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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在写《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这本书时，他身边朋友就劝过他，“你这个书名太危言耸听了”。但是，我想这个耸动的标题，放到现在，也许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是俞敏洪“回血”之后，对刚刚遭遇的绝境的一声叹息。
直播间“东方甄选”的爆火，让新东方在线的股价自6月以来，已经暴涨了700%。
关于新东方的所有数字都在以不同量级的倍率上升。
东方甄选的粉丝量增幅达到10倍；直播间单日交易总额从百万级别暴增至2000万。
在二级市场的互动平台上，投资者们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像着了魔一样给上市公司留言，“有没有跟东方甄选合作？”
在新东方在线股价暴涨的同时，母公司新东方在美股的股价已几乎翻番。这也让新东方与全线陷入冰点的中概股们之间，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反差。
作为国内第一家在美股上市的教育机构，俞敏洪在他的传记里描述，他在临近上市的时候，能找到的参照机构非常有限，百度算一个，当时的李彦宏，在IPO之后激动地嚎啕大哭。
但是新东方和百度不一样，俞敏洪说他的企业更像是小本生意，也不那么缺钱。在美股上市有很大的原因是招架不住原始股东急于套现。
俞敏洪对一个教育机构到美股上市感到纠结，他跑到教委，问相关部门怎么看待这件事。相关部门当时也没经手过这样的案例，留给俞一句话——我们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你可以到美国去尝试一下，但别惹出大事儿就行。
俞敏洪落地美国，潇洒地坐进美国投行给他准备的超长凯迪拉克，乘着商用私人飞机，新东方的路演队伍从西海岸穿越至东海岸，路演经过了十余个城市。
原本1亿美元的融资计划，被撑到了60多亿美元，几乎每一场路演的规模都超出了预期。
新东方的上市代号被定为“EDU”，这是“Education"的缩写，以教育这个单词本身来命名自己的股票代号，这样的待遇，对一家企业来说，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在2006年风光无两的新东方，在2021年开始急速坠落。
在多方因素的影响下，以新东方为代表的一批中概股，集体陷入漫长的暴跌期。
而直到今年3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新动作，又让这些陷入低迷的中概股雪上加霜。

01

一些紧张的情绪在3月10日这天开始酝酿。
上海进入封城的前夜，六个区划入疫情中风险地区，作为中国的金融腹地，这座城市对当时情况的预估过于乐观，认为封控的时间，将会在三月底结束。
在这个对未来浑然不觉的前夜，金融锁链在10500海里外的纽约港开始震颤，中美洲际间的流通，不光局限于人员的流动，金融的脱钩越演越烈。
蔚来的李斌在这一天率队登陆港交所，这是一场寻求融资退路的上市。
和2018年登陆纽交所相比，蔚来已经没有了当时浩浩荡荡的IPO队伍，和妻子在纽交所拥吻的浪漫色彩，也没有了复刻的意义。
李斌的计划里，还有不久之后在新加坡的挂牌。罕见的三地上市，背后是一家中国科技公司对美国二级市场安全感的彻底丧失。
悲观的导火索，在蔚来二次上市的当日，被彻底引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公布了五家被列入美股预摘牌的中概股名单。
摘牌的依据，始于《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这份在2019年3月便被列入SEC讨论的法案，在经过美国参众议院为期三年的表决修正后。最终在今年3月10日发布了第一批预摘牌名单。
在这份不断拉长的清单里，55天后，会印上蔚来的名字。

