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微信公众平台，作者张维迎，特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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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复旦教授、网红学者，振臂一呼“中国震撼着世界，并触动着全球”，“中国人没有理由不自信”。
张维为霸气称：我们是要给美国人“立规矩”，让他们习惯我们的强大。张维为还说过，我们要给西方启蒙，而不是我们的公知要给中国启蒙。
张维为↑↑

但北大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刚好和张维为的相反。张维迎认为，到现在中国仍然没有经过真正的启蒙，启蒙在中国是一个“半拉子”工程，也就是一个“夹生饭”。中国人对基本的权利、自由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模糊的。
张维为最喜欢讲中国模式，明确提出“崛起的中国正在重新界定着现代化的含义”，这是“对西方模式的超越”，“实现了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张维为着重强调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张维迎却认为，不应该迷信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的方向和原则并没有任何独特之处”。
张维迎在北大2017年毕业演讲中说，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中国自己发明的，中国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
张维迎↑↑

你到底相信张维为还是张维迎？这是一个问题。
张维迎教授长期坚持自由市场理论，对中国社会改革和社会观念的影响有目共睹，他的许多观点和预言已被事实所证明。他敢说真话，带着中国特有的问题意识，忧心中国向何处去。
在诸多经济学家投奔政治的道路上，张维迎老师仍然坚持做一个说实话的教育家，孜孜不倦地普及经济学常识。他相信，“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
张维迎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始终认为征服世界时思想的力量比利剑更强大。他坚持认为启蒙还没有结束，强调理念的力量。
张维迎如是说
我这几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我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无耻。
好心干坏事就是由于无知，不知道我们采取某种行动后果是什么而犯的错误。也有大量的是坏心干坏事，就是由无耻导致的行为，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类历史上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导致的灾难是非常多的。
比如义和团运动，他们以为喝了神水以后就可以刀枪不入了。对慈禧太后来讲，既包含着无知的一面，也更包含着无耻的一面，她利用义和团的运动加强她自己的统治。还有历史上那么多的浮夸、虚报，惊人的亩产数，那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无耻的。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为什么那么多聪明的学者，那么多的政治家，居然能够相信中央集权集中的计划机关能够告诉全社会应该生产什么，应该怎么样生产，应该为谁生产，应该定多少价格呢？那些人深信不疑。明明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还以为自己知道，由此导致我们这些灾难。
特别想提醒一点，当时的计划经济理论依据不仅仅是来自政治家，更多是来自于经济学家。我们仔细想一想，计划机关要收集好多的信息，iPad没生产出来时，怎么统计它的需求呢？
现在做的好多事情，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比如，一直到19世纪早期的时候，欧洲的医生、社会学家号召各国砍树，为了改进公共卫生。为什么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好多传染疾病是由于树引起的苍蝇、蚊子传染的，把树砍了以后，苍蝇、蚊子没地方呆了，卫生就可以改善了。这居然就是科学家提的荒谬建议。

看一下我们，这个问题更为严重。那么多的工程，这个工程那个工程，如创新工程一类的软科学、硬科学。我们以为科学的创造，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可以通过像工程师那么设计出来，本身就是一个无知的表现。
我总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类本身的好多无知，解决体制问题的办法就可能有不同的思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知道的很多，以为我们非常的聪明，我们实际上在花大量的时间，浪费在那些面对的问题没有答案的方面。
无知的情况下最好的政策是什么？以不变应万变，不要那么瞎折腾，一会儿看着经济有问题了，大量放水，一会儿看着通货膨胀来了，猛抽，这些都带来巨大的代价。
再看产业政策。好多的政府部门仍然相信，政府可以知道未来什么是核心的产业、主导的产业，我们应该怎么样发展。
从历史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犯了太多太多的错误。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未来什么是核心的主导的产业，以为我们知道，按老子的话，这是有病。
为什么要市场经济呢？其实很简单，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人类的灾难。

市场经济有贫富差距，但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除了地震可以死人，不会因为粮食短缺而死人。

市场经济其实可以减少好多的无知。在市场当中，知识、对未来判断准确就决定输赢，这就给企业家一个动力，怎么样减少自己的无知。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地探索发现的过程。
市场经济也使我们的行为不变成伤害别人的行为。你在市场当中，谋求自己的利益，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给消费者创造价值，要给客户创造价值。这就是我们需要市场经济的原因。
我怎么保证我说的不是由于自己的无知才这么讲的呢？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不是自己说自己正确，而是需要竞争，需要思想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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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如火，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陈徒手这位“盗火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49年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他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
然而1949年之后，在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的“洗礼”下，知识分子们已经没有了这种“硬气”。
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
为此，诚挚推荐陈徒手老亲笔签名作品：《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是两部深入解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运用了海量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
《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收录了作者多年积累和访谈而得的13篇文章，及11篇追忆当年采访和幕后花絮的“题记”，所写都是读者较为熟悉的现当代文坛“名角”：俞平伯、沈从文、老舍、丁玲、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严文井等。根据当事人的口述，以及大量档案、会议纪录和口述史料，真实地再现了1949年后中国文坛的真实面目，以及众多作家在大环境发生转变时痛苦的心路历程。这些强大而可畏的真实纪录，使那些尘封的如烟往事得以鲜活呈现，从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阴晴圆缺和风云变幻。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的生存处境：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均任职于北京大学，蔡旭、陈垣两先生则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其实，陈老师根据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所写出来的著作还有还有好几本，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能出版的就这两本，并且《人有病，天知否》还颇多波折，属于“漏网之鱼”，最终能与读者见面，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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