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是一个极度依赖石油的国家，政府财政收入的90%以上来自于卖油，这也意味着伊拉克政府几乎收不到什么税，这在平常日子，绝对是一个坏事，证明伊拉克到今天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但是凡事有好也有坏 ，由于其财政极度缺乏石油，而最近石油价格高涨，导致伊拉克瞬间赚的盆满钵满，2021年，政府收入增加了73%，这仅仅是2021年的，众所周知2022年石油价格暴涨，看来今年伊拉克收入还得大大的提升，并且预期在未来好几年都会相当景气。
也是因为如此，由于伊拉克政府的收入直接来源于石油，使得伊拉克从根本上缺乏对系统性问题更正的动力，反正民间的税收收不上来，那么干得好或者干的差，和伊拉克政客有什么相干？总不是卖个油？既然如此，那就更没有必要去关心伊拉克一般民众的疾苦。
我们来谈一下伊拉克是怎么变成今天这样的。

美军的改革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军在伊拉克成立了“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美国前外交官保罗·布雷默任“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行政长官，临管会任命25名部长组成了伊拉克临时政府，部长们受临管会领导，向临管会报告工作，如果临管会不信任某个部长，即可解除此人职务。
很显然，人事的任免是治理伊拉克的核心问题，那么美军是采取什么样政策进行人事任免的呢？
答案：身份政治+分权体系
塑造2003年以后的伊拉克政治体系，不是2003年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塑造的，而是早在1991年就开始了，当时伊拉克有一大批流亡政党，包括库尔斯坦民主党（KDP），库尔斯坦爱国联盟（PUK），伊拉克国民大会（INC），伊拉克民族协议（INA）和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SCIRI）。
伊拉克战争后，这些流亡政党聚集在一起，彼此争吵，在联合国伊拉克特别代表德梅洛的建议下，成立了伊拉克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由美军的临时当局组织的，这些流亡的政党主导了伊拉克管理委员会成员的遴选，并且被临时当局授予了否决管理委员会成员的权利。

这些流亡政党的成员在伊拉克管理委员会的25个职位中占据了18个职位。
而这些之所以能够荣登高位，主要就是美国当时所谓的“身份政治+分权体系”，流亡政党的政客们深谙美国政治话语，全部声称自己“代表了伊拉克某个族群”。
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和库尔斯坦爱国联盟声称自己代表了伊拉克库尔德少数民族
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声称代表了什叶派。
伊拉克伊斯兰党声称代表了逊尼派。
在美军的临时当局的控制下下，第一届新内阁就产生了，所谓“代表各个族裔和教派”的政党们，心满意足的拿到了自己的所属的部长职位，并且也拿到了相应部委的预算和制定工资单的权力。
2005年1月，伊拉克第一次全国选举开始，这些自称代表不同民族和宗教的政党们，组成了各式各样的大型选举联盟进行角逐，伊拉克这些政党对于西方政治玩的非常好，甚至有后来居上之势，什叶派伊斯兰政党组成了伊拉克
团结
联盟，获得了48.2%的选票，位列第一，库德尔斯坦联盟获得了25%的选票。

此后进行谈判，致力于“包容性解决方案”，据说要建立“伊拉克人民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只有达成协议后，新当选的国民议会才会召开会议，正式批准各党派闭门谈判的结果。
在彼此之间互相吵架妥协后，代表什叶派的伊拉克团结联盟拿到了总理职位，库尔斯坦联盟拿到总统职位，逊尼派政党拿到了议会议长的职位。
除了总理，总统和议长这些位高权重的职位外，各政府部门的控制权也至关重要，当然部门的控制权同样在这些政党之间争吵达成，而不是统一在总理的领导之下，各部位有不同级别的权力以及不同规模的预算，因此关于部委争夺权异常激烈。

部委的控制权是按照不同政党在选举中获得席位的数量来解决定的，政党可以通过赢得议会的席位进行积分，然后消费这种积分。这使得整个政治看起来有点像玩网络游戏的加点。
举个例子，2018年伊拉克选举，当时规定的是两个议会席位值1分，总统，总理，议长这些位子，需要15个积分，重要部委，例如内政部，财政部，石油部，外交部，国防部，这几个部需要5个积分，其他服务型部门需要4个积分。

以2018年选举为例，其中萨德尔的迈向改革联盟获得了54个席位，2个席位1分，也就是该联盟总共有积分：54/2=27个积分，那就要谨慎的使用这些积分了，一个总理就是15分，那就剩下12分了，而一个大部委就要5分，小部委要4分，这样实际上只能控制2个大部或者3个小部，这就需要权衡。
点数不是乱加的，毕竟大家点数都有限。
这样的选举会导致什么？

