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道一》是一档访谈类播客。我们寻找真诚、有感染力的新一代行业领袖，让TA们的故事和见解被更多人听见。点击“阅读原文”可直接收听本期节目。

-节目简介 -

蔡天懿是Versa的创始人和CEO。Versa以赋能创作者为使命，用先进的AI技术和产品体验降低创作者的创作门槛，旗下有 “不咕剪辑” 和 “马卡龙玩图” 等广受好评的应用。
蔡天懿曾在法国求学，在巴黎的微软工作后前往硅谷进行了第一次创业，并成功退出，后来回国成为电影购票网站格瓦拉的产品合伙人，后来格瓦拉也被收购。他在2017年创立了Versa，并获得了真格、红杉、腾讯、B站等资本的投资。
在本期中，我们聊了他连续创业的经历和思考，格瓦拉曾经的战略失误和教训，如何用AI赋能创作者，UP主的生态，以及中美创作者经济（creator economy）的对比等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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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节目的时间线：
  • 2:07 成长经历
  • 4:59 放弃微软工作去美国创业的心路历程，希望以上限的方式试一试
  • 9:22 选择比努力重要，要到一个真正在增长的市场
  • 11:33 同等情况下在中国能组建更棒的团队
  • 13:00 回国之后成为格瓦拉产品合伙人
  • 16:35 格瓦拉当时最大的失误，最大的收获
  • 20:02 做一个独立的公司不取决于巨头有没有给你投资
  • 21:35 Versa的发展历程：一直是用最好的AI和最棒的产品去降低人的创作门槛，解放创造力
  • 25:29 产品背后技术的发展，重点投入结合脑科学、不借助于大数据的AI
  • 29:00 如何找到创作者最需要的功能
  • 31:22 如何将AI技术真正应用到产品服务UP主
  • 34:05 UP主的生态、不咕剪辑和UP主的互动关系
  • 41:27 如何让创作者获得更多收入
  • 44:09 中美创作者经济的对比
  • 48:02 快问快答、最暖心的事

- 文字整理 -

从零道一：讲一讲你的个人经历？
蔡天懿：Versa其实是我第三家公司了。我是在上海出生并长大的，初中高中都在上外附中。大学在巴黎高科国立通信学院，是法国最好的计算机系。之后我去了埃塞克（Essec）商学院，是法国最好的商科。
毕业以后，我在巴黎的微软工作了一年，这段经历让我感到企业生活并不一定最适合我。曾经觉得微软、苹果、谷歌里面有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会跟你一起做非常厉害的事情，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在微软供职十个月之后就离开了，有了机会去硅谷，去做我人生第一家公司。
当时跟我的合伙人一起去硅谷创业，他是我巴黎高科的法国同学，当时在麻省理工读书。我们俩当时写了一篇论文，是相关性的一个搜索算法，然后他说硅谷这边钱特别好融，真实的情况是2012年是真的好融，所以我们就去了。
下了飞机没多久，我们就在湾区顺利地建立了自己的公司，拿到了第一笔融资。我们希望把我们的搜索算法变成一个创始人的社交平台，就像专供创业者使用的Tinder一样，帮助创始人找到志趣相投的合伙人，我们的搜索算法在当中扮演一个匹配的作用。
很早以前我们就用了图谱搜索，用了很多语义理解的内容。大概2013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款APP，所有的事情是在手机上完成的。那家公司叫DreamStorm，是dream加brainstorm，做了一年后卖给了我的投资人，叫EFactor，是一个荷兰的上市公司，在硅谷主要做企业孵化器，所以我们的产品本质上是帮助它找到更多项目，并帮助项目成长。
公司卖了600万美元，卖掉的时候员工就4个人，我跟我的合伙人，一个iOS的工程师和一个安卓的工程师。
从零道一：和搭档到了美国开始做新的项目，你自己内心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蔡天懿：我特别想分享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很多在海外的同学都会面临类似的选择。
