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资深媒体人 姜雯
今年5月下旬,一只野放的台湾黑熊,被发现惨遭枪杀后被埋尸。台湾黑熊被列为濒危动物,现存数量约为200——600只。
这听上去像是一个“野生黑熊遭坏人枪杀”的故事,但黑熊真正的死因,比我们想象中更为复杂。
这只被枪杀的黑熊,是2018年在台中大雪山地区因研究捕捉系放的其中一只,因其编号而获得昵称“711”。711被发现之时,已经是负伤状态,右前肢少了一趾,左前肢缺了四趾,可能误踩过两次以上套索陷阱。在2020年又一次受伤被救援之后,这只黑熊在科研人员的照顾下慢慢恢复健康。
711恢复健康后的野放之路却并不顺利,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它第一次被野放到原栖地附近,两个月后却再度因“滋扰农地”误中陷阱。第二次野放时,考量周遭聚落的居民有超过一半反对将这只黑熊野放到邻近聚落,最后它被异地野放到台湾南投的“丹大野生动物重要栖息环境”。
从卫星项圈可以看出,这只黑熊在野放后持续向北移动,但不到三星期,就在北返途中遭到枪杀。
“野放是很复杂的事,我不是黑熊专家,对合适的野放地点无法置评,但对我来说,我更在意的是,人如何定义‘动物滋扰’,又是凭什么可以决定,哪里才是动物可以生存和活动的地方?”东华大学文学系的黄宗洁教授说。
黄宗洁长期关心动物伦理相关议题,研究领域包括动物书写、家族书写等,著有《伦理的脸:当代艺术与华文小说中的动物符号》《生命伦理的建构:以台湾当代文学为例》。今年4月,《它乡何处:城市、动物与文学》(以下简称《它乡何处》)简体版问世。
这次惨死的台湾黑熊,其实就命中了《它乡何处》所探讨的命题。作为保育动物,台湾黑熊常常以可爱化的形象进入城市日常生活,可它一旦“越界”,就成为可怖的威胁、需要被驱逐的他者。
不仅是黑熊,还有城市里的流浪动物如猫狗、作为我们食物的经济动物、为人类承受痛苦的实验动物、动物园里的展演动物,它们所遭受的苦难,人们总是视而不见。
我们在面对动物时,能否加入一点伦理的思考,去看到比“可爱”更深刻的东西,“理解爱的局限,扩大爱的定义和想象”?
动物保护路漫漫
在黄宗洁成长的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社会还没有清晰的“动保意识”。对她而言,喜欢动物、在意动物是一种本能。
有时候学校里会出现流浪狗,黄宗洁就会拎着一袋白吐司去喂它们。印象里,有一只长得像狐狸犬一样的狗,还会本能地掩埋食物,只是它错把白吐司埋进了脏水。
学校对流浪狗并不友善,总务处会叫来捕狗大队,而捕狗大队会用铁丝网将狗捞走,狗被带走时发出凄惨的叫声。
同样的过程一次又一次发生。黄宗洁每次与这些流浪狗的相遇,都预示着离别,可每一次与生命的彼此关照又是那么真实。作为初中生,她无能为力,她说自己成长的阶段“一直不断处于那种创伤的过程里”。
大学毕业后,黄宗洁进入中学教书,她发现自己重回了当年自己读书时的处境:学校一出现流浪狗,校方就找捕狗大队把它们抓走。但那时候,黄宗洁的角色不一样了,作为老师,她有了插手发声的可能性。
巧的是,学校总务处的工友很喜欢动物,于是“抓狗”这件事成了他的道德难题——明明那么喜欢这些狗,却必须负责打电话叫人来抓狗。因缘际会下,这名工友得知黄宗洁也喜欢动物,于是每次学校出现流浪狗,他不打给捕狗大队,反而打给黄宗洁。
“问题是,我要把狗变到哪里去?”黄宗洁只能把流浪狗带去兽医院寄住,每个月的薪水几乎都拿来付这些狗的住宿费。更漫长的,是送养之路,狗比猫难送养,就算送出去还会碰到退养问题,反反复复。
黄宗洁的姐姐黄宗慧在台湾大学教书,1998年时发生了震惊社会的“台大硫酸狗事件”,有人对5只狗泼硫酸,伤可见骨。姐妹两边学校的狗加起来不少,除了送养之外,只能将狗送去“爱心妈妈”的私人狗场。
狗场并非流浪动物的安身立命之地,然而狗若进入公立收容所,命运将更为悲惨。
除了送养之外,只能将狗送去“爱心妈妈”的私人狗场
流浪动物倘若无人认养或领回,12天之后就会执行安乐死。2013年的纪录片《十二夜》就记录了一些流浪动物在生命倒数12天里的绝望与残酷,以及收容所破旧与肮脏的环境。
其实早在1997年,由台湾“关怀生命协会”出版的《犬殇》曾针对65个公立收容所进行调查记录。黄宗洁在《它乡何处》中也写出当年惨痛:“一笼一笼浸到水里淹死、活活电死或饿死的,或因过度拥挤被其他狗咬死甚至吃食的……”