大环境的焦灼，开始以分秒为单位，向社会各条脉搏释放脉冲。
3月11日开始，上海中小学进入全面停课，市民非必要不离沪，往返上海人员需持48小时核酸检测报告。两日后，企业开始居家办公，商场关门歇业，客运全部暂停。
疫情在一日之间进入全面“战备状态”，市民开始心照不宣地囤菜。
住在上海浦东某小区的徐新女士，在小区的业主群里求助：“请问哪位邻居能把我拉到‘团子面包群’？我们家人多，需要面包和牛奶，谢谢哦！”
这位焦虑的女士，是中国的“投资女王”，不说过手的明星项目，入股的零售巨头也是星罗棋布，京东、美团、永辉、叮咚买菜……悉数在列。
在不可抗力面前，大佬也陷入“弹药不足”的窘境。
徐新所面对的不可抗力不仅仅是疫情，他手中的美元基金，在2022年也陷入落寞，美股的退出渠道基本关闭，硬科技项目更青睐人民币基金，而徐新一直所捕捉的新消费风口，在疫情中骤然停摆。
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横亘在此时此刻，美元基金和中概股的疯狂已经落幕。打开未来的纽扣，搁在SEC和中国证监会的谈判桌上。下一步，悬而未决

02

徐新投过的明星项目，也基本在美股的震荡中全面受累。截止日前，已经有148家中概股被列入预摘牌名单。
据财联社数据，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共计323家。这是在30年前由“中概第一股”华晨开始，逐渐发展出的一份时代名录。
这323家企业，对中国的数字化变革意味很多很多。
预摘牌的名单仍然在扩增，有行业人士称，中概股进入预摘牌名单的时间点，与企业披露财报的时间点相关，理论上，在中美监管部门达成合作协议之前，大部分中概股都将出现在这份名单里。
中概股的Q1财报季刚刚结束，SEC对中概股针锋相对的狙击，还在进行中。
中美监管之间商议的焦点，也是最核心的争议点，是中概股是否要向SEC提供审计底稿。
审计底稿关系到公司经营相关的核心数据，它包括但不限于客户清单、用户信息、银行流水、销售合同……在跨境监管上，存在着敏感之处。
对于一些涉及到国家敏感行业的企业，这意味着将影响到国家主权和隐私问题。
这其中涉及到的典型案例，就是滴滴。去年6月30日，滴滴在纽交所IPO。它选了一个多重敏感情绪交叉的时间点上，静悄悄地上市。
滴滴的大多数员工在上市的前夜，才得知IPO的消息，没有敲钟，没有庆祝，一切从简。
这个在全球私募市场上融资最多的公司，在九年的时间里融资超过210亿美元，私募、国资、美元、人民币，在这个横跨中国互联网下半场全周期的代表企业里，彻底融合。
所有押注在这个超级平台的投资人，都在等待退出通道的打开。
从一家企业的成人礼来说，没有理由让滴滴的IPO如此低调，但它坚持保持缄默，是因为突破了某种监管的许可。
在滴滴上市后的第十天，一份关于加强中概股监管的新政策出台：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要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滴滴的代价也紧随其后，新用户注册被叫停，26个相关应用全部下架，多部委进驻滴滴。
短短几日，滴滴股价遭遇腰斩。
监管部门对滴滴的惩戒，对监管部门、中概股、海外资本长久维持的某种微妙关系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暧昧的默契，消失了。
更分明的角色关系，出现在关于《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谈判桌上，中概股的中长期走向，取决于中美监管在这个桌面上的博弈结果。
在谈判桌外，值得讨论的，似乎只剩下“信心”。

