制。即使在妊娠末期,各州就堕胎问题制订的法规也须以不增加孕妇的“不当负担”(Undue Burden)作为标准,并综合考量其他相关因素。
就本质而言,无论是罗伊判例还是凯西判例,都没有直接回答“堕胎权是否合法”这一根本疑问,只是在州权和个人的生育自由之间设置了边界。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它们至少使得全美31个州明确认可本地妇女在怀孕满24周之前都拥有相对自由的终止妊娠权,构成了一顶不可替代的“保护伞”。那么,Politico网站在5月2日公布的又是一份怎样的文件,使整个美国的妇女权益保护者,乃至联邦总统都感到大为震惊、失望和忧虑呢?
2022年5月7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妇女举行街头示威活动,声援美国维护妇女堕胎权的大规模抗议
风波源自2018年开始发酵的“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当年3月,密西西比州议会利用凯西判例中的后门条款“综合考量其他因素”,通过了将终止妊娠期缩短到15周的《胎龄法案》。该州唯一的合法堕胎机构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在地方法院就该法案提起诉讼,得到法官的支持;巡回上诉法院在2019年12月也援引罗伊判例,裁决州法无效。2020年2月,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还连带否决了密西西比的另一项新州法《心跳法案》,即认定当胎儿的心跳可以被检测到时(通常在怀孕后6到12周),堕胎即为非法。不依不饶的州政府以卫生局局长托马斯·多布斯的名义继续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在2021年12月1日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
而5月2日被Politico公布在其网站上的长达98页的文件,即是今年2月最高法院内部就“多布斯案”形成的多数派裁决意见书草案。草案显示,尽管最终裁决结果要到6月下旬才会正式公布,但9位大法官中已有至少5人(均为共和党籍总统所提名)赞成推翻罗伊—凯西判例。裁决书执笔人、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更是毫不掩饰地宣称,罗伊判例“从一开始就错得离谱”,“宪法从未提及堕胎权,任何宪法条款都不曾哪怕暗示性地承诺要保障这一权利”。而最高法院在5月3日的声明也承认了草案并非出自伪造,只是强调“它不代表法院的决定,或是任何成员对案件的最终立场”。如此一来,等于坐实了最高法院内部的确存在否决罗伊判例的声音,并可能直接影响到美国妇女延续已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堕胎自主权。是故一文既出,举国震惊。
当地时间2022年5月4日,美国加州洛杉矶,在洛杉矶市中心的法院外,上千示威者聚集抗议。一份泄露的裁决草案表明美国最高法院拟投票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堕胎权)后,全国各地的示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图|人民视觉)
被政治化的堕胎权
“相当讽刺的是,尽管Politico公布的文件在前5天就收获了1100万次的点击量,但普通美国人对罗伊判例的态度已经很久没有发生变化了。”长期报道华盛顿两党政治的资深记者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通过邮件告诉本刊。2022年3月的一项盖洛普民调结果显示,58%的美国人倾向于维持罗伊判例,赞成推翻者则为32%,这一比例与1989年时的舆论风向(58%赞成维持,31%赞成推翻)相差甚微。“换句话说,并不存在迫切要求推翻判例的民意异动。正在发生的一切是纯粹的政治问题,是政治家挑起的文化战争。”格林总结说。
尽管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布莱克蒙大法官(共和党籍)这样的特例,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各州、乃至最高法院在堕胎权问题上的立场,越来越与其党派背景具有直接关联。无论是罗伊—凯西判例,还是杰克逊组织对密西西比州政府的起诉,本质上都是要借用联邦一级的力量对个人自由形成保护,以制衡隐性扩张的州权。而“州权优先”和“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裔新教徒)价值观”从里根时代起已经成为共和党人,尤其是其中的保守派力量的政治信条;罗伊—凯西法案为妇女群体争取到的行动空间,在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都是其忌惮的对象。因此,进入21世纪后,堕胎权在美国日益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议题。无论是州议会利用“后门条款”制定更严苛的法规,还是最高法院对推翻罗伊判例的试探(在多布斯案中,最高法院原本可以直接援引罗伊判例,驳回密西西比州的上诉并宣布其违宪,但却选择了受理该案),往往都是在共和党人掌握州权,或者共和党籍总统提名的大法官任内出现。而华盛顿智库OpenSecrets通过分析2000年以来的联邦政治捐款数据,发现在最近6届总统大选中,有3亿美元捐款是直接来自堕胎或者反堕胎游说集团的。
