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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师爷，不仅是绍兴的一张名片，更是绍兴人骨子里抹不去的文化印记。
提起绍兴，你会想起什么？乌篷船、女儿红、三味书屋、鲁迅，还有呢？对，绍兴师爷！清代的绍兴师爷那可是鼎鼎有名，清代梁章钜在《浪迹丛谈》里面就总结了绍兴三通行：绍兴酒、绍兴话和绍兴师爷。
今天咱们来聊聊清代的绍兴师爷。

“师爷”是一个略带贬义的俗称，那些师爷从不会以此自称，那该怎么自称呢？清代法令、文献中称为“幕宾、幕客、幕友”，幕主（聘用他们的各级官员）尊称他们为“西宾、西席、老夫子”等等，这是各级官员为了政务需要聘请的有知识积累、专业技能的文人学者、知识分子的通称。本来不应该使用“师爷”表述，但为了表述通畅，文中从俗使用这一称呼。


绍兴师爷博物馆
官员为何要聘请师爷？

据郑天挺先生研究，师爷起源甚早，但到明代始成规模，至清代大兴，从清军入关至宣统逊位，师爷之职几乎与清代一朝相始终。为什么清代师爷大盛？简单说是社会需要。拿最低级的知县来说。一个知县，既要管理全县的行政事务，审理裁决刑事、民事案件，还要征收钱粮赋税，开支各种费用，考核县内秀才的学习成绩，再加上办理上级、平级来文，撰写公私函件，等等，不胜其烦。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一个知县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县长加法院院长、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审计局长、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等等。虽然县里还设有县丞、主簿、典史、教谕等佐贰官，但这些佐官基本上是有职无权，一般知县宁可自己聘用私人助理，也不会将政务委托副职处理。

清代对各级官吏有非常严格的考绩制，类似今天的考核机制。对州、府、县这样的主官，重点考核两项指标：一是刑名，二是钱谷。刑名和钱谷的考绩直接与升迁挂钩，马虎不得，但是这两项专业性都很强。以刑名来说，清代有一个极其庞大复杂的法律体系，从顺治到同治的两百多年间，法律条文已经发展到一千八百多条，历年积累的判例更是不计其数，不经过长时期的专门学习根本无法掌握。

大清律例（作者自藏）

除了要掌握法律条文之外，主官还要熟悉案件审理、呈报案子的格式等等，这些知识积累和专业技能可不是那些除了写八股文之外一无是处的官员能办到的。

即使是比刑名稍微简单一点的钱谷事务，对专业要求也不低。清代征收赋税所用的“四柱清册”以银两为单位，“两”以下的小数位有钱、分、厘、毫等，最多可达二十几位。这也需要非常专业的会计知识。

即使是书启这一项，有些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可能会擅长此道，不需要假手师爷，但对于那些不学无术或捐官出身的官员来说，就得需要有人来代笔了。在清代官场里面，官员离开师爷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就像大学分专业一样，师爷也分种类，各有侧重。前述专门负责刑名事务的被称为刑名师爷，负责钱谷事务的被称为钱谷师爷，这两类师爷是师爷群体里的重头，合称“刑钱师爷”，他们是师爷中的“大席”，除此之外的被称为“小席”。小席主要有起草公文私函的“书启师爷”；稽查与考征赋税的“征比师爷”；负责内衙银钱出入的“账房师爷”等，大席师爷可以兼小席师爷，反之则不可。大席内部，刑名师爷可以兼任钱谷师爷，反之亦不可。由于师爷不是正式官员，与聘用他们的幕主之间是私人雇佣关系，师爷的报酬（雅称为“束脩、岁修、馆谷”）由幕主个人支付。假如没有师爷，衙门就干不下去，这一点也不夸张。
天下师爷出绍兴

说到师爷，自然而然要与绍兴联系起来。

为什么绍兴盛产师爷？原因有几项：一是绍兴文风鼎盛，读书人多。据统计，清代两百多年间，绍兴一府中进士636 人、中举人2361人，在全国位列前茅。尽管有这么多中举者，但相对绍兴庞大的读书人基数，仍然是凤毛麟角、九牛一毛。对于大多数科举落榜者，学幕为其一大出路。清代绍兴籍师爷龚未斋说：“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不知凡几。”鲁迅在《自序传略》中也曾说过：“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二是绍兴人处世精明，治事审慎，工于心计，善于辞令，尤适于做师爷。三是绍兴人重乡情，各地做官的绍兴人常把自己未能考取进士、举人的同乡带到任上来帮忙起草公文、处理政务，他们当了师爷之后又把更多的同乡介绍到各地衙门，相互接引，越来越多。


　《佐治药言》书影，清代名幕汪辉祖著，被誉为“师爷教科书”

