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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关不羽
去年《大秦赋》热播引发争议,当时就有写写秦帝国的打算,在《南方周末》急就了一篇后,因为事情很多,就搁置了。
最近传出消息,这部剧要代表陕西省参加第31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角逐,又引发了我的兴趣。
一部竭力讴歌大秦帝国的影视作品可以没有孟姜女,却绕不过韩非子。在这部颂秦之作中,韩非之死依然是一场扎眼的悲剧。这个“史前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生,穿越时空,在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反复重现。
相比其他先秦诸子,韩非更接近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一个纯粹的书斋中的智者。他大半生所为,和现代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不同。求学、著述,以理性和逻辑作为工具,建构理想的世界。这种纯粹性,赋予他和他的学说独特的魅力。
然而,韩非洋洋洒洒十万言的长篇巨制,却成功地把他和他的国家送上了绝路。
战国“知识分子”韩非子

韩非在先秦诸子中,可算是唯一的知识分子了。这话可能很多人不明白,孔孟老庄那么多“子”,为何独独韩非子能算是知识分子呢?
其实,诸子都戴上“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对知识分子概念的滥用。
知识分子其实是个很现代的概念,直到19世纪才出现在法国和俄国。
知识分子是一种职业身份,指那些专门从事知识创造、传播的专业人士,大学教授、媒体人是最为公认的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是现代化的产物,因为创造和传播知识的专业分工独立,是要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完成后,才具备这样的经济条件。
至于说赋予知识分子很多美好的道德属性,诸如“不依附体制的批判精神”、“独立人格”,大半是这一群体的自我期许,并非现实。
其实,高等教育机构、学术机构、媒体何尝不是体制化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经济独立能力都很差,仨月不发工资就揭不开锅,还能坚持“批判”的并不多,概率和倒贴菜钱还要坚持给客人上好菜的厨子一样低。所以,“不依附体制”只是镜花水月的想象罢了。
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道德赋义,还有一部分是继承传统智识精英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很看不起传统士大夫的科举入仕,喷之为“依附皇权”。其实,很多传统士大夫有家有业,至少在经济独立性上远远比现代知识分子要强很多。
春秋战国的诸子,绝大部分是有家有业的传统智识精英。他们有知识创造和传播的追求,却并不以此为职业。诸子中的大端是士大夫,出仕做官是本业。
当过鲁国司寇的孔子是不必说了,韩非的老师荀子做过稷下学宫祭酒,还做过楚国的兰陵令,货真价实的县长。孟子的仕途失意,但是与王侯同游很受礼遇,齐宣王甚至许给他万钟高禄。
兵家也做官,基本都是带兵的将军,队形很整齐。道家比较驳杂,祖师爷老子是周天子的图书馆长,庄子是漆园小吏,芝麻官也是官。墨家最为另类,墨翟开山立派后自成体系,搞起了“武装社团”,俨然成了教主和游侠头子。
身世可考的先秦诸子各有本业,韩非子是个另类。
韩非所属的法家,高官辈出。他只有一个“韩国诸公子”的贵族身份,著述之外,再无职业履历。
用现代语言描述,韩非子是一个贵族出身的职业作家,这不是妥妥的知识分子吗?
韩非子的自信

韩非子的人生轨迹很单纯,三句话就可以概括:师从荀子,学业有成。仕韩未果,发愤著述。出使秦国,身死云阳。
这份履历,和很多现代知识分子一样单纯——“某某高校毕业,某某高校任职,某年退休,某年逝世”之类。
不过,自带八卦属性的太史公,还是给韩非留了点料。一个是口吃的生理特征,另一个是他戏剧性的死亡结局。
口吃,对战国时代的智识精英无疑是严重的生理缺陷。“口才即正义”的战国时代,结结巴巴严重影响发挥最重要的职业技能——表达能力。但是,韩非子不以为意。
他在名篇《说难》中开篇就自信地写道“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意即我的知识储备、表达能力,都是杠杠的。一个口吃男孩的表达自信就是那么爆棚。
接着,他写道“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然后洋洋洒洒一大篇,核心意思就是游说技巧就是要投其所好、不触“人主”的逆鳞,这些我都懂。
通篇《说难》,其实就是韩非子老师的游说技巧指南。这应该是他学成归来,上书韩王时的自荐信。当外交使节是战国仕途最佳路径,战国最著名的同学档苏秦张仪,是无数后辈青年的励志偶像。韩非子也不例外。