《使女的故事》剧照
而围绕罗伊判例发生的逆转,再度验证了反堕胎问题首先是一个党派站队问题。2016年2月,由里根总统提名、履职已近30年之久的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在任内去世。这位以虔信天主教和判词华丽著称的大法官是堕胎权以及同性婚姻权的长期反对者;在他过世之后,最高法院剩余的8位大法官(包含首席)恰好形成了4人为自由派、4人为保守派的僵局。为了挫败时任总统奥巴马提名温和自由主义者梅里克·加兰(如今他是拜登政府的司法部长)作为斯卡利亚的继任者,使自由派法官在人数上重新占据上风的企图,在参议院拥有多数席位的共和党人搁置了加兰的提名表决,直到奥巴马的最后一年任期结束。2017年1月底,新上台的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提名了长期反对堕胎合法化的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接替斯卡利亚空出的缺额,保守派大法官恢复了5人优势。而戈萨奇在泄露的裁决书中也站在了多布斯一方。
声名卓著的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大法官的退休问题,则制造了另一扇“后门”。这位以个性坚定、不惧挑战主流舆论著称的犹太裔女法官并不是罗伊判例的赞成者,但理由不是后者过于激进,而是它太狭隘、太间接。在金斯伯格的心目中,一部包含有堕胎权在内的更广泛的成文妇女权益法案才是美国法律界真正需要努力的方向。但未待这一目标实现,她已经多次罹患癌症,健康状况持续恶化。2013年,奥巴马总统第一次建议金斯伯格选择退休,理由是民主党在次年的中期选举中可能失去对参议院的控制权;倘若金斯伯格就此引退,奥巴马可以及时提名一位自由派继任者,并在国会顺利“过堂”。但金斯伯格表示了拒绝,她在次年表态称,自己有意在最高法院至少服务35年,并且她“享受这份工作”。而当87岁的金斯伯格在2020年9月最终去世后,特朗普立即提名了一位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作为其继任者,并利用共和党在参议院的议席优势强行表决通过(巴雷特是1870年以来第一位没有得到哪怕一张在野党赞成票的大法官)。如此一来,最高法院中保守派人士的数量上升到了6位,对罗伊判例的直接挑战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纪录片《女大法官金斯伯格RBG》剧照
由此看来,对一项在公众视野中已经“冷却”多年、并不存在广泛反对意见的司法判例实施正面“强攻”,完全是党派政治绑架的结果。美国最重要的女性公职人员之一、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为此在5月3日晚间发表了一场火星四溅的演讲,直截了当地批评共和党人“试图限制妇女以及其他美国人的自由”。她表示:“哪一方想要扩大我们的权利,哪一方想要限制这些权利,从未如此一目了然。哪个党想要带领我们前进,哪个党想要绊倒我们,也从未如此一目了然。”华尔街首家由女性高管主导的投资银行“独立顾问”(IPA)的创始人安妮·克拉克·沃尔夫同样指出:“颠覆一项几十年来受到保护的宪法权利,最终会伤及我们所有人,而不只是女性。”
意外之处在于,共和党人选择在中期选举之年发动这场“反堕胎权之战”,反而给11月的选举增加了一系列变数。约书亚·格林告诉本刊:“在这场风波之前,美国选民最关心的四项社会议题依次是:通货膨胀、暴力犯罪、移民新政,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控制。拜登政府在所有这些议题上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尤其是无法赢得青年群体的支持。但现在,共和党主动送上了新的动员工具;假如民意情绪足够强烈,变化是可能出现的。