离开微软的时候，我并不是在微软工作不下去，其实我在微软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当时23岁的我认为这是保底线，我觉得任何时刻我都可以继续回到微软。
想明白这件事情以后，为什么我不挑战一下自己？虽然微软的工作不错，但我想要尝试更多的东西，这是我的第一个思考。
第二个思考是微软的工作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微软能让我付自己的学费，租自己的房子，吃东西，出去旅游。我认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挺好的，从不工作到工作是一个舒服的状态。
但是我在大学长时间关注一个媒体，叫TechCrunch，很多技术行业的人都会看。觉得如果有一天，我能投身到它所描绘的那个世界里面，会很开心。在法国巴黎，我能去的最接近这个世界的地方，就是去非常棒的全球性企业，像苹果、 谷歌、微软这样的公司。
这个世界给我最大的憧憬是，创新意识每天都在爆发，然后有一群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在挑战权威，尝试去把一些很厉害的事情做出来。
所以你觉得一群年轻人想要改变世界，然后跑到微软里面去，但最后发现并不是这样。里面很多中年人，他们只是为了有比较好的生活环境。微软有没有人在改变世界？有，但不是我这个刚刚加入的人，而是在里面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的人，他们在做改变世界的项目，我只是在给他们一些小小的支持罢了。
我要再去找一找我心中的世界，就去了湾区。所以我的思维过程是这样的，坦率说我并不是那种把一切都赌上，只跟随内心走的人。我想要感受那个世界，但其中有很多权衡利弊，而且我能接受。我也对自己的能力非常有信心，最差我就回去做我本来就擅长的事情。
这种思维模式在我多次创业中不断被应用，我认为我是一个不错的产品经理和CEO，我认为我的工作可以让自己的公司变好，我的工作可以让很多地方都变好，那为什么不以上限的方式去试一试呢？
从零道一：在硅谷的项目成功退出之后，接下来你是怎么思考的？
蔡天懿：我自己开始理解选择比努力重要。我加入过一个法国公司，叫阿尔卡特，是我实习的第一家公司。它曾经是法国电信巨头，收购了美国电信巨头朗讯，它里面有一个贝尔实验室，里面诞生了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它几乎是技术最厉害的公司，但是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它了，竞争上已经远远落后于华为。
华为和阿尔卡特都是自己国家的顶尖公司，而华为已经是强大得多的存在，这种超越发生在2010年左右的时间点。所以我要赌一个真实在增长的市场，在法国和美国之间比较，我一定选择的是美国。我看见法国很多优秀的人都外流去美国，所以我在那样一个时间点去美国。
而在美国，当时我认为最优秀的人才都会回中国，但是在当时并不明显。因为你如果在2012年跑到中国来，要一份3万块钱的月薪，感觉要像要了人家命一样。大部分的年轻人就几千块钱，1万、2万就是很好了，还不能拿一个硅谷的公司的标准，说我要一个同样的收入。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一个极为爆炸的可能了，一切皆有可能。回国去创业是因为市场在中国这一边，劳动力成本也低，可以用更少钱的组建一个更强的团队，唯一牺牲的是可能拿到的钱没有像美国那么多。
我在美国的选项可能就是加入其他的公司，因为很多湾区的公司对退出过的创始人有非常好的待遇，然后有再创业的可能性。我作为一个在法国读书毕业，在美国没待过几年的人，在美国的竞争力远不如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中国读了十七八年书，而且有很多海外经历。
当我有机会可以做产品服务我身边的人，甚至能让我爸妈搞得清楚我到底在做什么产品时，我觉得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决定。
