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授权转载自“南风窗”（ID：SouthReviews）
作者：路星河
2022年6月7日，广州连绵阴雨，淅淅沥沥浇得人悬心。今年的高考报名人数再创新高，达1193万。
这让我想起自己参加的那场高考。那天，也是泡在南方的雨季，还附送倒春寒。坐在考场内，手指颤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寒冷；考场外，铃声、家长们焦虑的嘈杂，都被雨过滤得柔软模糊。
或许因为天色阴沉，从进入第一门科目考场前，到最后一门科目结束出来后，我并没有“拥抱蓝天白云”的畅快感，反而觉得一切没有变化。
作为从高考里淌过来的孩子，我与所有人一样，不论时隔多年，总会雷打不动地记得这个日子。
从2018年开始，00后涌入了高考考场。今年，则是第一批00后从大学毕业的年份。他们逐渐不再是“后浪”，而是可以为时代点灯的弄潮儿。
时代在变化。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出人头地”的机会变多了，年轻人也可以更理性、科学看待高考的价值与意义。
尤其是当80、90后成为家长以后，他们对待孩子的期待与鼓励，也不再局限于嚷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励战术。
对大多数人来说，“高考”不仅是一场竞技，它还意味着一个夏天、一间教室、一个既抽象又具体的成年节点。
《同学麦娜丝》剧照
从考场走出来那一瞬间开始，一个学生可以擅自宣判自己成年，可以去饮酒、去打耳洞、和朋友通宵不归，可以从某种枯燥的、需要耐性与毅力的生活程式里暂时解放出来。
但从读书的角度而言，十年寒窗才是个开始。从这一天开始，读书意味更广阔、恢弘的东西。读书，不会被高考定义和桎梏。高考，只是一段短暂人生中其中一个单一的尺度。人，才是广阔世界万物的尺度。
一个人的考场
如今，每当老友提及我“高考数学满分”这回事，我会觉得羞惭。
“羞”是难为情，觉得不值一提，“惭”却实为自卑，觉得它除了虚荣之外，并不代表幸运、天赋，而仅仅意味着一个“做题家”苦行僧式枯燥的青春。
我这么解释：全国三卷文科数学，半小时内答完全卷，剩下时间检查三遍，最终分数150，这不是学习能力或智商的体现，而是我用三年几乎废寝忘食地刷题，直到训练出对基本题型的肌肉记忆。
《垫底辣妹》剧照
分数是练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这是我的高考“秘笈”，它在带来足以炫耀的分数同时，也在我体内培养了两种性格特质。
其一，是某种钻牛角尖的所谓“毅力”；其二，是过分执着于追求“标答”，从而习惯性忽视事物的多面性、过程的复杂性，抗挫能力与考满分能力成反比。
但进入大学与工作后，我遇到数不清的优秀的人，未必都是通过高考选拔出来的。
一些同龄人的中学可以花费大量时间在兴趣爱好上，可以选修哲学与艺术，可以去游学而不是刷题。或是有一些天生的学霸，可以不必苦行僧般熬读就轻轻松松拿高分。
和其他“做题家”一样，我偶尔陷入自卑，开始重新思考“高考”。参差，是高考过后的第一堂必修课。
读书的高考对人生的意义只是一小部分，人生不止一次高考
不过，正是因为越来越多复杂、多维度的指标纷纷涌现来定义人生，我才开始真正怀念、或是感激高考。
至少，那是人生第一次实打实的、赤手空拳的公平竞争，它给予我们凭真才实学去证明自己的勇气。
从科举到高考，一个“公”字为先。
在封建时代就盛行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其选拔的根本逻辑与优势，被去芜存菁地保存到了今天。
最基本的，比如对考核标准的系统化，以及程序正义的透明化。
当然，任何一种选拔制度都不可能做到完美。古时文试当道，考官的喜好甚至可以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分数。著名戏曲家汤显祖就曾因不向官权制度低头，连考五次才跻身进士。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
另外，历朝历代都有科举舞弊者。当然，下场通常都很惨，掉脑袋者不在少数。金榜未题名，血光先上门。
不过，从程序和结果而言，今天的高考都要比古时候理性、严谨与温和许多。
现在可以选择文理科专攻，现在不少省份甚至直接取消了文理分科，改为更科学、灵活的单科选修方式。
总之，我们正在不遗余力地设法留住好的人才、优秀的人才、努力的人才。
“读书的料”
中国民间社会很爱讲一个说法：“读书的料”。西方也有类似表达，叫“上大学的材料”（college material）。
二者都包含一个潜在隐喻：读书改变命运，而且只会往好的方向改变。
底层家庭如果出了一个“读书的料”，是“祖上烧高香”。而高考，虽然未必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但它通常可以挑选出“读书的料”。
改革开放以来，文凭、学历在社会结构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寄希望于教育来改变命运。
知识改变命运（《大江大河》剧照）