民主党籍政治策略师塞琳达·莱克(Celinda Lake)在3月下旬发起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只有9%的女性选民和3%的男性选民认为候选人在堕胎权问题上的立场会影响他们的投票抉择,首要关注点则是通胀。“但现在,变数正在酝酿:那些年龄在40岁以下、过去不太关心选举的女性,可能由于堕胎权问题的性别政治色彩而被动员起来。”莱克在邮件中告诉本刊,“另一个关键摇摆集团则是中老年妇女。她们中有许多人出生在罗伊判例诞生之前的年代,还能回忆起自己的亲戚和邻居被迫前往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堕胎的经历。堕胎权问题能否成为影响中选预期结果的‘黑天鹅’,取决于这些反对者的怒火能否持续到11月,并超过他们对经济的关注。”
纪录片《推翻罗诉韦德案》剧照
作为一场典型的“钟摆式”政治表决,中期选举历来有着对在任总统不甚友好的记录:在1862年以来的40次中选中,在任总统代表的政党曾经36次丧失对国会中至少一院的控制权;只有1934年时的小罗斯福和2002年时的小布什实现过继续维持两院多数的目标。莱克告诉本刊:“在4月中旬的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中,拜登政府的支持率已经下滑到35%,输掉中选本来是预期之内的结果。但堕胎权问题的发酵带来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果民主党能动员起更多妇女参与投票,如果他们能再度赢得郊区,也许会出现意料之外的结果。”
是的,拜登能在2020年大选中击败特朗普,靠的正是“郊区起义”(Suburban Revolt)的加持——过去20多年里一直是共和党传统票仓的大都市周边郊区,在涌进了更多受过良好教育、拥有更加多元的文化—种族背景以及更多女性成员、收入也更可观的年轻一代群体(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互联网企业的雇员)之后,正在转变为民主党意识形态的支持者。根据美联社民调项目AP VoteCast公布的数据,有59%的郊区妇女在2020年选择投票给拜登,她们也是民主党人在堕胎权问题上的潜在盟友。
问题在于,郊区妇女同时还是治安问题和物价指数的敏感关联人群,极为现实。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主席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就认为:“堕胎权问题对许多人来说很重要,但并不比通胀、犯罪或者边境问题更优先。我们对自己坚持的信条依然充满热情。”
不过,在近期展开的中选“热身”中,堕胎权问题的影响已经开始显露,并且远不限于两党之间。在得州第28国会选区,已经连任九届的民主党籍资深众议员亨利·奎利亚尔受到了女律师西斯内罗斯的强势挑战,争论的焦点正是奎利亚尔在堕胎权问题上的保守立场。西斯内罗斯的竞选口号是:“送走最后一位在堕胎权问题上和共和党人沆瀣一气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吧!”尽管奎利亚尔在5月24日的党内初选中最终获胜,但只领先289票,堕胎权问题的影响已经开始显露。
选战之外的忧虑
当罗伊—凯西判例在6月下旬正式被最高法院推翻后,整个美国会有多少女性受到这一事件的影响?
长期致力于生殖健康和妇女权利问题的非营利组织古特马赫研究所(Guttmacher Institute)在今年4月就全美50个州(含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堕胎自由度问题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17个州已经通过了允许妇女相对自由地选择堕胎的新法案,它们包含夏威夷、加州、纽约州、新英格兰6州中的4个以及华盛顿州等,在2020年大选中大部分是支持民主党的“蓝州”。也有20个州,包括风口浪尖之上的密西西比,已经批准了包含不同形式的准反堕胎条款的新州法,其中13个州还纳入了“触发条款”。换言之,一旦最高法院推翻罗伊判例的裁决书正式公布,这13个州的新法将在30日后自动生效。另有多个州的议会也在为罗伊判例的失效进行立法准备。据古特马赫研究所估计,最终可能有26个州严格限制堕胎,涉及3600万育龄女性。
一名35岁的孕妇向医护人员咨询孕期消化问题。一旦罗伊判例被推翻,生活在美国26个州的3600万育龄女性可能受到直接冲击
安娜·鲁帕尼(Anna Rupani)律师是总部位于达拉斯的妇女权益组织“得克萨斯选择基金会”(Fund Texas Choice,简称FTC)的执行董事,她通过邮件告诉本刊:“或许有人会说,即使罗伊判例被推翻,居住在‘禁令州’的妇女依然可以选择前往无禁令地区接受人工流产手术,但他们从未考虑孕妇因此需要承受的经济和安全负担。”2021年5月,得州议会通过了最严格的《心跳法案》(目前正受到联邦司法部的起诉),限制本地妇女合法实施堕胎;在那之后,向FTC寻求法律和财务援助的孕妇数量出现了急剧增长。