韩非子确有自信的资本,他的文字表达力极为出色。韩非子“极惨礉少恩”的邪魅,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就风格鲜明、文字冲击力而言,唯有恣意磅礴的庄子,能与之比肩。
正因为韩非有自信的本钱,才让他有了怀才不遇的痛苦。他在书斋里精研的帝王术,是普通君主难以承受之重。无论是韩安惠王,还是末代的韩王安,都是打酱油的角色。这也许不是个人素质的问题,而是“天下四击,主辱臣苦”的韩国压根就不可能出现韩非理想中的君主。
不得不退回书斋的韩非,不得不在“孤愤”中等待那位理想中的君主知遇。
这位理想的君主为了回避所有的权力风险,必须摒弃人性人情,成为绝对孤独的政治机器。
所谓“凡人臣之所道成奸者有八术:一曰同床,二曰在旁,三曰父兄,四曰养殃,五曰民萌,六曰流行,七曰威强,八曰四方”,意味着理想的君主要生活在“都是奸臣要害朕”的时刻警惕中。
理想的君主既不能亲近谁,也不能依赖谁。所有人际关系都简化为君臣。而君臣之间互动,也只有刑和赏“二柄”。
总之,韩非子的理想政治,就是一部精确运转的大机器,这部机器唯一的目的就是耕战。这部机器由千千万万的零部件组成,其中有独一无二的那个核心部件是“君”,其他的都是“臣”。
“君”要带动所有的“臣”步调一致地运转。这样一部机器唯一的目的就是有条不紊地运转下去。
如此苛刻的要求,平庸的韩王望而却步,是情有可原。这就是韩非子的帝王术面临的最大困难。
很难想象谁有意愿有能力成为这样的理想君主,打造这样无趣的理想政治。有能力的未必有意愿,有意愿的未必有能力。纵观人类历史,也很难找到几个这样的帝王。
偏偏韩非子遇到了秦王政,这可以说是非凡的幸运。韩非一生苦心造诣,都是为这次入秦之旅做准备。韩非并不波澜壮阔的人生,将会以最诡谲的方式结束。
身死国灭的诡谲悲剧

《史记》对韩非入秦的死亡之旅有三处明确的记载。
第一处是《秦始皇本纪》:
十四年,攻赵军于平阳,取宜安,破之,杀其将军。桓齮定平阳、武城。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韩王请为臣。
第二处是《韩世家》:
王安五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因杀之。
《韩世家》的记载是秦国攻韩,《秦始皇本纪》中,秦国直接的战场对手是赵国。这和《韩世家》并不矛盾,因为秦攻韩、赵援韩,爆发秦赵大战,是数次秦赵大战的固定模式。阏与之战、长平之战都是如此。
而在《老庄申韩列传》中,韩非子入秦的缘由更有戏剧性: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
这场攻韩之战竟然是粉丝想要见偶像闹出来的。这显然不可信,秦王要见韩非大可不必兴师动众,直接要人,怂到躺平的韩国是不敢阻拦的。真实情况大约是秦攻韩后,韩国通过某种渠道得知秦王是韩非的粉丝,选定了韩非作为使者。
无论韩非入秦是不是以秦王偶像的身份,都是以保存韩国为目的去的。这在传世的《韩非子》中也有明确的线索。《韩非子》第二篇就是《存韩》。
而这又牵扯到一桩大公案,那就是《韩非子》第一篇《初见秦》的作者到底是谁。《初见秦》的作者自称“臣”,他为秦王提出的称霸方略是“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韩国是第一批被干掉的对象。如果这是韩非子这次出使秦国时游说嬴政的说辞,那真是十足的二五仔了。后世的扬雄、司马光相信此说,对韩非子很是一顿批评。
但是,这和《存韩》篇里的韩非提出的秦“从韩攻赵”明显矛盾。而劝说秦王接受“从韩攻赵”的方案,显然更符合韩非子作为韩国使臣的身份。
其实,《初见秦》的“举赵亡韩”恰恰是李斯力主的策略,这一“远交近攻”的惯技,秦国奉行多年。并且韩非入秦时面临的那轮攻势,正是“举赵灭韩”的进程。而且就在数年前,李斯也有过“初见秦”的经历。秦王政十年,李斯的旧老板吕不韦倒台,李斯以战国第一雄文《谏逐客书》成功实现跳槽给秦王打工时,就是他的“初见秦”,而他提出的策略就是“请先取韩以恐他国”。
因此,《初见秦》的真实作者很可能是李斯,接下去的《存韩》篇,详细记载了主张“从韩攻赵”的韩非被“举赵灭韩”的李斯完败的。
除了李斯外,《初见秦》的真实作者还有其他几种说法。有说是拼凑战国多位纵横家段子的作品;还有说是作者确实是韩非子,但是这是早年用游说秦昭襄王的“初见秦”。这些都缺乏依据。
最可能的情况是这篇《初见秦》和下一篇没头没脑的《存韩》,本来是一整篇,完整记录了李斯和韩非围绕秦韩关系斗法的完整文字。却在形成传世本的流传过程中被割裂,以至于《初见秦》也算在了韩非的头上,平白多了一个卖国贼的形象。
其实,韩非是忠于韩国的。《韩非子》中多处都有韩非子为国谋划的文字他给韩国开出的药方是内用法家学说图强,对外采取对秦国的事大政策——“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正是此意。韩非虽然写了很多力主耕战的“狠人政治”,却很清楚韩国是狠不起来的。
可是,韩非也早已宣判了韩国死刑,他的忠诚与否无关紧要。按照他大半辈子“极惨礉少恩”洋洋洒洒十万言的狠人哲学,就是韩国的死刑判决书。
按照韩非的说法,仁义道德都是上古过时的东西,近世就是角力斗狠的丛林法则。那么,韩国这样“天下四击,主辱臣苦”的弱国,只配被李斯“请先取韩以恐他国”的策略消灭。
即便按照韩非的存韩策略,秦“从韩攻赵”,也只是延缓了韩国的覆亡罢了。帮助秦国一起背刺老盟友赵国后,秦国还有什么理由放过韩国呢?靠秦王是自己的粉丝打动他?作为韩非理想的无情君主,秦王政竟会因为那一点点个人情感的波澜而生出对弱者的同情吗?
