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2年6月20日
这是馒头说第 483 篇文章
今天这个人物

我在 《请回答1993》 这篇文章里提过
但当时只是几笔带过
一直想找个机会
好好写一写
1
关于禹作敏早年的故事，公开的报道并不多。
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禹作敏1930年出生于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家中四个孩子，他排行老三。

在几个孩子中，禹作敏是最聪明的一个，所以小时候被送进过私塾，读过一些四书五经。

他是在1974年当选为大邱庄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之前担任过大队的财务和会计，懂一些经济的财政和税收的政策。
大邱庄，位于天津静海区，周边土地以盐碱地居多，种农作物的效率很低，以贫困出名。禹作敏成为大队书记后，带着大家学大寨，修台田，埋头苦耕，却依旧看不到什么希望，一年到头，全庄的收入只有20多万元，刨去成本，只剩五六万元，完全不够全庄男女老少生活开销，有些贫困户家里甚至连裤子都穿不上。以至于当地流传着一句话：

“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
当年号称“天下第一庄”的大邱庄，已于1993年11月18日撤村建镇
1977年，大邱庄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改选。时值刚刚粉碎“四人帮”，全国上下渴望变革，而大邱庄的农民们都被穷怕了，提出了一个口号：

“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
作为现任书记，47岁的禹作敏也深刻认识到了“阶级斗争为纲，人心惶惶，以粮为纲，穷当当”的问题，彻夜苦读了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的要求，痛定思痛，当面向广大社员保证：
“我过去三年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带着大家富起来！再给我三年，我一定带大家摘掉贫困的帽子！不行的话我自动下台！”
禹作敏最终顺利当选连任。

他决定要带着父老乡亲闯出一条新路，实践自己的诺言。
2
禹作敏最先想到的，是办乡镇企业。
他觉得自己苦思冥想之后得出的道理是对的：
“为什么地主、资本家能富？就是搞工业！”
当时全国的钢材很紧缺，而禹作敏了解到冷轧钢的成本比热轧钢要低，利润空间大，于是大胆做出决定：从大队里拿出几万元，再通过借款、贷款的方式，一共凑出了15万元，派出几十个人去全国高价采购钢材，然后从天津买来废旧设备，开起了冷轧钢厂，当年就盈利17万元。
有了17万元的“第一桶金”，禹作敏尝到了甜头，也壮起了胆子，立刻迈开大步带着大邱庄开始了转型：继轧钢厂之后，又办起了印刷厂、电器厂、高频制管厂，每个厂再以滚雪球的方式建出若干分厂。
到了1984年，大邱庄全村734户3040人，拥有承包单位15个，固定资产2000万元，年利润达到了1000万元；到了1988年，大邱庄工业产值达到了5亿元，税后纯收入800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颇为惊人的数字。
禹作敏
昔日人家“吃糠三年也不愿嫁女”的大邱庄，如今变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庄”，禹作敏当然居功至伟。他在总结自己的经验时专门提到一点：要用“能人”办厂。
冷轧带钢厂的刘万民，当时年薪三万，号称“刘三万”，早年在日本侵华时期做过几天伪军，村里乡头都很反感他，但他确实懂冶炼技术，且有钢铁行业的人脉，所以禹作敏力排众议，让他做了厂长；
电器厂厂长张延军做厂长时才24岁，以前是养猪的，200多头猪喂了4个多月，死了一半，但他索性就住在猪圈，没日没夜地读养猪的书，禹作敏看他事业心强，让他做了厂长；

制管厂厂长禹作尧，高中毕业，当过民兵连长，禹作敏看他做事牢靠，就重用了他。

禹作敏尤其提到支部副书记李凤政，非常得意：
“他鬼头鬼脑，什么都不怕，就怕我。他有水平，有能力，我就把他吸收到班子里！”
这些承包人都没日没夜地拼命干，一方面是禹作敏对他们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禹作敏也给他这些看中的承包人开出了在当时石破天惊的条件：
作为厂长，工厂每创造100万元利润，个人提成10万元。