鲁帕尼告诉本刊:“大部分求助者属于低收入阶层,她们要么无法承担旅行手术的时间成本,要么难以独立支付费用。”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部分允许合法堕胎的州,有执照从事人流手术的医疗机构数量也很有限;一旦出现就诊人数过多的情况,“旅行流产”者不得不绕道去往更远的城市或州。鲁帕尼注意到,“当得州周边的各州诊所人满为患时,一些孕妇不得不冒险前往1000多英里外的加州或者纽约。和《心跳法案》通过前相比,光是堕胎的交通成本就上涨了30%”。
而财务和交通负担,仅仅是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冰山一角。古特马赫研究所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披露,约有1/4的美国女性在一生中至少会堕胎一次;鉴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57%和大学毕业生的一半以上系由女性构成,限制堕胎将对她们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产生严重冲击,这一点在中低收入人群中尤为显著。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设立的研究项目“促进生殖健康新标准”(ANSIRH)通过长期样本分析证实,全美大约半数主动寻求堕胎的女性已经生活在联邦贫困标准线以下;而在被拒绝堕胎5年后,女性陷入贫困状况的概率是成功堕胎者的4倍。“如此高昂的社会成本,几乎完全由女性个人来负担,并且一直在累积。”鲁帕尼告诉本刊。
《性爱自修室》剧照
至于那些既未出台新规定,主流民意也还存在分歧的州,罗伊判例的废止还可能造成一个意外后果。“密歇根州原有的堕胎禁令是在1846年通过的,西弗吉尼亚州则是在1848年。”古特马赫研究所首席政策助理伊丽莎白·纳什(Elizabeth Nash)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一旦罗伊判例被推翻,根本不可能依据这些原有的州法妥善处理每一桩非法堕胎案件,比如亚拉巴马州1852年的旧州法就规定人流医生要服强制劳役。”密歇根州的民主党籍州长格雷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在今年4月曾向最高法院提起了一项诉讼,要求就该州的旧堕胎禁令做出法律澄清,原因是它可能导致人流医生被控“过失杀人”。“那些19世纪制定的法律针对的本来是当时相对原始的医疗条件:早期医生会使用许多不规范的器械和药剂实施堕胎手术。”伊丽莎白·纳什写道,“而在21世纪的今天让它们复活,除了增添麻烦外不会有任何好处,斗争将在州一级的立法机构重新展开。
在联邦法律中重申罗伊判例的基本主张,以对州权做出限制,本来可能成为民主党政府抵消最高法院裁决的“杠杆”,这也是拜登本人的愿望。因此,在得克萨斯州的《心跳法案》出炉后,加州华裔众议员赵美心(Judy Chu)立即提出了一项《妇女健康保护法》草案,要求对罗伊判例进行全面修订和扩充,以联邦立法的形式承认妇女的堕胎权。该草案顺利通过了众议院表决,但在今年2月的参议院投票中以46票对48票遭到否决。反对者中有民主党内著名的“第50人”(最保守的稳健派)、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乔·曼钦(Joe Manchin),他在拜登政府包括救市、新基建、边境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大政方针上都是最后一个被说服者,因此也成为举足轻重的“造王者”。曼钦等人的反对,意味着要在参议院为堕胎权“正名”希望越发渺茫——民主党及其盟友在参议院拥有的席位数(50席)与共和党恰好形成僵局,而后者为了维护本党在堕胎权问题上的政治利益,采取了“冗长辩论”的战术进行拖延。要终止这一流程,需要获得3/5多数的赞成,这在中期选举迫近的背景下几乎已无可能。联邦立法的失败,意味着除非最高法院推翻裁决书草案,否则法律层面的短期混乱几乎将成为必然。
而堕胎权并不是拜登政府在2021年唯一需要操心的内政问题。5月3日,即拜登飞往特洛伊的同一天,保守派政治评论员、风险投资家万斯(J. D. Vance)在俄亥俄州赢得了参议员席位的共和党党内初选,将在11月8日对决资深民主党政客、10届众议员蒂姆·瑞安。因个人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而声名鹊起的万斯,在2016年曾经批评特朗普是“美国的希特勒”;但在6年后,他开始攻击拜登当选的合法性,并得到了华尔街对冲基金巨头彼得·蒂尔1500万美元的竞选捐款以及特朗普本人的亲自加持。“特朗普的人们”可能要回来了:这会是远比单纯的法律纠纷更加紧迫的考验。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16期)
排版:然宁/ 审核: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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