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计划不能治愈社会弊病——一位著名建筑师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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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

——如何（无意中）暴露了中央计划的弊端

©约瑟夫 • 卡斯特／文

>>Joseph Kast <<

译：禅心云起编：瑞秋的春天

社

会可以被设计改造吗？一名专家工程师能用一项足够好的中央计划和宏伟蓝图，将人们从苦海中解救出来吗？

山崎实一度认为可以。

山崎实是20世纪美国最受推崇的建筑师之一。他属于某个有志于通过适当规划建筑来改良社会群体人性（无论他们是否需要或愿意改良）的流派。

山崎实通过设计公共住房建筑群来测试其理论。大家都期待这个建筑群将成为未来所有公共住房的样板。圣路易斯市普鲁伊特-伊戈（Pruitt-Igoe）建筑群是由战后新政住房和城市发展规划促成的。就像许多新政计划，普鲁伊特-伊戈公寓的指导思想是：更能推动社会进步的，是良好的意图、中央计划和强大的政府权力，而不是保护人们的权利或个人选择。

普鲁伊特-伊戈公寓和山崎实的设计，被当作解决美国主要城市的贫困、犯罪和住房问题的办法来兜售。但在短短几年之内，该建筑群就显现出了政府规划者从人们手中剥夺自由和家园的危险后果。

山崎实的童年就像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的小说。世纪之交，他的父母从日本移民到西雅图定居。父亲靠打三份工养家，仍只能勉强糊口。对于日裔来说，西雅图并不是一个友善的地方，山崎实从未忘记自己被拒绝进入游泳池和在剧院遭受骚扰的痛苦记忆。

他靠勤工俭学在华盛顿大学读完了大学本科，暑期在一家鲑鱼罐头厂辛苦工作，每周工作70到120个小时。以今天的美元计算，月薪区区800。

但努力得到了回报，山崎实在建筑领域展现出真正的潜力。由于对西雅图的反亚裔情绪感到不安，担心职业机会被扼杀，他迁到了纽约曼哈顿，口袋里的40美元就是全部家当。他在纽约大学攻读建筑学硕士学位。为了支付学费，他到一家进口公司打工，从事包装碟子的工作。

但对于学习建筑，这是段多么美好的时光！这是极端现代主义的时代。华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和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在重新思考一切。玻璃、钢铁和混凝土方面的突破，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勒•柯布西耶，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柯布，对山崎实影响巨大。柯布也许是极端现代主义者中又最最极端的。他固执地坚信理性主义和效率的力量可以改善社会的方方面面。他认为住宅应该是“居住的机器”。总规划师应自上而下地施加专家的意志，创造货真价实的乌托邦。

山崎实渴望在美国的城市将柯布的想法化为现实。山崎实从纽约大学毕业后，正式成为一名建筑师，并加入了以设计帝国大厦和曼哈顿其他许多高楼大厦而著名的史莱夫，兰布&哈蒙（Shreve, Lamb & Harmon）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其他几家公司工作，然后于1949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此时的山崎实不缺经验。他所欠缺的是一座标志性建筑。但这很快就会到来。

在战后的城市重建运动中，极端现代主义建筑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盟友，同样享有“夷平一切，从头再来”的精神。1954年，最高法院在伯曼诉帕克（Berman v. Parker）案中公布裁决意见之后，贫民窟清理和城市重建在全美遍地开花。这一裁决对政府权力的屈从，真的是令人震惊。

故事是这样的。华盛顿特区一家百货公司老板起诉了特区重建土地管理局，该机构着手通过征用土地来掠夺这家百货公司，拆毁了建筑物，并将土地出售给一位私人开发商。政府声称它正在解决“不景气”的问题，但原告争辩说，政府只是将私人财产转移给另一家私营方。

最高法院站在了政府一边，给财产权带来了沉重一击。该判决有效扩大了政府援引征用权的权力，从“为了公共利益而绝对必要时”（例如，机场）变成了“只要政客认为最合适时”，给裙带关系和腐败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机会。

伯曼案裁决也是在1949年《住房法》之后做出的，该法极大助推了联邦政府对住房领域的插手。其主要内容是为贫民窟清理和城市重建提供联邦财政资金，扩大抵押贷款保险以增加住房自有，促进公共住房单元建设。

在伯曼案裁决、用于干预性住房政策的联邦资金暴利，以及对通过建筑设计创造乌托邦满怀憧憬的新兴建筑运动之间，所有导致大规模政府失败的因素都已到位了。

战后的圣路易斯市已准备好改头换面。一位历史学家说，它就像“狄更斯小说里的古董”。该市人口已大幅增长，当地领导者认为，人口将继续以同样速度增长几十年。他们担心旧式公寓楼会压倒中央商业区。尽管当地选民在1948年否决了一项建设高密度公共住房的提案，但在联邦资金如此充裕的情况下，大型住房项目很难被抵制。

圣路易斯市的民主党市长约瑟夫·达斯特（Joseph Darst）不需要让人们心悦诚服。共和党的州政府官员也如此。两党共识是，该市需要采取激进行动。达斯特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必须重建、开放和清理我们城市的心脏。贫民窟的产生和所有内在罪恶，事实上错在于每个人。现在，弥补过失，人人有责。”