而禹作敏挂在口头上的话是：

“我用的人，群众选出来的一个也没有。民主选举选出来的可能是老好人，但不一定能产生效益。这15个承包人都由我任命。工资奖金都由我定。”
禹作敏的这番话在当时也引起了一番讨论，有人认为他说的有道理，有人认为他说的太绝对，但大家都发现了一个客观事实：

禹作敏任命的这群承包人，绝大多数是他的本家、堂弟、女婿的家族成员。
而禹作敏对此的总结是：
“来财必有才，有才财必来。”
禹作敏当时做的有争议的事并不止这些。

比如他为了和一些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立关系以便掌握一些准确的政治和经济消息，每次都会好酒好肉招待来大邱庄的相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会给对方一笔“信息费”作为酬劳——这曾被人举报为“腐蚀国家干部”。
但是，受益于时代红利和禹作敏的敏锐洞察力，大邱庄的经济确实如同坐了火箭一般扶摇直上，到了1992年年底，大邱庄共有工业企业200多家，创造了12342个工作岗位，固定资产总值超15亿元，工业总产值超40亿元，利润超4.7亿元。
在实打实的成绩面前，荣誉也接踵而来：
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最佳农民企业家”，全国改革人才金杯奖。1988年，禹作敏担任了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他以“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的身份出现在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1989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劳动模范”……
时代在变，大邱庄在变，而不少人发现，禹作敏也变了。

禹作敏在春节联欢晚会上
3
首先改变的，是个人的生活。

禹作敏给自己配备了当时最新的奔驰560——他手下的那些“承包人”也都是清一色的奔驰。在90年代初，大邱庄全村配备的进口高级小轿车超过了200辆。

致富买车，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据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田聪明（后任新华社社长）回忆，当时
在拜访了禹作敏之后，对他后来的一些公开表态表示担心：

“我就是个农民，没有级别待遇，我就不管这规定那规定，就坐奔驰，我们自己挣钱买的，怎么了？”
同样是全国劳模的申纪兰曾三次带队到大邱庄学习，第一次去的时候，申纪兰觉得禹作敏“待人热情，说话客客气气”，而第二次去的时候，申纪兰发现禹作敏已经不是谁都见了，“接见”她后，先问她：
“你看我这张办公桌多少钱？一万多块！这把椅子，也是一万多块……”
当时禹作敏有句名言：
“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大邱庄当年的公司
禹作敏的居住条件也起了变化。

他原先在大邱庄专门造了一批“人才楼”，自己也住在里面，但很快就单独搬了出去，住进了独门独户的大别墅，院墙顶有用琉璃瓦装修，人称“小中南海”——禹作敏也乐得别人这么叫。进大门有“传达室”，还有“警卫室”，他给自己请了至少8个保镖，日夜守卫。

其次，对于带领乡亲们打造出来的基业，禹作敏有了自己新的想法。

在一次座谈会上，禹作敏公开说：

“我们是白手起家，现在每个集团都有十几亿资产。这究竟是属于谁的？是个人的？是集体的？都难说。大队没给一分钱，当初向银行贷的几万元款都还了，国家也没有投资。这几十亿资产是我的也可以说。”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鼓动下，禹作敏开始选自己的“接班人”——他让20岁出头的小儿子禹绍正先做了村团委书记。1992年，禹作敏做主，把大邱庄的所有产业调整为“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下设5个集团公司。总公司设董事会，禹作敏自任董事长，25岁的儿子禹绍正担任总经理。
作为董事长，禹作敏说自己基本不拿钱，表示当初有人给他评定年薪10万他也不要，开销都自己来。但事实上，他儿子担任总经理，在1992年的年薪就开到了70万元，其他亲戚包括族人，都领着当时普通百姓想都不敢想的薪水，至于其他所有的日常开销及相关报销，没有人说得清楚。
但最关键的问题是，禹作敏不只是在个人生活作风和经济上交出了一笔“糊涂账”。
4
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不少和禹作敏有对话的人就发现，他们不知道到底在和谁讲话。
申纪兰第二次去大邱庄学习时，就发现禹作敏对于来自全国各地来学习的厅局级干部已经是基本不见了——别人告诉她，禹作敏是“省部级干部挑着见”。在被中央领导几次接见和考察后，申纪兰发现，禹作敏谈及中央领导，都是只呼“XX同志”，把姓已经完全省略了，并且开始发牢骚：