看到公立收容所的状況,一些爱狗人士成立了中途狗场,相较于兽医院,这里的收费相对可以负担。黄宗洁表示,台湾社会的主流氛围经常把这些爱狗人士称为“爱妈”,充满负面调侃,但其实“爱妈”是时代的产物。
“当时为什么有这些爱妈出现?真的是看不下去,她们不忍心。当然,最后就是可能拖垮你自己,同样也可能拖垮一些动物。但当时流浪狗真的非常多,公立收容所用非常可怕的方式处置那些狗时,爱妈们只能想办法把它们圈养在某个地方。”
《十二夜》剧照
一方面是救不完的流浪动物,另一方面有少数动保团体陆续成立。
2013年电影《十二夜》引起社会反响,2015年“零扑杀”政策被迫出台,并于2017年2月正式上路,台湾成为继印度后亚洲第二个实施零扑杀政策的地区。
《十二夜》海报
不过,“零扑杀”只是开始,而非结束。
台湾进入零扑杀年代后,被通报的流浪动物反而增多——部分民众误以为通报等于救援,造成了更深层次的忽略;而讨厌动物的人则产生了更强的抵触心理,认为流浪动物更不应该出现在街上扰民。然而,整体收容环境、宠物繁殖业的规划、犬籍管理、民众观念没有同步改善,收容所内的动物仍无法得到良好照顾。
2016年4月,嘉义收容所发生将大量狗只送往私人狗场,运输过程中热死30多只狗的事件;同年5月,新屋收容所园长服用“狗只安乐死药物”自杀。
黄宗洁在《它乡何处》中批评道“(这)更暴露出台湾在流浪动物议题上的失衡和结构的崩坏,对第一线人员造成沉重压力,以及误以为‘零安乐’之后流浪动物问题就不存在的迷思。”
这本书记录了台湾动物逐渐获得保护的过程,但几乎每一项进程,都是以动物的惨痛遭遇为背景。
动物权利与动物福利
很多人会以为,动保议题只涉及流浪猫狗,或认为动保人士“独爱猫狗”,抑或“野生动物保护”和“动保”互相打架,“野保”人士认为流浪猫狗属于“外来种”而不该被人为喂养。
“很多矛盾,只是不同声音的人在吵架,大家各自捍卫‘我要的正义和我认为的正义’。但是,他们是真正关心动物命运的人吗?”黄宗洁发问。
当有人反对皮草,就人驳斥说“那你还不是吃肉?”当有人喂养流浪动物,就有人说“这么喜欢为什么不带回家?”当有人选择吃素,就有人蔑视“还不是会穿皮鞋”……同样“鬼打墙”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动物议题反而变成“谁比谁的道德更优秀”,却永远触及不到核心问题。
这也是黄宗洁书写《它乡何处》的必要性所在,她希望用理性而非偏激的声音去抵达读者,同时带出动物的处境——“问题的核心在于,要讨论当代动物的处境,抑或人与动物的关系,往往必须回到城市中去思考。”
人与动物的关系,与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而且是一个人类持续与自然对话以及对抗的过程。
在《它乡何处》中,黄宗洁书写了城市中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各种动物,如展演动物、野生动物、同伴动物(狗猫)、经济动物与实验动物等。
在动物园里,人们究竟想在里面看什么?
动物又是如何看待它们自己被观看?
在野外,香港野猪与人类生活空间重叠,谁该为谁让路?
猫狗作为陪伴动物,如何暧昧地具有宠物、被人厌弃的流浪动物、食物等多重身份?
我们是否想过,食物出现在盘子里之前发生了什么?
以科学之名是否就能肆意利用动物?
要回答这些问题,黄宗洁先提出了动物权利与动物福利两种观点。
动物权利主张,动物有其主体性,动物应该拥有一个道德地位。如果站在动物权利的立场上,人类并没有权利去对动物做我们现在所有的利用,也不能伤害和冒犯到它的权利。
这是个很高的理想,但放到人类社会和动物的关系来看,很可能做不到。这时候就有了动物福利论。
动物福利也就是所谓的“效益主义”,主张“人道”使用动物,最低限度应禁止“不必要的残忍”。
黄宗洁在《它乡何处》中写到了史匹拉的实验动物革命。为了检查化妆品对眼睛的损害程度,兔子被固定在特殊装置只露出头部,眼皮被金属夹夹住阻止它们闭上眼睛。但事实上,很多动物实验“完全是生命的浪费,是毫无必要的受苦和死亡”。
“福利论就会计算快乐和痛苦的比例,如果制造大量动物痛苦,换取的可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效益,这时候就该考虑将痛苦减量。”黄宗洁说。
可食用的经济动物也是一样,动保并不是要将每个人变成素食主义者,可是在我们面对盘子的食物之前,可以尝试了解经济动物临终前“最后一里路”的对待方式:猪是否在围栏里连转身都困难?鸡是否在格子笼里只能探出头?牛是否被虐待与不当杀死?