从零道一：你回国后成为了格瓦拉的产品合伙人，当时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蔡天懿：先说下我个人，回国后最大的转变是，不觉得创业是出风头了，我认为创业最重要的事情是创造价值，你创造多大价值，你的公司就多贵。
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会发现公司变成了一个责任，从刚开始跟同龄人比我能赚多少钱，到后来你会发现你的员工在你的公司结婚了生小孩了，要解决他的户口问题，然后他的孩子要去上学了。当然可能对于很多高知人群来说，也可以到处跳槽，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公司支撑了很多家庭的成长。
所以我认为这是我自己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公司也更多从个人变成了团队。我回国的时候差不多25，对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资产一定不是银行里面有多少钱，而是有多少跟我志趣相投，可以信任我的人，可以加入到我的团队里面来。
回国以后，我觉得中国的设计师、工程师和各式各样的人才是非常齐备的，而成本可能就是湾区的1/10。但是2013年的中国市场，相较于硅谷，很多东西都不太敢想，不知道行不行，是不是要很多钱。
他们有很多的才能，但需要一个主心骨。主心骨更多的是说我们是可以去改变世界的，而且我们这样改变世界是对的。这件事情不是小孩子在打闹，而是我们有这样一颗心，有能力，为什么不是我们去改变世界？
回国以后对我最重要的是团队的积累，这也对我后续的创业形成了非常大的帮助。
我加入格瓦拉的时候是三号，后来慢慢在公司内部成长起来。我们做的是电影票的选座购票，也是中国第一家电影票的选座购票。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是，你已经不会去电影院里面买票了，你选一个电影、影院、座位得到一串号码的模式，是我和我的团队一起建立的。
格瓦拉让我意识到：第一，公司最重要是创造价值。你不用去电影院里买票，是我们给中国消费者带来的最重要的价值。我们最初的竞争对手实际上是团购网站，你团购一张电影票30块钱，但是会有一个问题，你跑到柜台给人家说我要兑换的时候，有可能位置就已经被人家选掉了。
今天你已经不会团购电影票了，大家都会选择选座购票这样一个模式。因为你不会再很尴尬的带着女朋友跑过去兑票，然后人家告诉你位置已经满了。位置你已经预先选掉了，是属于你的。
我们当时卖电影票卖60块钱的时候，人家已经只卖20块钱了，但是我们是选座购票，固定了你的座位，它就会变得非常有价值。团购网站后来做了一个产品叫猫眼，然后我们变成了最重要的library。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格瓦拉做的最差的选择是，在我们意识到O2O市场来临的时候，没有站边任何一家移动支付巨头。在格瓦拉卖掉的时候，第一是猫眼，第二是格瓦拉，第三是微影，第四是淘票票，第五是百度的糯米。卖掉的时候我们是前五里面唯一没爹的，而这场游戏本质上不只是在打一个生活方式了，整个O2O市场其实在抢占线上支付场景，而线上支付需要电商以外的场景。
曾经的线上支付只适用于电商，所以是支付宝的天下，但是之后的线上支付可以用于打车、买电影票、外卖、修指甲等等，这些场景带来了O2O的市场。我们的最差选择就是我们失掉了几乎所有的巨头融资，然后所有的巨头都做了自己的卖票应用。
而在格瓦拉，我们觉得可以不依赖任何人把自己做成一个巨头型的公司，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产品是可以改变人的生活方式的，特别是在一二线城市，我们希望告诉大家的是，你的周末格瓦拉会帮你安排，你可以去看电影、看演出，和朋友一起去打羽毛球，我们希望去改变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在稍晚的时候才意识到，原来我们在移动线上支付这样一个关键的战场里。有一次我见一个非常知名的投资人，他跟我说他心中的格瓦拉是什么样子。他觉得O2O是一场牌局，所有的大佬都上桌了，然后有一个人其实很早就在赌场，但是你会发现是所有的大佬在坐在一圈打德州，而格瓦拉一个人在隔壁拉老虎机。大家在牌局上互相有一个输赢，而格瓦拉只能一个人在拉老虎机。