“现在连XXX都变成政客了，而且是个投机分子。他凭什么能当全国人大常委？我公认的全国首富村，可这些年我连个人大代表都当不上！”
有一群北京来的作家曾兴致勃勃地来大邱庄参观采风，但禹作敏根本不见，让人传话：
“要写就写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但他后面还加了一句：
“没有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
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县长，包括厅局长，自然都不在禹作敏的眼里，经常对他们抱怨和指责，而碍于大邱庄和禹作敏在全国的名气和“窗口示范”作用，很多干部也不敢多说什么。
进入大邱庄的牌楼，当初禹作敏规定：无论什么人，到牌楼前必须下车，换坐大邱庄的迎宾车才能入内
但对于一些对禹作敏有用的地方干部，他还是花心思的。他甚至把这件事当做经验公开介绍：

“大邱庄住着工商、税务、派出所5个人，还有银行。法院帮我要款。他们的工资半明半暗，两头都拿工资，派出所所长的工资由我开。”
不仅如此，禹作敏还自己出任大邱庄派出所指导员，把全村的“经济警察”编制扩充到100人，然后把自己的亲信提拔为治保主任。

曾有一位香港记者和他开玩笑：
“听说您是这里的‘土皇帝’？”
禹作敏的回答是：

“去掉个‘土’字，我就是皇帝！”
既然是“土皇帝”，他在大邱庄的行事风格，就可想而知了。

1990年3月，大邱庄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刘金刚的司机高玉川只因为说了一句：

“禹书记的女儿出嫁，在县城盖小洋楼花了不少钱。”
结果这个司机被审讯拷打，逼得服毒自杀（未遂）。后来禹作敏得知这句话司机是从刘金刚那里听来的，又开始追究刘金刚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玉英劝他“不要兴师动众”，就被禹作敏指责“没人心”，很快就以“与党委不保持一致”为名，逼她搬出了“人才楼”，住回普通农民家。

禹作敏
1990年4月，禹作敏的侄女说大邱庄家具厂的副厂长刘金会曾猥亵过她，立刻派人把刘金会痛打一顿，并在大街上把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拦住痛打，结果导致刘玉田在街上被活活打死。

在7名打人凶手全部落网判刑后，禹作敏认为是司法机关不给他“面子”，召开全厂大会声讨刘玉田，鼓动职工说“刘玉田早该死，有水平的可以上台揭发，没水平的可以骂大街。”他还组织2000多名群众投书司法机关提抗议，停止刘家7人在大邱庄所属企业的工作，对刘家亲属的住宅进行监视，限制他们与外人接触，不许他们出村。
当时很多知情人都知道，禹作敏再这样下去，出事是早晚的。

5
1992年11月，该来的事，终于还是来了。

大邱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就是被禹作敏认为“谁都不怕，就怕我的”人——忽然在会议桌上病故，只有45岁。

李凤政一死，揭开了华大集团公司一个高达3亿元的债务窟窿：2亿是银行贷款，1亿欠的外债。由于李凤政是禹作敏的亲信，所以平时没人敢问，没人敢管，直到人死，大家才发现这个窟窿已经那么大了。

很快，关于华大集团公司领导层贪污的事被人报了上来。禹作敏大怒，召集公司中层以上干部开会，说领导层都是“败家子”，是来“糟蹋”大邱庄的，并且单方面忽然决定，撤销整个华大集团公司，资产并入其他四个公司。
与此同时，禹作敏让人准备好了皮鞭、电警棍等工具，开始对华大集团公司9名副总经理动用“私刑”逼供。禹作敏让人在大冬天剥光被审讯人上衣，自己带头上前抽耳光，要求对方承认自己有经济问题或生活作风问题，然后录音录像。对于不肯承认者，就动用皮鞭和电警棍——谁打人出手狠，他当场奖励现金。
就在处理“大窟窿”的同时，禹作敏还做了一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
11月27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第三局干部学校老师学员20余人到大邱庄参观，在一家商店里，有学员因为询问价格、产地等问题与商店经理石家萍发生争执，结果师生们被强行扣押7小时，期间多人被揪头发，抽耳光（耳膜穿孔），最终带队老师程钢违心写下“悔过书”后才被放出。

