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录片《真实生长》用了十年时间，在第一批素质教育改革试点的北京十一学校里，跟拍三个学生的成长过程。 （受访者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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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正可以复制与发扬的是教育改革的底层逻辑，比如对孩子的尊重、鼓励他们阅读，或者加强体育教育……说到底，好的学校教育只能让学生一定程度避免不好的教育，从而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自由宽松的氛围主要针对高一和高二的学生，等到了高三，一切又回到传统的模式，大家要重新面对题海与考试。年级主任王春易说：“谁都要成绩，学生要，家长要，社会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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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
责任编辑｜李慕琰
2014年，导演张琳参与了一部反映北京十一学校教育改革的纪录片。在此之前，这个项目进展得并不顺利，数次更换导演，经费也所剩无几。当拍摄素材越积越多，主创团队却发现这部作品的主旨似乎正在渐渐偏离最初的方向。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发布，主要内容之一是推进素质教育改革试点。同年8月，北京十一学校在时任校长李希贵的牵头下，决定组织教学形式变革，以“选课走班”的方式代替传统的班级制度，同时推出导师制、选修课等举措。次年，北京十一学校被确定为国家办学体制和高中特色发展改革试点。
当时，这种高中教学方式的转型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赞美声和质疑声几乎同时到来。在高考选拔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这样一场教育实验如果不成功，影响的将是数百孩子的前途；就算成功了，面对地区之间的差异，十一学校的经验又如何复制呢？
伴随着沸沸扬扬的讨论，十一学校成为媒体的焦点，媒体人粟国祥意识到，教育改革的成效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2012年，他决定自筹资金，以纪录片的方式进行长期记录。
2014年，北京十一学校成为教育部等部委向全国推出的唯一一个基础教育改革典型。很多城市都派出代表赴北京学习经验，十一学校的盟校开始遍布全国。李希贵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十一学校的经验不可以复制，但是可以嫁接。可以萃取其成功因素，将之移到不同的土壤中，使其与那里的气候相适宜，从而产生具有共同文化基因而色彩缤纷的不同学校。”
与此同时，这部原本名为《教育突围》的纪录片却遇到了瓶颈。导演团队原本计划拍摄三年，以孩子们的高考作为结尾，来展现这场教育改革的成果。但当剪辑成片后，内部放映会的效果让大家沉默了。
张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初的版本效果不好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随着各种教育实验在全国范围内有条件的学校展开，十一学校的实践已经不再那么新颖。而且如果仅仅描绘一场教育改革如何进行，作为纪录片工作者，其实无法去评判这场改革是否成功。最终导演组商议，将片子的主题放在三位主人公的个人成长上，呈现他们如何寻找“内驱力”的过程。
2022年，系列纪录片《真实生长》上线后，片中的主人公与普通观众一样，第一次完整地看到了这部伴随他们成长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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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状态下的微型社会”
回望15岁的自己，主人公之一周子其将这段高中岁月形容为“展现了一个接近理想状态下的微型社会应该有的样子”。
周子其是从十一学校初中部直升进入高中的文科生，高中时代的他喜欢历史，手边经常拿着一册《剑桥中国史》。作为学校辩论队的主力，他说话习惯引经据典，但课余时间总是偷偷打游戏，是张琳眼中的“非典型学霸”。
2012年，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适应军训，年级书记、历史老师李亮以“军训时是否可以违背命令擦汗”为题展开了一场关于规则和自制力的演讲。
开学之后，周子其没有放弃对“规则”的挑战，他翻看了学生管理手册后，立刻动笔给校长李希贵写信，表达了自己对军训制度和禁止早恋的不满。“学生手册上说，男女不当交往产生不良影响的会记大过，可什么是‘不当交往’，什么是‘影响不良’，这个自由裁量度太大啊……”
两封信写上去，李希贵组织开会研究，事后还在“校长有约”环节（每周例行的学生和校长饭局，学生可自行报名），对学生代表说：“尽管有些事情，你们了解得不是那么全面，但是你们的眼光很好，你们的视角很好，老师们特别感谢你们。”很快，周子其的意见被采纳，十一学校宣布取消初中部军训，高中部军训减少了两天。
周子其还和几个同学成立了“学生内阁”，参与到学校的具体管理中，针对学校方方面面的问题提出意见。他的种种“离经叛道”没少让导师李亮发愁。升入高二之后，面对高考的压力，周子其不得不放弃辩论队的训练，导致他们第一次输掉了比赛。愤怒之下，他写了一篇名为《还“自主”以自主》的文章抨击学校的改革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发到了网上。