03

在中美之间，审计问题已经纠缠多年，但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如今，在众所周知的摩擦之下，这一事态变得更加恶化。
一些中概股企业早已意识到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并相继选择另外的出路。
自2019年开始，已经陆续有企业在港交所进行二次上市，以及双重主要上市。
今年4月21日，贝壳登上预摘牌名单，但在仅仅20天后，他们就完成了港股的双重主要上市。
正常情况下，一家中概股以双重主要上市方式从美股回流港股，至少需要8到10个月的时间。由此可见，贝壳在被SEC列入名单前，就早早规划了回港计划。
这一上市计划，在贝壳的内部代号被称作“凤凰”，这也折射出这家公司在失去掌舵人左晖之后，对涅槃重生的野望。
二次上市和双重主要上市，是中概股回港的两条主要途径，二次上市的门槛更低，流程更快。
而双重主要上市具有更高的门槛，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只有双重主要上市的公司，才能被纳入港股通投资范围，这也对一家公司的资金流入带来悬殊的差异。
在疫情封控的5月，贝壳的上市仪式十分朴素，他们将那面象征性的铜锣摆放在公司里，供那些想要合影的员工自便。
在左晖去世，彭永东走马上任之后，贝壳迎来了彭永东时代。在上市当天，一种与兴奋和喜悦相悖的氛围，在公司内部滋生。
“看看大厅里硕大的上市铜锣，想想真是讽刺”。悲观的情绪冲刷了脉脉上关于贝壳上市的讨论。
就在贝壳回港双重主要上市前夜，有媒体爆料，贝壳启动大规模裁员，裁员比例高达50%。
在字母榜对接近贝壳人士的采访中透露：裁员50%是可靠的，而且是严格实施。技术部门成为裁员重灾区，其中人工智能技术中心被裁人数达到70%。
贝壳在一夜之间经历冰与火的洗礼，怀念左晖，成为部分员工彼此抚慰的解药。“曾经在老左大会上数次热泪盈眶的我们老了，这里不再适合傻忠了。”
裁员是整个春天在互联网企业间迅速且大面积传导的主题。
“互联网企业未来可跑马圈地的预期小了，之前把一些优秀的人找过来圈养，现在业务范畴缩减，人员自然冗余了。”一位钉钉的员工解释说：“这个时间点裁员，大家都能理解。”
中概股在集体式微，也是这种理解的背景之一。
裁员的影响逐级传导，互联网公司的裁员与缩招，直接导致了互联网猎头行业的20亿元营收骤减。
中概股势不可挡的集体暴跌已经维持数月，除了预摘牌名单的利空影响，乌俄战争、互联网反垄断、国内疫情、在线教育“双减”，以及瑞幸造假、滴滴铤而走险的个例，均在合力引发美股市场的恐慌性抛售。
腰斩、脚踝斩，狼狈的中概股集体哑火，融资渠道惨遭堵塞。
所有人口中，都在谈论一个新的议题——降本增效。

04

腾讯把降本增效直接写入了管理岗位的评价体系。
美团的长期目标，从高质量发展，变成了降本增效，最典型的表现体现在沟通层级的极致压缩，在美团的社区团购业务上，一个初创的物流公司老板，可以和王兴直接讨论物流和冷链的解决方案。
据晚点LatePost报道，去年下半年，王兴在公司内部谈到，美团要以未来三年融不到新钱的预期做准备。而在今年三月，王兴的假设进一步极端化——未来三年如果美团没有了任何收入，企业依然要维持运行，现金流情况会是怎样的？
所有假设都是基于忧患意识。
这家一贯以横向扩张闻名，如今跻身中国互联网前三甲的公司，正在全面调低各部门的目标，原本计划在滴滴下架期间趁机而入的打车业务，如今变成了全力只做一个城市，如果做不好，就不再加大投入。
到店业务的重心也倾斜到了五六线城市，在部分城市，则主动暂停业务。
小到公司的出差管理规定上，美团的调整也趋于严格，只能选择七折以下的机票，并且航班时段被限定在11点至16点以外，而且是出发前后一小时内价格最低的航班。
美团从内到外的各方面投入，都被添加了一个定语——有限。
2017年《财经》在采访王兴时问道，美团的业务边界在哪里？还是完全没有边界？
王兴的回答是：“太多人关注边界，而不关注核心。你可以把边界理解成万有引力，每一个物体因为质量的存在，它会产生引力，会影响其它所有物质。”
这个抽象的回答，主旨就是不设边界。
这也与他酷爱的那本《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阐述核心相互吻合——没有终点，没有边界的无限游戏。
王兴的野心勃勃也遭受了大量的指责，他与互联网半壁江山的企业树敌，还有人说他是个不善于合作的人。
2020年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对系统和算法的无情压迫，又将美团推到风口浪尖。
对于互联网大平台所遭遇的指责，左晖在去世前几个月，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你的组织除了创造 GDP、创造就业之外，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价值。这是最终能完成合法性的过程。”
“这些企业家可能会觉得很冤屈：我就是正常的商业操作或个人表达，也没有违反相关法律，为什么我和我的企业却受到这么多的攻击。”
在左晖的解释里，合法性不是法律上的合法与否，而是在人们心目中，这个企业到底没有创造社会价值，是否应该存在。
这是人心层面的合法性。
在疫情封控、融资受阻、互联网人口红利消失的节骨眼上，左晖在离世前提出的课题，被重新列入了创业者们思考中。
有限的投入，和王兴多年来推崇的“无限游戏”突兀地衔接在了一起，堆积出2022年这个野心勃勃的创业者思维的分水岭。
这道分水岭，是时代挤压出的褶皱。
“总体而言，我认为企业的组织合法性主要来源于三个互相影响的因素：社会价值、人心向背、政治敏感性。”在左晖去世一年后，贝壳回港完成双重主要上市，同时裁员50%员工，唏嘘成为老员工们当时的一种主旋律。

