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刘阳
印度富豪们的婚礼，没少吸引全球民众的目光。早在4月14日，宝莱坞的两位巨星，阿丽亚·巴特和兰比尔·卡普尔的婚礼就赢得了国内外的不少关注。
然而，更多印度普通人的婚礼，并非都像他们这么甜蜜。
婚礼上的阿丽亚·巴特和兰比尔·卡普尔
在某些时候，婚姻更像是一场“算计”，比起两情相悦，更重要的或许是女方家给出的嫁妆是否合男方的心意。感情不和的结果不过是离婚，但“嫁妆不和”却可能让人丢了性命。
今年6月，20多岁的印度女性帕亚尔（Payal），在结婚一年后，因拿不出夫家要求的10万卢比嫁妆，被活活烧死。这一年间，她还曾多次遭受来自丈夫和公婆的虐待。
人们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对于一些印度女性来说，婚姻可能就仅仅是个坟墓。
为钱杀妻
帕亚尔来自印度北方邦的阿格拉地区。去年5月24日，她与哈特拉斯县钦塔加里村的阿尼尔（Anil Kumar Singh）结了婚。
对帕亚尔来说，不幸从这一刻就开始了。据她父亲描述，婚后，帕亚尔的丈夫和公婆曾多次向她索要巨额嫁妆。因为拿不出夫家要求的10万卢比嫁妆，帕亚尔受尽了折磨。
离两人结婚才过去一年多，帕亚尔便被一场由嫁妆引发的“大火”焚了身。6月8日，村民正在田里干活，偶然发现了农场里的火光。正值妙龄的帕亚尔已被烧死。
受害者的父亲认为，阿尼尔及其父母是该事件的罪魁祸首。据当地媒体报道，帕亚尔可能就是因为不堪丈夫和公婆一而再、再而三地索要嫁妆，最终才酿成悲剧。
印度博帕尔，新娘在婚礼前举行仪式
警方在现场找到了死者被烧毁的衣物，并逮捕了帕亚尔的丈夫和公婆三人。目前，依据《印度刑法典》的相关条款，他们已被起诉。
“为嫁妆杀妻”的逻辑听起来很荒谬，但在印度却并不少见。在印度的传统婚姻中，女方的父母通常会为男方家庭准备黄金、汽车、珠宝等。一个女人在婆家的地位，很多时候就跟她带过来的嫁妆数额有直接关系。
数据显示，新郎家庭送给新娘家庭的财物平均约为5000卢比（约合430元人民币），相比之下，新娘家的嫁妆价值约高达3.2万卢比（约合2780元人民币），是前者的6倍多。对于较贫困的家庭来说，一笔嫁妆可能相当于几年的收入。
此外，印度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说法：长得丑和残疾的女孩更难结婚，因此新郎的家人会要求更高的嫁妆。
嫁妆的数额并非定数，这便导致双方家庭常常为嫁妆的数量发起争执。有的男方家庭甚至会在婚后要求增加嫁妆的数目，如果女方家庭给不起或拒绝，新娘就会面临被虐待和谋杀的危险。有的女性不堪压力，便选择了自杀。
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NCRB）的数据，2020年，该国发生了近7000起与嫁妆有关的死亡案件，此类起诉也高达1万件。
不仅如此，受高额嫁妆的影响，许多家庭中的女儿便成了一种“负担”。这些家庭要么把钱留作嫁妆，从而放弃教育；要么在女儿出生前后就将其杀死，一劳永逸。
2018年的一份报告显示，约有40%的15至18岁印度女孩失学，其中近65%的女孩被在留在家里做家务。
此外，据2015年媒体的一篇报道，印度每天有2000名女孩被杀害，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刚出生或即将出生的女婴。这篇文章还指出，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2011年5月的一项研究发现，自1981年以来，印度的被流产女婴约有1200万。
印度嫁妆之重，重于教育，重于生命。
嫁妆大山
印度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非人道现象。早在1961年，印度就出台了《反嫁妆法》，并在1984年和1986年对该法进行了两次修订。
它规定，凡是接受和索取嫁妆的行为皆属犯罪，当处6个月以上2年以下监禁。此外，20世纪80年代，立法者还在刑法典中引入了一些条款，允许当局以“嫁妆死亡”的罪名，指控男子或其家庭成员，这其中包括妻子自杀案件。罪犯可被判处7年至终身监禁。