为了这件事，李亮罕见地动怒了，但他没有在周子其面前拿出老师的威严，而是以“亮哥”自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正如李希贵强调的那样：“师生关系一平等，真的教育就出现了”。
在一次老师的聚餐中，李亮酒后兴奋地站起来向其他老师“炫耀”：“我的这批学生非常厉害，他们能改变十一学校食堂的价格，你服了，我也服了！”在张琳看来，周子其在十一学校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可谓是“如鱼得水”。
“我没想到他们能管得这么松，可幸福了。”面对镜头，陈楚乔总显出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成熟与冷静。陈楚乔是从其他初中考入十一学校的理科生，几乎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她承认自己不喜欢承担责任，迷恋看电影、读小说、听摇滚乐。
偶然的机会，她选修了一门只有八个人的鲁迅研究课程，本意只是希望多了解鲁迅的作品，结果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开设这门课程的黄娟老师特别喜欢提问，从鲁迅小说里的“我”是不是新党，到“为什么人需要有归属感”，有时候辩论到兴奋的地方，学生们还会盘腿坐在桌上。陈楚乔觉得这门课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要求学生有一颗对生活敏锐的心、一颗对情绪和思绪敏感的心”。她在课堂上给同学们分享了万能青年旅店乐队的歌，还创作了人生中第一部小说。
高二那年，陈楚乔加入了微电影社，想尽办法说服校方投资七千多元拍摄了一部校园题材的电影，竟然还在后续的“发行”中把钱赚了回来。
陈楚乔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十一学校带来最大的影响就是培养自己学会观察身边的人，并对他人保持着长久的兴趣。“十一学校有各种各样的社团，可以说已经是一个小社会了。在这里你可以遇到很多拥有相同爱好的人，不会像其他学校那样，毕业后和同学就渐行渐远了，直到现在我和当初电影社的小伙伴还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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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教育就是拥有更多可能性
《真实生长》是张琳第一部独立署名导演的作品。2005年，张琳考进了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从本科到研究生，在清华园度过了7年时光。从大学期间，她开始接触纪录片。
“某种程度上，我是应试教育的既得利益者，至今都认为高考是一个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我甚至会想象，未来我的孩子如果成绩不好，我可能真的会很难受。但如果我们（过分）强调高考对人生的决定作用，这是不对的，人生的评价体系太多了。”张琳坦言。
回看长达八年的拍摄与制作，张琳觉得自己之所以能够坚持完成这部纪录片，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她渐渐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她比几个孩子大十岁左右，“处在一个既可以冷静观察，又可以设身处地的位置上”。她和周子其同为顶尖大学的学生，经常互相吐槽对方的学校；和陈楚乔是同行，关注领域和朋友圈都有重合；而二十年前，她的性格和李文婷相似。
李文婷是三位主人公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她出生于山西，因为父亲的工作，一家人搬到了北京生活。她初中的成绩很亮眼，以怀柔郊区某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十一学校。面对镜头，她总是显得腼腆和羞涩，不像其他人那么喜欢表达自己。
“最初，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拍我，我以为是学校安排的，其实有一点厌烦，觉得拍摄影响我的心态，也有点耽误时间。”李文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进入十一学校后，自己产生了落差感，从普通学校的尖子生成为了好学校里的中等生，一度压力很大。谈及高中时代，她不觉得很难忘，但也没有不堪回首，总体是平淡的。
在导师方习鹏的帮助下，李文婷在高二终于考进了年级前一百名，拿到了“双科飞跃奖”。她还出人意料地选择了舞蹈课，在期末汇报的时候，穿上背心、短裤、高跟鞋向大家展示了一段韩国女团舞。“片子还是侧重表现我的成长，只能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校园简单快乐的事情少了些。”李文婷说。
在时任北京十一学校战略顾问李茂看来，《真实生长》更多聚焦在少年人的成长故事，而不是展现学校教育改革的全貌。
从2011年到2017年，李茂主要负责十一学校的经验梳理和媒体、出版策划，同时参与教师的培养和课程的开发。他在纪录片中出场不多，却留下让人印象深刻的话语，面对镜头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十一学校的教师没有一点社会情怀，你教得再好，无非就是为一些中产阶级的后代，提供一个升学服务。”
“我们很难去评估三年的教育是否真的可以对一个人的一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就算是像衡水中学那样以‘标准化’闻名的学校，我们也不能判断里面的孩子每个就都是所谓的‘标准件’，有时候你很难判断决定孩子教育的究竟是什么环节。”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从事教育多年，李茂经常有无力感。教育界很早就流传着“5+2=0”的说法，意思是说，一个孩子在学校5天，周末在家2天，等到下个周一回到学校，往往会发现在学校受到的教育成果又“归零”了。面对社会上“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之类的说法，李茂感到无奈。