这让我认识到，创业本质上并不只是说自己做得好了。自己做得好是你坐上牌局的原因，但是你这个牌局要打得好，你要知道市场该如何博弈。你得坐在牌局上跟人打，而不是坐在一个机器里面跟对方博弈。
这可能是我在格瓦拉最大的收获，团队很重要，一个公司最重要是创造价值，要做非常好的产品。第三件事情是要学会去博弈，如果你找不到博弈的战场，只是说明这位创始人眼光低了。如果投资人问你有没有竞争对手，你说没有，那一定就是你眼光低了了，而不是你没有竞争对手。
从零道一：格瓦拉的经历对于你后来做不咕剪辑的影响是什么？
蔡天懿：我觉得最重要的影响是，做一个独立的公司不取决于巨头有没有给你投资，而完全在于你自己的能力和公司的能力，不在于说你有没有站过队，站队只会有好处。当然我相信有些to b的公司并不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你站了腾讯系，你阿里系的很多资源就不能做了，所以你的市场是减半的。
但是如果你站了腾讯系，你发现你的所有的资源在成倍增长，而不是在减半，你这样变得只有好不会坏。
第二个是如果你站边了，你本质上拿的是门票。你的门票取决于首先投资你的巨头，投资你的巨头至少不会给你穿小鞋。
在格瓦拉，我们遇见的情况是我们没接受投资，然后所有人都自己做了一个。如果我们接受了，它做了一个我们还能竞争。如果我们没接受，它做了一个，我们连争都没得争。所以战略投资，比如腾讯、阿里、头条，你站边了并不代表着你的公司就不独立了，就这么简单。
事实上我们公司A轮的时候引进腾讯了，B轮的时候我就引进B站了。但我们今天仍然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公司，并没有腾讯的人或B站的人告诉我应该做什么事情。更多的其实是，他们也希望我们告诉他们现在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有很多的联动，但是并不代表我们被控制了。至少在我所见范围内，我的体验是非常好的。
从零道一：过去四五年公司产品的发展是什么样的？技术的发展又经历了什么？
蔡天懿：这也是我们最为自豪的一件事情，第三次创业我想得非常清楚。第三个公司，我的核心诉求是不想卖掉，希望可以永远做下去，做到退休。建公司的时候我是29岁，现在我33岁，公司建了4年。
如果一个公司不卖掉，重要的是它的愿景和使命要足够大。从第一天开始，我们的使命到今天都没有变过，就是为创作者赋能。
我们认为世界上有很多人有创作诉求，但只有很少的人有创作能力。有创作能力的人约等于会使用Adobe产品的人，但 Adobe的产品非常难用，导致很多人有创作诉求，没有创作能力。如果一个设计师已经用了十年Photoshop，他不会觉得难用，但当普通人打开它，发现有3000个按钮看着你时，就根本没有办法上手。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使命是用最好的AI技术和最棒的产品体验去降低人的创作门槛，解放创造力。
我相信3-5年后这个世界会出现一个概念叫一个人的工作室，一个人可以做图片、视频、摄影、音乐等，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而他需要很多人工智能助手。
我们17年建立这家公司，18年上线了第一款图片产品，想对标Photoshop，但是我们服务的人群不一样，Photoshop服务的是设计师，而我们要服务的是高中生、大学生。
因为他们就是那些有创作诉求，但是没有创作能力的人。他们用我们的产品，把自己跟萧敬腾p在一块，恶搞自己的老师，给偶像做海报，这些都是他紧迫的创作诉求，但是他曾经没有这样的创作能力去完成。
先做图片产品是因为AI在当时更适合处理图片，还没有进步到让视频自动生成。我们在2020年上线了视频产品不咕剪辑，也是受投于B站，我们最主要的客户群体还是有创作诉求，但没有创作能力的人。
B站的UP主，也就是Gen Z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有很多的想法，我们叫做增量创作者。他们有一个特点是剪辑能力欠缺，但是有话要说，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很好地帮助到他们。就这样我们用最好的AI和最棒的产品去降低人的创作门槛，解放创造力。
我很难在节目里说之后我们还有多少款产品要上线，但之后要上线的产品都是以这种方式在做，都是帮助有话想说的年轻人发挥出最大的创造力，最重要的驱动力来自我们AI技术。