从明末开始，朝廷六部之中，书吏（具体经办人员）几乎被绍兴人所垄断。清代绍兴籍名士李慈铭自己都说过：“（六部）吏皆四方游民充之，而吾越最多。”这里的“越”就是绍兴。清人昭梿在《啸亭续录》中说：“各部署书吏，尽用绍兴人，以至于今，无能已也。”可以设想，如果官员聘用的师爷是绍兴人，他在与中央六部、各级官府打交道时会带来很大的便利，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无绍不成衙”的地位就更加巩固，绍兴师爷名声在外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绍兴师爷如此抢手，甚至出现了非绍兴人冒充绍兴师爷的现象。民间传闻，某省巡抚要聘绍兴师爷，闻讯而来的师爷很多，都自称来自绍兴。巡抚备下酒宴款待，除了各种山珍海味还有一碟不起眼的霉豆腐。酒宴完毕，巡抚来到席前看了一眼，吩咐手下人将这些假冒的绍兴师爷统统赶走。各位师爷都大呼冤枉，巡抚冷笑一声，指着席上那一碟未曾动样的霉豆腐说：“真正的绍兴师爷哪有不吃霉豆腐的？”这些假冒的绍兴师爷这才恍然大悟，悻悻离去。


安昌古镇绍兴师爷雕像

如何成为一名师爷？

成为一名合格的师爷门槛很高，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当上的。需要经过专门的学习和训练，被称为“幕道”或“幕学”。学习幕学，有专门的“培训班”。鲁迅在北京居住过的绍兴会馆，就是清代专门培养师爷的幕学训练班所在地。训练班从府州县已经考中的秀才中招生，通过口试、面试、笔试择优录取。


绍兴师爷博物馆之幕学

不过幕学培训班不是培训师爷的主要途径，培训师爷还是以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为主。一是家族传承，在绍兴，有很多祖祖辈辈以此为生的“师爷之家”，这些人不光是同姓，也包括各类姻亲、家族和亲属关系，他们相互援引、相互帮衬。周恩来家族就是非常典型的世代师爷之家。1946 年9 月，周总理在南京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说：“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鲁迅家族中，从事师爷职业的也有十几人。二是师徒传承。学习幕学要拜师，分别行辈，学习时间至少要三年，三年之后还要跟随老师“实习”三年，才能正式出师从业。相比家族传承，师徒传承更容易形成帮派，这样的例子很多。道光年间，江西按察使司刑名师爷谢固斋和南昌府刑名师爷胡怀符在江西多年，徒弟众多，江西全省的师爷一大半都是出自他们的门下。谢、胡二人与他们的徒弟们结成帮派，操纵了全省的司法审判大权。遇到案件，师爷们都是在帮派内“研究解决”后，再向各级官府正式行文。《清稗类钞》记载，湖南省内名幕号称“邹一王二潘三冯四”，这四人都是湖南巡抚衙门师爷任麟的弟子。任麟一个师爷，实际上控制了湖南一省的司法大权。不仅湖南，湖北也是如此。绍兴籍师爷徐登山是湖广总督府师爷，其弟徐掌丝是湖北按察使师爷，内弟卢培元是湖北巡抚师爷，三人拉帮结伙、串通一气、为所欲为。
师爷的收入

师爷的收入主要是幕主支付的“束脩”，有时候逢年过节、过生日时幕主还有另外的赏赐，下级衙门师爷通常定期给上级衙门师爷“孝敬”，除此之外，那些不廉洁的师爷还有各种违法、背德的收入。

师爷的收入主要取决于所服务的衙门高低、幕主的品级、工作的繁简程度，不能一概而论。在同一衙门内部，刑名、钱谷等大席师爷收入远高于书启、征比、挂号（公文收发）、账房等小席师爷。以乾隆年间为例，州一级刑名师爷年收入为260 两银子，钱谷师爷为220 两，如果是一人兼任两职的刑钱师爷一年是385 两。乾隆以后，年脩呈现逐年增加之势。以四川为例，总督及布政使、按察使聘用的刑名、钱谷师爷年收入都在1000 多两，如果是刑钱合席的师爷，多达2000 余两。小席师爷比大席收入要少很多，多者一年百两，少者四五十两。

清代七品知县的法定俸禄是一年白银45 两，两相比较，师爷的收入已经很可观了。其年收入比起种地或当塾师来，多几倍甚至几十倍，足够一个普通家庭的开销了。
师爷的口碑为何不佳

客观地说，师爷是落第读书人一条较好的出路。鲁迅不想当师爷，是因为到了清末，师爷的名声普遍不好。鲁迅的家乡绍兴是幕学之乡，家族中虽然直系亲属无人入幕，但是姻亲中包括他的表兄弟乃至左邻右舍执此业的很多。鲁迅从小耳濡目染，对师爷内情了解得很多很透彻，印象不好。加上鲁迅祖父周福清就是因为遭到师爷陈秋舫的打击报复被投入狱中，周家从此一蹶不振，这种亲身经历更让他对师爷这个行业深恶痛绝。鲁迅之弟周作人观点与鲁迅一致，他形容绍兴师爷的性格是“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

