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隐瞒事实的案例，就是对于苏联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制造的饥荒这一事件的报道，在这次事件中，有数百万人丧生。
《纽约时报》莫斯科站记者华尔特·杜兰特写道：“这里没有饥荒，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他获得了普利策奖，普利策委员会表彰他的报道“有以下的特征：富于学识，深刻，判断无偏见，同时也极为清晰”。
与此同时，英国作家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从乌克兰发回报道说，那里的农民处于实实在在的饥荒之中：“我是指绝对意义上的饥饿，而不是指像多数东方农民所面临的营养不良，……或一些欧洲失业工人所遭遇的营养不良，而是指好几周的时间里都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吃。”
马格里奇在后续文章中写道：这种人为形成的饥荒“是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罪行之一，它如此恐怖以至于未来的人们可能不敢相信它曾经真实地发生过。”
几十年后，罗伯特·肯科特在其学术研究著作《悲伤的收获》（The Harvest of Sorrow）中估计，有600多万人死于那场持续三年多的饥荒。
更晚一些，在苏联的最后阶段，即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当政时，当国家档案馆最终开放后，许多研究过档案资料的学者重新做出关于这场人为饥荒死亡人数的估计，这些判断大多数同意甚至高于肯科特之前关于死亡人数的判断。
然而在饥荒发生的年代，这却是一个所能想象到的最为成功的筛选操作案例。马格里奇所讲述的内容，被比阿特丽斯·韦布斥责为“歇斯底里的攻击”（这位女士与丈夫西德尼·韦布共同写过关于苏联的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著作）。
马格里奇在完成任期从苏联回来之后，遭到了大肆诋毁，不能以作家的身份找到工作，经济上陷入窘境，以至于他、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不得不寄居到朋友家中。
只有马格里奇和极少的一些人，有意用这场饥荒来反对斯大林。被杀害的人民如此之多，几乎与死于纳粹大屠杀的人数相当，甚至更多，但这场饥荒却从历史中被彻底剔除，而不仅仅是被忽视，就像它今天通常所呈现的那样。
这并不是一个杜兰特和其他人的无心之过。当时杜兰特在私底下对其他一些记者和外交官所说的，与他给《纽约时报》所写的报道里讲述的内容极其不同。比如说，在1933年，一位英国外交官向伦敦报告：“杜兰特先生认为在过去这一年里，苏联很可能有多达1,000万的人口直接或间接死于食物匮乏。”
上文选自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张亚月、梁兴国 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46-147页。
清华教授刘瑜老师说：《知识分子与社会》如果有一个副标题，索维尔大约会把它叫做“那些糊涂蛋知识分子是如何把整个20世纪搞得一团糟的”。
北大教授何怀宏：《知识分子与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它指出了知识分子道德责任中重要的另一面，即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他们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北大教授郑也夫：随着公知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出现，美誉与污名并驾同来。若不想盲目地赞誉或诋毁，深入认识这一角色当为必要的前提。故《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出版，堪称及时。
为此，我们诚挚推荐阅读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这本书可以说是伪装成甜点的一道健康大餐，流畅的文笔、无懈可击的逻辑、渊博的知识，无论对专业人士还是初学者都是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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