在大邱庄内建造的“九龙壁”当时引来众多议论，禹作敏在“九龙壁”后亲笔题词。
终于，12月13日，在处理华大集团公司“贪污案”时，有一名员工被打死了。
这名员工名叫危福合，26岁，1990年从河北慕名来到大邱庄工作，1992年开始负责华大公司养殖场的基建，同样被列入了“怀疑贪污”的名单。13日下午，危福合被大邱庄万全集团公司经理部经理刘云章叫到公司三楼交代“贪污问题”，危福合拒不承认，随即被剥光上衣后鞭打和电警棍击打，整个审讯一共持续7个小时，先后有18人参与殴打。
晚上10点左右，危福合停止了呻吟，打手们这才慌神，将他送入医院，不久后危福合抢救无效死亡。

出事之后，禹作敏没有选择劝参与人自首投案，而是轻描淡写给静海县公安局打了个电话：

“我们这里死了个人，在审查他经济问题的时候，忽然冲进来一群人，把他打死了，要不你们来一下？”
随后，他们串通好了口供，清理了现场，同时伪造了两页危福合的口供，并赶到医院找到危福合的尸体按上了手印。
但警方到达后，危福合身上长达7个小时殴打导致的伤痕，以及现场的脚印等细节，完全不能支持禹作敏说的“突然闯进20多个人把他打死了”的说法。

得知消息后，禹作敏立刻安排带头打人的刘云章等人外逃。
12月15日，天津市公安局派了6名刑侦技术专家，乘坐警车进入大邱庄，准备进一步勘查危福合被殴打致死一案。此时的禹作敏又做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行为：
扣车！扣人！

六名执行公务的干警被几十个大汉锁在了楼里，楼道的铁闸门被锁死。第二天，禹作敏让人把两名带队的干警叫到办公室，大发雷霆：

“你们为什么没通过党委就过来了？不就是打死个人吗？”
在6名警察被扣押13个小时后，在天津市长聂璧初的亲自干预下，禹作敏才下令放人。
禹作敏
与此同时，禹作敏又进行了一系列操作：

把危福合的家属从河北老家叫来，拍出6.5万元，要求他们立下保证：尸体拉回老家火化，再也不来大邱庄。
安排刘云章等四人前往山东，然后又转移到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四处藏匿，期间还把他们秘密接回大邱庄过1993年的春节，整个过程中大约花费16万元。
但禹作敏下令扣押公安干警一事，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震惊。1993年2月中旬，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对刘云章等4名重大嫌疑人应依法予以逮捕，于是函请公安机关协助通缉归案。
2月17日，天津公安局一共派出了400名干警前往大邱庄，因为大邱庄的治安派出所原本拥有15条枪和2000发子弹——这个派出所撤销后，大邱庄拒绝上交武器。庄里还自办了猎枪厂。

事情走到这一步，但凡禹作敏能稍微清醒一些，也该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了。

但他并没有。
6
2月17日上午，400名公安干警在离大邱庄3公里处待命。
天津市、县公安和检察等相关领导同志先行进庄，专程向禹作敏说明情况。在会议室，禹作敏夹着烟，翘着二郎腿，明确表示不同意干警进村执行任务：
“（会不会）发生矛盾冲突，你们不敢（担）保，我也不敢（担）保，群众不懂法，我也不懂法，我负不了这个责任。”
与此同时，在大邱庄内，大批工人开始集结和巡逻，他们大多手持铁棍；在庄内各个路口，汽车、拖拉机、马车以及油罐车被开到一起形成路障，全庄人都被动员起来，与庄外的公安干警形成对峙状态——而此时，两名犯罪嫌疑人就在庄中藏匿。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酿成冲突，最终天津公安局决定只留下30名干警待命，其他干警当日返回。
但第二天上午，禹作敏召开了全村大会，声称市里共派出1700多人的部队，携带小钢炮、催泪弹和警犬到村里搜查，他称“我怀疑这不是来破案的”，并要求村民一起“包围总公司”和“包围大邱庄”。最后，他宣布全村放假一个月，工资照发，他自己“临时辞职”。
会议结束后，大邱庄内群情激昂，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大量人员手持器械在街头聚集，要求市县相关领导给出说法。