权力当然会对权力的来源负责，比如说如果逊尼派拿到了财政部，而总理是什叶派的，那么这个财政部会对总理负责吗？
按道理说，应该，但是实际上这个财政部长压根不是总理任命的，总理也无权开除他，所以财政部长完全可以不理总理。
带来更大的恶果是：所有部委的部长，全部是橡皮图章。
当各部部长开会以后，实际上所有的决议早就有部长助理做好了，拿过来让部长签字即可，部长必须签字，如果部长不签字，那么部长所属的政党就会打电话过来，威胁部长，要解除他的职务，因为他之所以能当上这个部长，就是政党妥协的缘故，而不是这个部长多有本事。

在正常的国家里面，总理领导整个内阁，各部都需要对总理负责，而各部部长主持本部门工作，对本部门拥有最后的决策权，并且对此负全面责任，但伊拉克就不是，部长根本无法控制部门，部长也无法进行行之有效的改革，他们根本没有实际权力。
部长的权力来源在于政党，导致更多的政治人物更热衷于政党之间的争权夺利，一旦部门出现问题，甚至都找不到具体的负责人。

猖狂的腐败
在马利基两次担任伊拉克总理期间，据伊拉克议会财政部委员会预估，该国因腐败损失5510亿美元。

在2018年年大选前夕，据伊拉克议会透明度委员会预估，过去15年，至少有3200亿美元资金不知去向。
在阿里·阿拉维担任第一个财政部长任期结束时，他预估政府预算的25%到30%被转移到政党手里，在2020年第二次担任财政部长期间，他预估伊拉克人在海外持有了约1000亿到3000亿美元的资产，且这些资产大部分都是非法获得的。
所有的腐败都因为政治原因没有进行透明的调查。

而在疫情前，也就是2019年，伊拉克全国的GDP也不过2350亿美元。

什么叫“贪污掉一个国家”，这就是。

贪污的形式各式各样，在“伊拉克经济学网络”2018年到2021年，对巴格达的一位高级官员进行采访，该高级官员对自己管理部门腐败的预估为：该部门四分之一的预算用于投标欺诈性合同，四分之一的预算被浪费在政治任命人员的工资腐败上。

什么叫“工资腐败”？

有两种，一种是领取固定工资，但是从来不上班，还有一种就是吃空饷，压根不存在这个人，政党代表虚构出一个人，然后给这名员工发工资。
欺诈合同，吃空饷等等的钱，源源不断的汇聚到政党手里，为政党的政治运营提供资金，也为政党搞选区和争权夺利提供资金，这种腐败不是“某个官员贪污了XX元”的腐败，是一种结构性腐败，在这种腐败下，没有一个人是内疚的，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的收入是见不得人的，每一个人都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就是伊拉克的运作方式。

在结构性腐败下，有些事情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比如说伊拉克公务员数量猛增，因为很简单，如果一个政党控制了部委，那么政党会控制这个部委有多少预算，发多少工资，政党利用这个权力用来雇佣家人，本政党成员。
想要获得高收入吗？来加入我们的政党吧。

如果还有剩下的，就直接吃空饷，空饷部分归政党所有。
伊拉克政府雇员有10%到25%的是吃空饷的。
其流程如下：
政党派遣员工影响部门----包括各职能部门和国有企业----这些部门要求财政部拨付款项-----财政部审核后发到伊拉克中央银行财政部账户-----央行向国有银行预算实体账户进行汇款-----机构拿到钱后根据每个员工的工资，钱打到员工银行账户。
依照这种模式，那么伊拉克政府部门的膨胀就可想而知了，这是一种结构性腐败。
很多人在理解伊拉克腐败问题上出了问题，比如说刘瑜。
《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八期刊载了刘瑜的一篇文章《经济政策取向 与新兴民主的稳固》，里面关于伊拉克问题有这么一段
“经济没有起色，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政策的温和民粹倾向———过重的税收、过多的公共开支、过大 的公共部门、过重的补贴政策、过度的市场管制是其 经济政策主要特点。从希腊到南非，巴西到阿根廷， 伊拉克到泰国，各种温和经济民粹主义十分普遍，其 特征大同小异：膨胀的公共部门，超前的福利主义， 上升的公共债务，过度的市场管制……”
刘瑜把这种现象归咎于“民粹政治”，但是其实你对照我上面写的，这就是标准的政党分赃体系，并不是所谓的民粹政治。
关于伊拉克是如何进行腐败，有哪些细微的操作，我会在接下来慢慢和大家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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