因此,韩非入秦存韩的外交使命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韩非构想的事大政策,也是自行矛盾的——没有仁义道德的伦理支持,强秦有什么理由留下一个弱韩“事大”?无非是耕战称霸,把你韩国的地拿来秦国耕,取你韩国的人来为秦国战,不香吗?
当韩非“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可怜巴巴的求饶时,想必内心是无比绝望和痛苦的。他要战胜的对手不是李斯,更不是秦王嬴政,而是一生“极惨礉少恩”的自己。
韩国不可避免地灭亡,韩非也难逃横死的命运。按照《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的记载,韩非因为“李斯、姚贾害之”而死。可是,李斯们的说辞,按照韩非自己的逻辑,是无法反驳的。
“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
在韩非的帝王术中,任何“人之情”都有巨大的政治风险,任何政治风险都应该不留遗患、毫不留情的去除。所以,韩非必须死。没有李斯最后奉送的毒药,他还是不免于死。毕竟,谁也不能免去“人之情”的嫌疑。
至于秦王后悔,想要赦免韩非为时已晚,是嬴政这位“完美君主”的瑕疵。
韩非一死,韩王安干脆果断地对秦称臣,韩国事实上已经灭亡。韩国形式上的终结则在四年之后,《秦始皇本纪》记载“ 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虽说是“攻”,却未载一战。
《韩世家》还要干脆,从韩非死亡的王安五年到王安九年间,完全空白。“王安九年,秦虏王安,尽入其地,为颍州郡。韩遂亡”,连一点攻战的痕迹都没有,径直就是韩王被“虏”了。
千年余响

司马迁写道“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表达非常蕴藉,既是同情,也有警示的意味深长。
书写得不错,学的人也很多,可是写书的人却是明其理却不能保其身。后学者又会如何呢?
其实,《战国策》对韩非的终场还有一个细节记载,说韩非子最后想要见秦王自辩未果。大量使用《战国策》的司马迁并没有把这段八卦写进《史记》,这也许是对韩非子最后的怜悯吧。
见到秦王,他又能说什么呢?试想韩非子在秦王面前最后的求生挣扎会是多么屈辱、尴尬,结结巴巴地说一番比“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更屈辱的话,场面是很难看的。所以,不给读者留下如此想象的空间。仰尽老同学送来的断肠药决绝死去,才配得上他的人生。
韩非子和很多现代知识分子一样,一支笔写尽了自己的人生路,却也堵住了自己所有的选择。满纸的道理,大半出于极致的想象,却只导向了现实中的死路。
韩非力主“当今争于气力”,没有给“天下四击,主辱臣苦”的韩国留下生存的空间。他没有想到自己最终会死于同为“明法之士”的老同学李斯。没有以文乱法的儒、以武干禁的侠,来拯救他。
韩非最后面对的那杯毒药,是他自己制造的。死在韩国灭亡之前,或许也算是种解脱吧。如果他能活到耄耋之年,还能看到大秦帝国的崩溃。他的政治理想并没有比他的人生走得更远。
韩非的悲剧,在现代反复上演。20世纪所有的人祸,都可以在知识分子的书斋中找到源头。“书斋里的英雄”在纸面上纵横恣意地建构理想世界,却在现实世界中制造了一幕幕悲剧。
知识分子的“理性自负”是一种现代病,却是韩非之死的千年余响。
题图:Pompeo Mari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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