职业本身无高低贵贱之分，关键看从业者的操守和道德。师爷由于职业特殊，无官之名但有官之实，自律不严、品德低下者很容易收受贿赂、徇私枉法，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不过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师爷身上。师爷群体是依附于官场存在的，当官场整体风气较为清廉的时候，师爷大都能做到端方自重，操守自持。一旦官场风气腐化堕落，师爷便随波逐流，甚至狐假虎威，结果是幕僚比幕主有过之而无不及。大体而言，清代以乾隆年间为分水岭，在此之前，师爷作为不得仕进的知识分子，大都能保持士人的风骨和操守，将幕业作为兼济天下的人生价值实现途径，“出其所学，以济于时”。乾隆年间之后，随着官场风气整体堕落，在师爷身上，士人的道德水准整体呈现下滑趋势：“不学无术，盘踞衙门，仰主人鼻息，入则奴颜婢膝，出则狐假虎威”，甚至“代官出治，挟制幕主”，鱼肉百姓，横行乡里。师爷整体形象越来越差，甚至被时论称为“亡国之媒”，成为小说戏曲中脸谱化、定型化的反面角色。
无与伦比的师爷笔法

师爷，尤其是刑名师爷，被称为“刀笔吏”。古时刀、笔皆为书写工具，在竹简上写字，写错了就用刀削改。绍兴谚语说：“我有笔如刀。”师爷熟悉法律条文，善于钻法律漏洞，断章取义任意解释，将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师爷手中的一支笔“一念之慈，和风甘露，一念之严，烈日秋霜”，既能以笔杀人，又能以笔活人，“反复颠倒，无所不可”。比如要让原告胜，就强调原告如果不是真吃亏，何至于来告状；要让被告胜，就斥责原告恶人先告状；要使老人胜，就说不敬老要惩罚；要使少者胜，就说长者这么大年纪不知羞耻来告状，定非良善之辈。师爷在办案中经常用“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等模棱两可的说法搪塞上司、推卸责任。
师爷对语言文字的精准使用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有时甚至不用增减一字，就能达到想要的效果。光绪十一年（1885），晚清名臣刘秉璋担任浙江巡抚的时候，遇到一起命案。一平素老实巴交的渔民为了替自己的生母报仇砍死了其父的小妾，其乡邻联名向巡抚衙门求情，刘秉璋有心救他，但无奈杀人事实俱在，不好转圆。其幕中师爷将呈报给刑部的文书中“情有可原，罪无可赦”改为“罪无可赦，情有可原”，意思顿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果然，刑部复核文书下来，该渔民死里逃生。晚清曾国藩幕府中人才济济，曾国藩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初期战事不利，曾国藩不敢隐瞒，在报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臣屡战屡败。”其幕府中师爷马家鼎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语意大变，从垂头丧气变成了坚忍不拔。奏折报上之后，咸丰帝不但没有责罚曾国藩，反而予以宽慰、鼓励。

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师爷一笔救命的故事。某劣绅与邻居争执，用刀将邻居杀死。为求免于一死，用重金贿赂师爷。当时师爷已将案情呈文写好并用印，无法更改。该师爷思索一番后略施小计，将呈文中“用刀杀人”的“用”加上一笔改成了“甩”，一下子就将案件性质从故意杀人变成了过失杀人，劣绅因此逃过一死。

由于职业关系，师爷大都思维缜密、逻辑清晰、多谋善断，常人感到非常难办、棘手的事情，到了师爷手里就迎刃而解了，说他们有扭转乾坤的力量亦不为过。

绍兴师爷的没落
幕友（师爷）几乎与清代相始终，繁荣兴盛了两百多年。到了清末民初，由于社会整体大环境的变化，师爷制度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没落。在这其中，晚清名臣张之洞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说他是师爷制度的“掘墓人”也不为过。

据清末民初刘禺生所著《世载堂杂忆》记载，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他对幕友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总督署中不再聘请刑名师爷，另设刑名总文案。所辖两省各司、府、道、县纷纷效仿，将各级刑名师爷改为科长，从编外人员转为政府录用，其他各省纷纷效法。绍兴师爷的生计，被张之洞一扫而空。到了光绪、宣统年间，清廷标榜司法独立，在京师设立大理院，各省设高等审判庭，各府县设地方审判庭，审理案件从州县主官转移到专职法院，从而动摇了刑名师爷垄断司法审判的根基。加之，当时各种新式法律学堂不断涌现，培养了很多法律专门人才，采取师徒传授方式的刑名师爷无法与之抗衡。与此同时，各种财会、统计之类的新式专业学堂也培养了大批财会人才，各级衙门里的钱谷师爷也继刑名师爷之后无用武之地，逐渐消亡了。
绍兴师爷中有贪赃枉法的无耻之徒，也有洁身自好的清贫之士。清代许思湄曾在其所著《秋水轩尺牍》中这样描绘自己的生活：“为幕半生，辗转万里，惟留半担琴书，一肩风雨，做东西南北之人。”由于不肯同流合污，他一生颠沛流离、生活清贫。鲁迅总体上对绍兴师爷印象不好，但并非全盘否定，至少对师爷的骨气是很赞赏的，他说：“我们绍兴师爷的箱子里总放着回家的盘缠，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绍兴人傲岸自尊的丹气。”绍兴师爷，不仅是绍兴的一张名片，更是绍兴人骨子里抹不去的文化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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