与来访团合影留念，前排居中者为禹作敏
但这次天津市委没有让步，要求在2月19日18时前，执法人员必须进入大邱庄执行公务。到了当天17时，禹作敏终于同意20多名执法人员进村张贴通缉令和去通缉犯住所搜查，但他派出了十几辆豪华轿车到村头表示“欢迎”，并动员大量群众随时“簇拥”执法人员。
2月21日，禹作敏让人印制《天津市出动千余名武装警察包围大邱庄的事情经过》，向外地和社会上散发，称警察来大邱庄“绝非为了缉拿几个嫌疑犯的，而是冲着全国第一村——大邱庄来的”，“是冲着改革事业的”，所以他们要“向全国人民讨一个公道”。
但禹作敏没有想明白的是：他越是如此，天津市委就越是要一查到底。

1993年3月中旬，在专案组排查出800多条线索并在全国各地撒下天罗地网之后，四名案犯中两人先后落网，两人投案自首。

到了4月上旬，禹作敏的犯罪证据也基本上调查清楚了。

4月15日下午，禹作敏接到通知：天津市委书记高德占请他到天津市俱乐部谈话。
考虑再三，禹作敏带了贴身保镖和三名亲信一起前往。到了俱乐部门口，禹作敏被保安告知只能一人进入，禹作敏依言进入俱乐部，发现等在房间里的并不是天津市委书记，而是一群全服武装的公安干警。
干警向禹作敏出示了拘留证，禹作敏低下了头。
8月23日和24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禹作敏和7名同案犯所犯罪行为进行公开审理，并于27日作出一审判决：
禹作敏以窝藏罪处有期徒刑六年，妨碍公务罪处有期徒刑三年，行贿罪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非法拘禁罪处有期徒刑三年，非法管制罪处有期徒刑三年。
最终，禹作敏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7
刚刚入狱的禹作敏，其实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

“我好歹也是全国政协委员，抓我不需要人大开会通过的吗？”
“和我关在一起的都是犯人吗？为什么必须按时睡觉？”

“我又没杀人，为什么我也有罪呢？”
在生活上，他一开始也有很多不配合的地方：不愿意理发，不愿意吃监狱提供的伙食，必须要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刚进去的时候，他对监狱管教干部罗振岭说晚上饿，睡不着，罗振岭就用禹作敏家里送来的一点钱给他买点桃酥什么的，买完和他核账，他非常不耐烦：

“算了算了，这算花钱吗？我听见1000元以下的就烦！”
但随着时间的过去，禹作敏对监狱的生活开始习惯，也开始服从，也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有思想上的，也有历史的。大邱庄发展起来了，我的脑袋膨胀了，忘掉了法律，忘掉了精神文明。一直到被逮捕时，我还是糊里糊涂的，我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严重的犯罪。”
为此，非常善于总结口号的他给自己也总结了一句：
“改革路上致了富，法律路上迈错了步。”
禹作敏在法庭上
禹作敏原先对自己出狱的时间非常乐观，刚进去就曾开玩笑说“我今年是回家过年了”，他还曾对一位被判了五年刑期的狱友说：

“别看你是五年，但我肯定比你出去早。”
但随着希望的破灭，他的情绪也渐渐低落起来，他想不明白：当年费尽心机编织的“人脉关系网”，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了？

但相关部门对禹作敏还是照顾的。

因患有神经衰弱和心脏病，禹作敏入狱后的第五年被允许在天津市天河医院保外就医，住的是套房，且可以把老伴接过来。1997年，禹作敏的母亲过世，也允许他去探望。
但是，过于峰回路转的人生，对禹作敏造成的冲击还是相当大的。