其实,去思考这些问题是困难的,因为会陷入自我道德的两难处境。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该背过头去,就像黄宗洁在书里写的:“很多事不是二选一,毕竟,‘真理暧昧不清,我们只能尽可能贴近它’。道德没有决定真理,我们只能支持不断地,试着往比较好的方向迈进。”
对黄宗洁来说,权利论虽是一个乌托邦,但它有着不容忽视的力量。“难道我们真的只需要在意猪能不能转身、有没有吃饱吗?这时候如果能加入权利论的精神,我觉得我们做决定的方式会不一样。”
动物权利论更是一种哲学思辨,让我们跳出原本的认知框架进行一些反思,而这些反思具有松动原来价值观的意义。虽然看起来,动物权利论好像要解散动物园、反对动物实验、全民吃素,仿佛是理想主义者的荒诞狂想,但回到现实,动物保护之路带来的挫折感和荒诞感更令人疲惫。“动保经常是进两步、退三步,甚至可以一夕之间全部崩盘。”
道德两难与道德勒索
让我们再把眼光拉近一些,来到日常生活里的同伴动物。在采访黄宗洁之前,我就遇到了一个道德两难的问题:想要养一只狗,犬舍里的品种狗好可爱,但领养似乎可以代替购买?领养的话,到底要领养我喜欢的狗还是需要被人关爱的狗?
黄宗洁笑着说:“我觉得你的道德两难问题很重要,而且很真实。”
“我们一定会有这种拉扯,觉得好像要付出更多,尤其是面对一只要和自己相处十几年的动物,而不是来家里吃餐饭的客人。所以,接纳自己内心的冲突很重要。”
她提到前阵子有个网红,在自己的频道上说自己买了条狗,但因为主流道德是鼓励大家去领养。这个网红就批评说这些人是在进行道德勒索,这个发言因此引来更多论战。
对此,黄宗洁认为,在情感上,真的就是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猫、狗,如果去领养,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动物,还能减少对于品种猫犬的需求。因为任何动物议题就是减少需求,这是行动很重要的一环。
“你说鱼翅、皮草、经济动物等,减少消费者的需求,它绝对是会改变整体结构的一环。”
那么呼吁“领养代替购买”是否就是“情感勒索”?
任何社会议题,它的方向和目标是告诉大众:比较好的选择会是什么?但这个“比较好的选项”不是要被刻在石头上的真理标记,它可能也会变动。以“零扑杀”为例,它是我们现在社会环境下,大部分认为比较好、比较进步的选项,但是“零扑杀”也产生了前文提到的一系列问题。
所以,“领养代替购买”如同一个行动指南,可以给没有深思过“动物是怎么来的”的人一个提醒。
但同时,如果有人在情感层面真的很喜欢某个品种的猫狗,要达到的方式也并不只有购买。那么多被弃养的品种猫狗也很可爱,能否成为一个替代方案?
再退一步,如果真的要用购买的,那么下一个问题是否可以思考:去哪里购买?是否要去比较符合动物福利的地方购买?是不是合法、有牌照的猫舍、犬舍?市面上很多黑心繁殖业者,让猫狗在不良环境中一直生育,到没有利用价值后再丢弃,所以购买的地方有没有涉及虐待动物?
“这就是做功课。我觉得今天如果要养一只猫、养一只狗,你连做功课都不肯,我真的建议还是不要养。我经常觉得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养动物。”黄宗洁说。
反过来,也不是每个领养动物的都是好人,领养动物后乱养、虐待的也很多。所以黄宗洁主张“case by case”,任何事情都要放在脉络中去看待,很多事情里面有一个核,可是大家都在外面打架。
现在,让我们再把视野拉远一些,放到城市,放到猫狗之外。
“基础教育中很少有课程可以对动物伦理进行思辨和讨论。一直以来,动物被切割在日常之外,成为少数动物爱好者的‘个人癖好’,对其他人来说,动物既被无视,自然也就无感。”这让黄宗洁意识到一种“断裂”。
后来她发现,其实城市中有许多动物符号,例如卡通形象、雕塑、吉祥物,甚至是电子鸡、日本的熊本熊部长等。这才让黄宗洁找到了“让动物回到城市中去思考”的联结。
我们不是只要这些被可爱化、被商品化后的形象,也不需要每个人都去狭笼中去住一天才能感受动物之苦。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关在动物园的野生动物;想一想我们盘子里的食物原本的面目;想一想便利生活背后帮我们承担了痛苦的实验动物;想一想那只被杀死的台湾黑熊,为什么没办法活下去?
正如黄宗洁在《它乡何处》的结尾所写,动物之于人,可以是这样的一种存在:是露珠里的光、绝望里的力量,是我们对于爱这个词所能动员的,所有想象力的可能。
而这次采访的意外收获是,黄宗洁也解开了我的道德难题。
两天后,我前往位于桃园的新屋收容所,领养了不久前在网上看到的被民众救援的米克斯幼犬,取名“茶茶”。
    编辑 | 季洁
新媒体编辑|莫奈

排版 | 杨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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