达斯特和其他城市官员开始了作者杰夫·贝尔斯（Jeff Byles）所说的“对该市五平方英里地区多管齐下的攻击”。很快，拆迁队就把整个社区铲除了。仅米尔溪谷社区附近，就有大约5000座建筑惨遭拆除，其中包括43座历史悠久的教堂。

虽然城市领导者认为这些社区是无可救药的贫民窟，但并不是人人都同意这一点，许多居民一直乐于把被拆迁的社区当作自己的家园。前米尔溪谷居民格温·摩尔（Gwen Moore）说：“我的记忆非常愉快，记得当我们被告知必须搬迁时，我的内心受到了创伤。”

取代被铲除社区的主要发展计划，是一个名为普鲁伊特-伊戈的高密度公共住宅项目，以两位圣路易市英雄命名：塔斯基飞行员温德尔·普鲁伊特（Wendell Pruitt）和前国会议员威廉·伊戈（William Igoe）。普鲁伊特大楼是给黑人造的，而伊戈大楼则是给白人造的。但该项目于1954年启动，在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案做出裁决、终止了“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后，不得不放弃了种族隔离的设计理念。

官员们对项目设计中的追求有一个大致想法：高层现代建筑，既能满足大都市不断增长的需求，又能结束圣路易斯公寓的贫困化面貌。该项目由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出资建设，但这个建筑群目的是通过工薪阶层居民的租金来实现自给自足。

但他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接受这个挑战的建筑师。为此，城市领导者们挑选了一位有前途的年轻建筑师，名叫山崎实。

山崎实的初步方案融合了柯布和他本人关于如何通过建筑设计改善人们生活的想法。以柯布为起点，他从尚未实现的光辉城市（Ville Radieuse）中汲取了大量灵感：一排排高楼大厦，被一条“绿色河流”贯穿，这条河流由树叶和操场组成。最重要的是柯布的规模经济理念——将尽可能多的单位纳入建筑中。

山崎实的最初方案包括两层无电梯公寓、小高层和间距较大的11层大楼的融合。他采用了一种新型的“跨层停靠（“skip-stop”）电梯。这些电梯每三层才停靠一次，这既为更多单元节省了空间，又迫使居民进行更多互动，鼓励了社区参与感。或者说，至少他是这么希望的。走廊很宽，“像街道一样”，这也是为了在高层建筑内模仿某种城市广场。

该设计受到广泛赞誉。一篇题为“圣路易斯贫民窟手术”的建筑论坛文章，称山崎实的提案是“年度最佳高层公寓”。城市领导者对这些高楼大肆吹嘘，声称这些贫民窟居民如今所拥有的城市景观之壮丽，堪比最富有的居民。在那些曾经被污染的贫民窟中，现代化高楼大厦将矗立起来，为人们提供光照和新鲜空气。

山崎实的设计被圣路易斯官员调整了（他们抛弃了小高层建筑，改成了修建33座高楼），但在本世纪初许多进步主义人士倡导政府在社会各领域发挥顶层设计作用的计划中，普鲁伊特-伊戈公寓代表着一座巅峰。然而，和许多新政计划和方案一样，普鲁伊特-伊戈的承诺只是理论空谈，在第一座高楼建成之前，普鲁特-伊戈的乌托邦梦想就开始破灭了。

城市规划者认为圣路易正处于人口快速增长阶段。但事实并非如此。阿米蒂·施莱斯（Amity Shlaes）在她的《伟大社会》一书中解释了当地政府是如何相信“圣路易斯会发展并维续其公民的生活。相反，部分由于当局的其他干预措施，这座城市萎缩了。事实证明，经济，就像人一样。他们（用脚）做出了选择。”

《住房法》规定的政府支持抵押贷款保险，意味着郊区住房很便宜，且越来越便宜。汽车也是如此。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州际高速公路项目（可以说始于I-70公路的铺设），将圣路易斯与河对岸蓬勃发展的圣查尔斯市郊区连接起来。尽管有“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判决，白人家庭还是拿着资助普鲁伊特-伊戈的联邦住宅管理局（FHA）资金，到郊区买房，许多就业岗位也随之而去。

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座城市。事实上，种族隔离状况越来越严重，城区缩小，郊区扩大。然而，就算圣路易斯市领导者意识到他们对经济持续增长和人口增长的假设是错误的，他们也会守口如瓶。

从那以后，情况迅速恶化了。

规划者希望有工作的穷人能居住在这里。然而，许多失业家庭住进了公寓，这意味着——因为领取福利的家庭支付最低的租金——租金收入不足以维持该建筑。

此外，根据密苏里州当时的福利法，你只能以单亲家长身份才能领取福利。这使许多母亲和父亲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继续生活在一起而丧失州福利，要么为了领取福利而分居。许多父亲离开家庭，随便找了份工作。他们往往一去不返。很快，普鲁伊特-伊戈公寓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单亲大家庭。大楼里缺少父亲（社会工作者定期检查，以确保父亲真的没住在那里），对普鲁伊特-伊戈的孩子产生了危险的连锁反应。犯罪很快变得十分普遍，孩子们加入帮派，破坏和损毁建筑物。维修工人疲于应付，入住率迅速下降。