然后说说技术的发展。当时在17年，AI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浪潮，有一个说法叫AI四小龙，一年的时间翻了大概三四十倍估值，也融了很多钱，有很多AI科学家。坦率的说，那个时间点虽然我们的融资速度也很快，但我们规模一定比不过商汤或者依图。因为它比我们早建立了四五年，这一波红利更多被这些公司给吃到了。
从17年到21年，AI最重要的转变是，在17年你有一个算法能去一些AI榜单上打榜，就能融钱，好像已经是一个不得了的东西。而在21年的时候，整个融资圈和用户把这件事情看明白了， AI其实是一个提效的动作，它一定要有应用场景。无论你的论文写了多少篇，无论你在哪个榜单打到第一，根本没有实用价值。
我们发现本质上你要让用户用你的产品，让用户用脚投票，认为这个AI技术是好的。用户不用，你说的再厉害也只能骗骗人。
我们有很前沿的AI，每年会在顶刊上发5~6篇论文，但是我们的AI本质上是结合脑科学与人工智能发展的少样本学习和单样本学习，就是不借助于大数据的AI研究方式。应用场景是在图像生成、图像分割上，那些不借助于大数据分析的AI内容。
但这些内容我们也说的越来越少了，当然不代表我们没有在做，但我们更在乎的是真实做出来的AI工具，能不能让我们的用户，就是那些增量创作者用上，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技术转变。
曾经大家觉得大数据对AI非常重要，是很核心的竞争力。我认为AI要模拟人脑，而人脑就不是靠大数据来思维的一个智慧形态。17年到21年技术上最重要的一个变革，就是不再依赖于大数据。我们在17年就看见了这样的事情，一直坚持到今天，让我们在很多学术方向和应用层面上有了非常革新的一些应用和方式。
从零道一：你们是怎么样把AI技术变成产品？又如何找到UP主最需要的功能？
蔡天懿：首先创作者最需要功能是一个非常容易解的问题，我认为很多人没有意识是因为有意识地忽略了。
创作者有很多，但像斯皮尔伯格可以调动到的资源拍一部电影，一个自媒体是没办法比的。每个自媒体都希望能像斯皮尔伯格那样拍电影，斯皮尔伯格可以用到很大的特效团队，顶配的摄影，用到所有的设备，拍摄在当中都不是特别贵的事情了，CGI的制作会非常的贵。
创作者非常需要的东西本质上就是那些专业的人，把他们花很多时间和成本做的事，变成AI转化成几下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在4年内的时间我们大力投资图像分割技术，因为在专业创作环境中，特效片第一步是进绿幕棚拍摄，而很多创作者不具备绿幕棚拍摄能力，甚至不能租这样的场地。而特效片在绿幕抠出来以后还要在后面去加CGI，去加特效。
为什么总是纽约被炸掉？是因为有一个公司叫Digital Motion，它里面有很多的数字资产，纽约是它很重要的数字资产，所以很多好莱坞电影老是炸纽约，因为那里有一个数字资产可以用来炸掉。复仇者联盟就是人先在绿幕棚里面录，录完了以后再把3D的资产给合上去。
如果全世界有2000万的创作者，大概就只有3~5个创作者有这样的能力，把这些能力大众化，就是我们公司想要带给这个世界上创造最大的价值。
所以我认为挖掘创作者的诉求非常简单，专业创作者什么都花钱，我们就要帮创作者做出不花钱或很便宜的工具，这是创作民主化和平民化中很重要的一件事。
第二个是AI怎么能被用上，首先做这种事情的顶级团队已经没有小厂了，要么是像我们这样成长比较健壮的初创公司，要么就是头条、腾讯、B站、快手这样的头部公司。因为建立计算机视觉应用在视频处理技术上的团队极为昂贵的。
我认为产品经理在这件事情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胜负手。如果有一个识别度只有80分的产品，产品经理能不能把它做上线？当我说做上线的时候，指用户愿不愿意使用？
假设有一个换脸的场景，一张照片有4个脸，或者一个全身的照片但人的占比非常小，能不能换？如果产品经理说换脸上传只需要一张证件照，那这就解决了剩下的20%里面接近19%的问题。
如何规避掉算法差的地方，呈现出算法最好的部分，让技术没有完全成熟时就能上线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说这个算法已经95、98分了，全行业都已经90分了，那你已经没有先发优势了。在不咕剪辑第一版上线AI智能抠像技术时，我们发现我们的产品并不能100%覆盖人们所有需求，但是可以覆盖可能10~15个最重要的需求，这些需求就构成了创作者接近90%的应用。