尾声

中国互联网公司带着美元基金冲击美股的疯狂，实际在2018年就有了触碰天花板的苗头。
标志性事件是私募融资顾问机构华兴资本的上市，这家促成了滴滴、快的合并；美团、大众点评合并；赶集、58同城合并的“并购之王”，对于它的上市有人调侃说，一家做FA的机构都上市了，互联网基本到头了。
“最应该感谢的是这个时代”，华兴董事长包凡在IPO时的慷慨陈词，似乎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那一年，创业者们开始变得谨慎，李斌停掉了正在建设中的蔚来上海工厂，王兴在美团年报中提到要审慎对待新业务，并计划让公司第一次实现盈利。滴滴的程维在当时宣布要减少补贴，休养生息。
但变量发生了，在线教育和社区团购，两个被赋予巨大期待值的“黄金赛道”应运而生。
“休眠”中的企业迅速苏醒，叫得上名字的互联网大厂几乎全线入局，这两个万亿级别规模的市场，似乎将影响中国互联网的未来格局，一个全新的希望。
扩张成为趋势，腾讯、阿里、美团、京东、字节……纷纷向十万员工规模迈进。
VC和PE的投入也近乎疯狂，在线教育的头部机构作业帮、猿辅导，单轮融资规模均达到10亿美元以上。
而在社区团购最火爆的时候，这门生意的计划是打造一张覆盖全国2800个县城，超过42000个村镇的零售网络。在一些社区团购负责人眼中，这是一个下沉市场的京东。
这是巨头们顶着“天花板”所能摘到的最后两颗果实，对美元基金来说，也是最后的冲刺。
然而，在线教育“双减”和互联网公司反垄断的政策调整，让这两枚被“咬”得几近溃烂的果实最终没有在畸形道路上越走越远。
美元基金在中国的立身之本，在2022年彻底陷入生存焦虑。过去那一套投资新经济公司，搭建离岸控股结构，在境外的交易所上市，退出回笼资金的模式遭遇撼动。
然而仅仅在两年多以前，和俞敏洪一起成立洪泰基金的盛希泰还在高呼：“不做美元基金是没有饭吃的”。
就在上个月，朱啸虎发朋友圈提到自己买了一双“鞋”，一天跑步就赚了30美金，3个月下来就能回本。
这位曾因投资滴滴、ofo、饿了么、拉手网等大量独角兽的美元基金风云人物，在此刻对一个Web3.0项目的推广，已经很难让舆论有耐心的听下去。
有资深媒体人评价：“造舆论，做高价值，找人接盘，一地鸡毛，几乎是他老人家唯一的路径依赖啊。”
此刻，中概股的故事虽然陷入悬而未决，但它已经进入一个完整篇章的结局，而作为其中的重要角色，美元基金，以及与他相生20年的VC和PE风云人物们，也离开了聚光灯下。
时代的命题，落在了那些超级平台重估何为价值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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