今年5月24日，印度一名男子就曾因嫁妆问题虐待妻子，导致她自杀身亡，从而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在这起案件中去世的维斯玛雅·奈尔
然而，它的效用似乎并不是那么理想——至少不足以斩断该国的高额嫁妆恶习。在实际操作中，“嫁妆制度”仍然在印度的一些地区盛行。从1960年到2008年，在印度农村的4万场婚姻中，有3.8万个家庭备了嫁妆。
相关的案件也不在少数。2019年，印度就有超过1.3万起与嫁妆有关的诉讼，和7100多起与其相关联的死亡案件。在法院审理的3516起与嫁妆有关的死亡案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案件真正被定了罪。
这样的效果，看起来的确是令人失望的。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印度的嫁妆问题也许并非立法所能根除的。
首先，印度的嫁妆习俗涉及到当地的历史、宗教和文化，长年累月中，已经成了人们的一种行为“模板”。要真正切断印度婚姻与嫁妆的联系，只靠《反嫁妆法》恐怕远远不够。例如，虽然它禁止了男方索要嫁妆，但女方还是可以“自愿送礼”。
这一点便让新郎们有了“漏洞”可钻：他们大可以声称，自己只是接受了新娘家自愿提供的“礼物”。
因此，“嫁妆”这座无形的大山依然牢牢压在不少女性的身上。
其次，坚持嫁妆制度的印度人往往比较保守。在传统观念中，嫁妆是新娘家庭给新郎家庭的“补偿”，因为后者要支撑妻子未来一生的开销——在他们眼里，家务和生育显然算不上可以计量价值的劳动。
此外，这些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也比较低。2020年，因嫁妆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北方邦，其次是比哈尔邦。根据印度国家统计局（NSO）2017-2018年的数据，它们在28个州中的识字率排名中，分别位列倒数第五和倒数第三。
从畸形的嫁妆制度延伸开来，印度职场也面临着巨大的性别差异。2019年，印度的劳动力中只有25%是女性。印度妇女对国家GDP的贡献率只有18%，该数据在各国排行中接近垫底。
没有工作，就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没有经济能力，在家庭中就难以拥有话语权。财产、工作得不到保障，妇女就难以改变弱势地位，以及对家庭的依赖性。
如果将“嫁妆制度”看作一场瘟疫，那么它的病症已经渗透了印度社会的皮肤和内脏。它侵蚀的不仅仅是女性的财产，还有人们对婚姻、权利的认知。
社会停滞与爱的向往
在印度，包办婚姻仍然是印度人进入婚姻殿堂的首选方式。
咨询公司IPSOS在201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年龄介于18至35岁的印度年轻人中，有74%的人更偏向由父母选择结婚对象，而不是自己做主。
如果以婚姻自由为衡量标准，我们似乎看不到印度社会在这大半个世纪的进步。据2021年12月的一篇报道，在2018年对16万多个家庭的调查中，高达93%的已婚印度人接受了包办婚姻，只有3%的人“为爱成婚”，2%的人“两者都有”——由家庭撮合后同意结婚。
光从这一点来看，20多岁的年轻人和八旬老人好像也没多大区别，后者中包办婚姻占了94%，而前者中的比例也超过90%。
如果说解脱嫁妆制度的是法律，那么解脱婚姻的是什么呢？来自古吉拉特邦的卡莎玛·宾杜（Kshama Bindu）心里也许已有答案。
6月8日，24岁的宾杜在家中与自己举行了婚礼。据称，她是印度第一个选择“自婚”的人。
这场婚礼没有牧师见证，也没有盛大的宴席，只邀请了寥寥10个亲友同事。她穿上红色的晚礼服，走完所有仪式，把自己嫁给了自己。
不可否认，此行此举颇有些行为艺术的嫌疑。但从另一个角度想，她算是真正实现了一位女性对婚姻的最大期盼：嫁给一个自己爱的、也爱自己的人。
宾杜说，婚礼结束后，她打算到果阿邦去度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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