AI技术不成熟时，才是产品经理发挥魔力的时候。这是我的一个建议，不要等技术百分百正确时才去使用，而是等技术才刚成熟，大部分人还觉得不成熟的时候，你就能把它用明白。
从零道一：从你的视角看，整个UP主的生态是什么样？不咕剪辑和UP主之间又是如何互动的？
蔡天懿：创作者是非常非常棒的，首先创作者非常年轻。我自己大概23、4岁创业，最快乐的事情是拿一笔很好的投资人的天使融资，做一个自己的公司，然后尝试去改变世界。
但我认为在2021年大量年轻人不会这样做，创业的门槛已经变得很高了，但是我认为有大量的年轻人想通过一个自媒体的方式去表达自己。所以现在年轻人如果要选择创业，自媒体的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很多人说我要创业，就做一个UP主。
首先，虽然做UP主上限是在的，但你可能有5%的机会可以变成非常厉害的网红，赚得盆满钵满，而做一个公司要变成头部公司是很困难的。
第二，UP主的收入事实上是可以来得更早的，假设你有10万个粉丝，你就已经能接一个月大概1万块左右的商单了。如果这个人工资其实也就一万二，当他可以有一个1万块钱的商单，就会考虑一下是继续把UP主做兼职，还是我出来全职做这样一家公司。
这些选项会变得比以前创业更好，所以UP主是一个非常欣欣向荣的行业。
还有就是做UP主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你可以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并且收获粉丝。很多人做UP主的初衷甚至也不是为了赚钱，B站有句话叫用爱发电，是为了自己的热爱。所以它也有一定创业的本质，创业的本质并不是在于你能赚多少钱，而是在于你有多热爱这件事情，UP主完美地匹配了这样一个创业氛围。
UP主变得越来越多，是因为流量已经变得非常巨大，在中国，三个月前短中视频用户的使用时长第一次超过了即时通讯，变成使用时长最长的产品类型。简单来说，看短视频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一些人用微信的时间，而用户的使用时长对于广告商来说就是钱。
视频商业生态已经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了，B站、抖音、快手想的一件事情是，当我已经有如此高时长和用户量的时候，该如何变现。不是说大家来用我们这个形态的产品，产品已经是王者了。更多是如何让这些使用时长可以被转化成经济收益。
年轻人想要做UP主，并且有很好的上限、热爱，经济环境也在那个地方，它是100分的。年轻人创业时， UP主是一个适合从兼职做到全职的工作。你找一份工作，然后在你的其他时间去做UP主，每周你去更新1~2条内容。当你的收入比较好的时候，问自己内心的选择，是想继续留在公司工作，还是自己全职做一个UP主。有很多的选项，所以我认为它是个很棒的事情。
对于不咕剪辑来说，我们服务的很多用户没有创作经验，但是有话想说的年轻人。他的创作形态可能第一条就是一个vlog，或者是对着镜头讲述自己的经历。所以他的剪辑并不如脚本那么重要，他的剪辑诉求就由不咕剪辑这样的产品来承接。
这只是一个起步，我希望在他从UP主兼职到全职的过程中，不咕剪辑方方面面都能帮助到他。在剪辑上使用我们最强的AI技术，让每一代技术都离专业创作者更近。
第二个方面，不咕剪辑的素材库有B站和腾讯最重要的版权素材，有国漫、日漫、复联和DC，你甚至可以让钢铁侠和超人打架。
第三个方面，我们也想帮助用户接到商单，可以赚到钱，这样他的UP主生涯才可以长久下去。这就是我们三个环节，我们称之为功能、素材库以及帮用户赚钱。
同时我们认为创作者并不只是使用手机端在剪辑视频，不咕剪辑不是一个手机端的PR。我们想要帮助的是年轻的创作者，在他变专业的过程中，他可以想用手机就用手机，想用iPad就用iPad，想用 PC就用PC。9月最后两天我们正式开放了不咕剪辑PC的公测，功能非常强大。所以我希望服务的是他所有创作的东西，从小白到专业我们都可以帮助到他。
我希望我们跟创作者的关系是一个养成类游戏的关系，他在不断的变强，我们的产品也在不断的变强，用这样的方式去帮助我们的创作者一步一步成长。
现在，用不咕剪辑的创作者一个月在B站上可以创造1亿的播放量，对于一个上线还不到一年的产品来说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成绩。我们也很喜欢我们的创作者。大概是这样一种关系。