李茂认为，中国的学校要实现素质教育，首先要改变薄弱的基础。从十一学校出来后，李茂参与了一些农村学校的建设和课程设计，同时培养教师人才。他主要向有志于实施教育改革创新的学校提供咨询服务，这样的学校总体还不算多。
《真实生长》上线后，不少网友表达了对三位主人公的羡慕，认为只有大城市才能拥有这样优质的教育资源。李茂不完全认同，他总结：“真正可以复制与发扬的是教育改革的底层逻辑，比如对孩子的尊重、鼓励他们阅读，或者加强体育教育……说到底，好的学校教育只能让学生一定程度避免不好的教育，从而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某种程度上，85后张琳的“可能性”就被无意间剥夺过，面对十一学校的孩子们，她开始反思自己所受的教育。以至于，某天她正在做后期剪辑，突然感到了一股莫名的愤怒。
张琳是山东济南人，当地教育的竞争十分激烈，她形容自己是“父母用手指在地画个圈，我站在圈里，绝对不会迈出一步”。父母都是普通的工薪族，但竭尽全力让她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从4岁到12岁，张琳学了八年的钢琴，还曾为山东省钢琴考级做示范录像。
在传统的音乐教育里，没有人关注学生的性格和喜好，只用考级来衡量学习成果。长大一点后，张琳觉得自己不喜欢表演性的演奏，加上越发高昂的学费，放弃了音乐的道路。后来回想，如果当时有人告诉她，她的性格更适合学习作曲或者指挥，也许人生就是另一番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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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自己的就是好的”
在十一学校，有一句流传较广的口号——“不为高考，赢得高考”。自由宽松的氛围主要针对高一和高二的学生，等到了高三，一切又回到传统的模式，大家要重新面对题海与考试。就像片中年级主任王春易说的那样：“谁都要成绩，学生要，家长要，社会也要。”
面对变化，周子其渐渐有了情绪，何况他内心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烦恼。周子其喜欢历史，父母却希望他选择更容易获得高薪的金融专业。思来想去，他决定妥协，结果因为高考分数不够，“如愿”进了北大历史系。
高考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仅仅是人生新篇章的开始，周子其却陷入了精神危机。他觉得注重考据的历史系不适合更关注现实问题的自己。焦虑和失望中，他选择经济学作为第二学位，并在毕业后留学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公共政策。
“如果人生再选一次，我可能会换一个专业，但是事实上专业也不是我定的。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读书都是读最好的书，选无可选了。”周子其出国半年后遭遇疫情，滞留在美国上了一年半的网课。回国后，他进入了一家头部教育培训机构，入职两个月后，教培行业开始整顿，他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失业。
目前，周子其就职于一家留学咨询公司，工作之余思考着自己的未来。“这工作不加班，薪水也还可以。”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父母曾考虑给他出买房的首付钱，但他算了一笔账，以自己的工资，根本还不起月供。
陈楚乔高中毕业后去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读了四年电影，现在在北京为电影梦奋斗。回国那年，正好遇上影视寒冬，她没有找到适合的工作，在朋友的介绍下，参与了几个影视剧项目，以场记的身份入行。
看着周围大她两三岁的朋友已经有项目入选创投提案会，陈楚乔有些焦虑。2021年，陈楚乔在一部小成本电影里担任执行导演，她对未来规划清晰：留出时间写剧本，以后还是要做导演。父母对她的选择表示理解，陈楚乔笑着说，倒是过年的时候，姥姥忽然问她，“你干这行，以后有退休金吗？”
回忆起高考那段时光，李文婷觉得，“高三心态蛮好的，其实就是忙了些，每天很充实，很努力地做一件事，少了些休闲时间。虽然会有些苦乏味，但回过头会觉得很佩服当时的自己。”
李文婷一直和县城同学保持着联系，在传统教育体制下，他们中不少人考上了比她更好的大学。张琳有时候会思索，如果李文婷不是在十一学校经历了漫长的迷茫期，她会不会拥有更好的高考成绩？
不过，在李文婷看来，十一学校让她清楚地认识了自己，在高中时代就学会了做出更适合自己的选择。大四那年，她本来有两个保研的选择：偏重学术的中央财经大学与偏重实践的对外经贸大学。经过分析，李文婷觉得自己不适合走学术的道路，果断选择了后者。
毕业后，她进入北京的一家银行做柜员。“赚钱不多，但是稳定，工作环境也很单纯。偶尔会被批评，那也没事，适合自己的就是好的，傻人有傻福。”谈及现状，李文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对比一路走来认识的同学和朋友，陈楚乔越发觉得，高中阶段经历的教育实验并没有拉开自己和他人的差距。她认为：“对比受应试教育长大的朋友，我们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说实话，高中三年的学校教育对一个人来说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张琳很喜欢《真实生长》的片尾曲《白墙》，歌词中的一句“漫长路如何独自前往”，在她看来道出了这部纪录片的主旨，“每个人都要经历寻找自我的阶段，这是最能够和广大观众共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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