1964年，林登·约翰逊总统发表著名的“伟大社会”演讲的当天，该建筑群的入住率徘徊在25%左右。

那么，山崎实的创新的“跨层停靠”电梯呢？宽阔的走廊？它们是否如他所愿培养了一种社区意识？阿米蒂·施莱斯描绘了一幅惨淡的画面：

电梯（…）成了抢劫者的陷阱。维修不善意味着电梯经常停运，让黑帮受害者困在电梯里的时间变得更长。黑帮潜伏在大厅，让住户抵达自家门口前受到“夹攻”。

年轻人向窗户和路灯投掷砖头、石块；这种活动成了家常便饭。这里没有健康的运动场所。由于一楼没有厕所，孩子们在那里憋不住，电梯逐渐成了公共厕所。社区公共区域是一个可悲的笑话；最终它的唯一功能是成为一个收取住房管理局租金的地方。这种朽坏似乎变得不可阻挡，任何人都无能为力。

圣路易斯市快就意识到普鲁伊特-伊戈公寓是个问题。但不知道谁能解决这个问题。联邦政府、圣路易斯住房管理局、州政府和圣路易斯市本身都一起对该建筑负责。当一个问题属于每个人时，它就不属于任何人。

在项目启动后五年内，山崎实常为他在项目中的角色道歉。尽管该建筑群的最终设计与他的最初构想不同，但他开始质疑该项目背后的核心假设，也就是人们的生活可以通过城市规划来有效的设计。他对自己在普鲁伊特-伊戈犯下的“可悲的错误”表示遗憾。到20世纪50年代末，他发表了雄辩的演讲，谈到“将成千上万的人安置在一模一样外观牢房中的悲剧”，这“肯定不会促进我们对人类尊严和个人主义的理想”。

面对《底特律自由报》，他说得更简单明了：“社会弊病不能靠漂亮的建筑来治愈。”

到20世纪70年代初，圣路易斯市天际线上的33座混凝土墓碑，成了乌托邦式住房计划的警世箴言。它化身为一所犯罪和苦难的巢穴，而不是任何人可以称之为“家园”的东西。当决定拆除该建筑群时，入住率仅10%。

就在普鲁伊特-伊戈公寓开始拆除的那一天，建筑史学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宣布了极端现代主义建筑及其宏大假设的死亡：“隆隆作响声中，它终于脱离了苦海。”

1972年，三座大楼被拆毁。最后一座大楼，最终在1976年倒下，普鲁伊特-伊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山崎实的命运永远和普鲁伊特-伊戈联系在一起。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山崎实成功地建造了机场、领事馆、会议中心和大学建筑。他设计了地标性的“双子塔”世贸中心，由于对美国建筑的深远影响，他甚至荣登《时代》杂志封面。但普鲁伊特-伊戈公寓损害了山崎实的声望，对他后来的工作造成了损害。在他职业生涯末期，他的建筑变得呆滞，风格上难以区分。当他在1986年去世时，《纽约时报》的讣告有一篇关于普鲁伊特-伊戈公寓的文章，副标题是“一次大失败”。

但是，普鲁伊特-伊戈公寓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山崎实。柯布雄心勃勃的想法也如此，尽管它们有缺陷。在山崎实的建议提交之前，普鲁伊特-伊戈尔项目就注定要失败。

当圣路易斯政客们把成千上万圣路易斯人从他们的家园赶出来，强迫他们进入他们并不需要的巨型混凝土大楼时，这一切就注定要失败。这个设计对居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没有任何发言权。一位前居民回忆说：“在普鲁伊特-伊戈尔没有任何温柔体贴的东西”。圣路易规划者和政治家们认为他们可以把市民当作是一场伟大社会实验中的小白鼠。

坦率地说，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政府干预铺成的。

普鲁伊特-伊戈公寓给山崎实带来的悲剧，就是对于他的遗产造成的损害。虽然在职业生涯开始时，他赞同那种想象着自上而下控制的极端现代主义和进步主义心态，但在他看到自己思维的错误后，他传播了反对这种心态的信念。但普鲁伊特-伊戈尔公寓仍将永远是他美丽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建筑集当中的一大污点。

普鲁伊特-伊戈公寓的社会悲剧在于它如何毁掉了人们的生活。成千上万贫穷的蓝领工人和移居的南方黑人家庭，成为普鲁伊特-伊戈尔项目失败的受害者。但是，尽管普鲁伊特-伊戈尔造成了贫困、犯罪和人类破坏，没有一名政府官员为这场失败负责，而山崎实成了唯一一位声誉受损的人。

最后，山崎实从普鲁伊特-伊戈公寓的失败中得到的教训，预示着侵犯个人权利的政府政策永恒的失败：“尽管我对建筑如何能真正改善人们的生活怀有憧憬，但某些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似乎使之无法实现。”

政府不能创造乌托邦，每一次这种尝试，人们的权利——很多时候是他们的家园——就会遭到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