8
1999年10月3日，69岁的禹作敏在天河医院去世。

不少媒体报道的是“禹作敏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但当时南方周末在10月5日的报道是《禹作敏病逝》，称其是“心脏病突发死亡”。
而天津方面和大邱庄给出的说法，也都是“禹作敏绝非自杀”：
“禹长期患有精神衰弱，非常需要依靠服用镇静剂入睡，长期较大剂量服用安眠药的结果，导致心脏病加重。”
不过《南方周末》10月22日的报道，标题是《禹作敏去世》。

禹作敏于10月4日在静海县火化，骨灰被运回大邱庄，在家摆了三天。

按照大邱庄的习惯，不管谁家有人过世，大家都要送钱随份子，但是禹家的子女拒绝了一切份子钱。
禹作敏的骨灰随后被葬入村头祖坟，与妻子合葬。

墓碑大小规格，与常人无异。
（本文完）
馒头说
现在在“百度百科”上搜索“大邱庄”词条，多少还能了解到这个村庄现在的情况。
但在“荣誉称号”那一栏，只留下了一条：
“2016年12月7日，大邱庄镇被列为第三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
但如果放到30多年前，“大邱庄”的荣誉称号是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其中最亮眼的，莫过于“华夏第一村”和“中国首富村”。
而如今，这些称号，没有人再提了。即便提起，也是一阵唏嘘。
禹作敏算不算“能人”？我觉得，当然算。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也是个“浑人”。

禹作敏在他最春风得意的时候，也乐得以“浑人”形象自居——或者说，他认为这才是中国农民最质朴的形象：不脱皮鞋就上沙发盘腿坐，吸烟不用烟灰缸直接把烟灰掸在地毯上，不讲道理不理规矩……

他在1992年3月1日的《经济日报》上写过一句“春节寄语”：

“大邱庄最大的贡献，是给中国农民长了脸。”
禹作敏是想代表中国农民的，但中国农民真的是像他那样的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禹作敏有很多问题，有人说，他最大的问题是不懂法——但禹作敏最终的悲剧收场，就能仅仅归咎于他一人不懂法？
曾经就有人问他：

“就没人和你说过法吗？”
禹作敏的回答是：

“谁敢和我说？”
没错，或许他的亲戚，亲信，下属出于怕他或想讨好他的原因不敢说，但那么多的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为什么就长期没有一人敢说，没有一人敢管呢？

我曾经去另一个很有名的“致富村”参观过。在报告厅，那位带领全村致富的书记做了热情洋溢的报告，强调是“党的政策好”以及“全靠大家一起干”。散场后，大家走向报告厅外的三部电梯准备下楼，我和几个人看到一间电梯门打开，正要往里走，却被两位“礼仪小姐”礼貌拦住：

“对不起，我们X书记不喜欢别人和他同一部电梯。”
说话间，那位书记昂首挺胸走了进去，旁边人弯腰帮他挡住电梯门，恭敬地给他一人按下楼层，然后关门——电梯外都是排队等候的人。
申纪兰第二次去拜访禹作敏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印象很深：

在通往禹作敏二楼办公室的楼梯周围，装了无数面水银镜子，让她有点“头晕目眩”。

很可惜，禹作敏似乎只是用镜子来装饰的。

做领导干部的人，时时刻刻都需要有镜子的。
当然，有镜子还不够，还需要笼子，关权力的笼子。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或是未来。
（全文完）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国法不容——禹作敏犯罪纪实》（徐如俊，张宿堂，《人民日报》，1993年8月28日）
2、《禹作敏等八人窝藏、妨害公务、行贿、非法拘禁、非法管制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1994年02期）
3、《禹作敏何以成为正反两个典型》（田聪明，《百年潮》，2009年01期）
4、《禹作敏：去了“土”字就是皇帝》（辛卿，《商业文化》，2008年11期）
5、《禹作敏：服刑的日子》（任庆起，《法学天地》，2001年09期）
6、《禹作敏是自杀还是病逝？》（东君，《新闻记者》，2000年01期）

7、《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兴衰谜》（范银怀，《炎黄春秋》，2000年01期）

8、《申纪兰和禹作敏的三次会面》（麦天和，《政府法制》，2000年07期）
9、《禹作敏生前身后事》（张蕾，和平，《四川监察》，2000年03期）
10、《今日大邱庄》（李漠，《小康》，2007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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