从零道一：你讲到的这三个环节，前两个比较容易理解，第三个B站自己也在做。所以你们会从什么样的角度切入让UP主赚更多的钱这件事？
蔡天懿：作为一个B站的受投公司，我们很多的工作都是协同的。
B站在想怎么让自己的UP主能赚更多的钱，抖音在想怎么让自己的网红赚更多的钱，快手在想着怎么让自己老铁赚更多的钱。这些创作者赚钱了，他们的公司才可以赚钱。
我们是一个协同关系，但是不咕剪辑的切入点更多的在于我们的用户，它是一些KOC（关键意见消费者）并不是KOL（关键意见领袖），B站自己都没有办法覆盖到那么多的KOC。
1万粉丝左右的UP主是不咕剪辑创作者的核心，但这些UP主品牌方现在是不会投的，原因特别简单，因为它没有办法一个个对接那么多的创作者。
而在不咕剪辑里面，我们是希望上线一个任务中心，让品牌方在这里放任务，然后让万粉的UP主自发参加这些活动，如果品牌方觉得好，就会给他们奖励。
虽然我们受投于B站，但仍然是极为独立的公司。我们的核心目标不是说我们只是服务于B站的UP主，因为UP主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词汇。我们想要服务的其实是Gen Z的内容创作者。他可以出现在B站上，也可能出现在视频号、抖音、快手里面。我们也观察到不是100%流量都走到了B站，很多UP主都是多栖的，有人也在同时做其他平台。
我们并不依附B站去B站UP主，我们最重要赋能的是Gen Z的内容创作者。帮助品牌方更好地找到这样的人，让品牌内容有更好的口碑效益，我认为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再者，头部UP主已经特别贵了，也有了非常高的溢价。
从零道一：如果看整个创作者经济，美国最近两年冒出了很多创业公司，国内看上去还是以平台为主。你对于中国的创作者经济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是怎么看的？
蔡天懿：不咕剪辑的定位是做中国的Adobe，赋能所有的创作者。现阶段要在中国做这样一家公司，一定是受平台扶持的，并要保持相当的独立性。
我作为创始人最重要的是权衡好平台扶持和公司独立性之间的关系。我们最重要的解是帮助所有的增量创作者，中国创作者经济最重要的创作者，而不只是B站中的创作者。
说到创作者经济，海外有很多公司，但中国是非常先进的。中国有非常好的协作平台，有很好的剪辑工具，很好的流量平台，有很好的营销工具，还有许许多多的MCN公司。
所以就创作者经济来说，中国的整个生态是极为完善的，每一个创作者本质上跟名人区别不大，只不过名人是登上传统媒体、电影、电视这些内容去曝光，而创作者经济是靠自己，他曝光的平台是YouTube、抖音、B站。
他也需要商业团队的帮助，需要协同工具的帮助，需要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帮助，我认为现在创作者经济和之前提到的“一个人的工作室”概念越来越接近，不需要那么多人做一件事情，而是几个人就可以完成。
美国一些营销公司在中国其实就是MCN公司，美国有些服务的对接平台，在中国就是中国的代理商，美国有Adobe这些制作工具，在中国就是不咕剪辑或是剪映。
美国的主要平台是TikTok和YouTube，中国的主要平台是B站、快手、抖音，我认为全部都是相等的。
对于创作量来说，中国是一个国家的创作者打YouTube上面全世界的创作者。数量是非常大的，B站上明显，分区特别多，如果你喜欢高达、德扑、F1，有专门做高达、打德扑、做F1的人，每个分类都有非常顶尖的创作者。
凯文·凯利有本书叫《失控》，是他上一轮预测未来的时候，说创作者可以是一个小的部落。一个内容创作者只要有3000个人喜欢你，就可以把控自己的生活。已经不同于刘德华、张曼玉那样的年代要全中国或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只要有3000、1万、2万个人知道你，你就可以被养活。你可以通过自己最擅长的事情，通过这样的媒介去表达，你的用户和粉丝可以看见你，然后得到某种心灵上的安慰，每人出一块钱把你养活。
这是我认为创作者经济最美好的样子，就是世界更加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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