但必须承认，今天的社会，流通渠道变得多元、宽敞，每一代人可参考的人生道路都较上一代人更多，“学历崇拜”受到审视，一个人自我成就的方式方法变得丰富。
我们仍能听到一些对高考坚持不懈、屡败屡战的人，某种程度上，他们变成了一部分人眼里的小丑，变成了谬闻。一个将高考视为唯一出路的人很难被理解，我们叫他“疯子”，或者“傻子”。
这种笑谑可以理解，却并不光彩和坦荡。《了不起的盖茨比》里有句话：“当你想要批评他人时，要记住，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你所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当幸福来敲门》剧照
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2019年，全国大学本科占比为6.27%，即14亿人口中，本科生人数不到6000万人。剩下的并不都是落榜者，更多是乡村没有条件继续升学的孩子。
读书的确是最重要的上升渠道，如果孩子不是“读书的料”，与其勉强求学，不如早些开始劳动补贴家用，适应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有机会参加高考的孩子，他们都是幸运的孩子，他们有机会在人生中感受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真理。
不过，时间线越是拉长，“英雄毋问出处”的规则越是明显。在延续千年的科举时期，“非科举”之外的世俗“成功人士”也不胜枚举，比如屡试不第的诗人——柳永。
以文学界为例，古往今来，的确有不少作家都没念过大学，甚至没上过什么学。比如世界级文豪高尔基、我国当代作家巴金、现代作家沈从文、诗人顾城等等。
《忽而今夏》剧照

当然，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受制于时代局限，但也不乏一部分人不是“读书的料”。他们的大学在别的地方，比如高尔基《我的大学》里的整个社会。
相较于“范进中举”，“我的大学”是更具有持续性的、更符合“人性”的理想主义。立志于求学问道的人总会到达他的罗马，而那些并不希望倚托学问来实现自我价值的人，可供学习和探索的道路便更多了。
即便是高考的受益者，也可能陷入其他人生迷宫，多年前潜力区教授对大学学子们谨诲的那句“精致的利己主义”，今天仍以各样形式在世界角落上演。
所以，为学而考，为考而学，为思想自由、人格独立而读书，都是互有微别的。
那些更激动人心的
那么，当“大学”从升学的功能系统脱离出来，成为前半生经历里一个可能的选项，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需要高考？为什么仍然应该为了它全力以赴？
最近有部国产剧《欢迎光临》，二十几岁的门童陈精典被女友分手，理由是四个字：不思进取。
选择躺平的陈精典，用赚钱来逃避失败（《欢迎光临》剧照）
陈精典本是个不满足于现状的读书人，本科毕业后，一边当门童，一边继续努力考研改变命运。但在一次次的失败后，他开始对读书考研厌倦，转头迷上了炒股，因为“即便考上研究生，也要找工作赚钱”。
日子，怎样都能过，一个人在温水里煮久了，看到其他“成功”的可能性，便容易得出“读书无用”的结论，不再有改变和提升自己的动力，就像豆子评价的那样：“即便考上了，也是白搭。”
为什么有了工作还要继续读书？为什么即便“研究生满大街”，也要削尖脑袋过那独木桥？不是为了竞争，而是为了保持对生活的锐度，保持对未知和混沌世界的体感，不让自己变得麻木，变得生馊。
读书是为了保持对生活的锐度（《平凡的世界》剧照）
回到高考前，少年心思多单纯，“做题家”们废寝忘食地学习备考，未必是奔着最好的大学、最“热门”的专业、最风光的职业、赚最多的钱去，他可能仅仅是想要逃离井底，到更广阔的世界去看一看。
实话说，当“做题机器”的经历和感觉也没那么糟，至少，它的的确确给一个不太机灵的学生提供了自我肯定的机会，让我们能在苦练和枯燥的自我约束中学会“坚持”——多么重要的两个字，不论放在今后人生中任何一个阶段。
今天，“高考”成为一个书写青春的母题。工业偶像剧，借高考写悸动的心，纯真的爱，也有一些纪录片拍下高考的竞争之激烈，刻画出这一体系下不屈的、如狼似虎为自己搏一把的孩子们。
《青春派》剧照
与此同时，社会开始对“高考”祛魅，既不过度浪漫化美化，也切实地通过“双减”等政策减轻竞争压力，力求归还高考一个尽可能最公平、最透明的质地。
人生的选择越多，诱惑越多，我们越需要坚守这一初始的选拔渠道，因为它承载着我们少年时对独立与平等最原始的信仰。
从今天起，坦然赴考，铸炼心态，为自己设定远大目标。在学府内外，我们皆有追求理想主义、真理和人文情怀的权利，它就像成人礼，是科学精神与独立灵魂开始塑成之始。
此情此义下，鲁迅先生对百年前的青年写下的话仍然受用：“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这可比“数学满分”振奋人心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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