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到有人抱怨经典太过难读，半途而废是常态，有一个48岁的中年人，被媒体包裹得喘不过气的时候，选择在毕业三十年之后，重返校园，和周围的学生们一起，重新啃读那些经典著作。
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黑格尔、尼采、波伏瓦、伍尔夫……都在他的阅读书单里。
《重读经典的伟大冒险》就是叙述了大卫·丹比重做学生的那一年时光，“我照实写下它带给我的时而惊险、时而静谧的旅程，同时也介绍了中年的我如饥似渴读取的伟大故事和重要思想，于是，成就了这本充满冒险的书，同时也是一部貌似业余、富于天真的作品——换句话说，它浑然天成。”
或许与作者共同经历这段阅读的冒险之后，你也可以重拾那些伟大的经典，寻找它们内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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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经典，是一种伟大的冒险
[美]大卫·丹比
《重读经典的伟大冒险》
1991年秋，在第一次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三十年之后，我又回到了校园里，和十八岁的年轻人并肩读书。
我们读的可不是等闲之书。
荷马、柏拉图、索福克勒斯、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还有弗吉尼亚·伍尔夫。读的还是那些书，上的还是那些课，就像1961年身为大一新生的我，懵懵懂懂在哥伦比亚大学上的两门必修的核心课程一样。但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能料到，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这些课程会忽而被谴责为不公的压迫，忽而又被推崇为西方文化的堡垒。

两门课中，一门是文学人文（Literature Humanities,简称Lit Hum），从以前到现在均着重于欧洲文学经典的标准选读；另一门是当代文明（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简称C. C.），选读哲学和社会理论的经典作品。这些都是“经典”课程，或者也可以说是“西方文明”一览表，一串重量级的名字依照年代顺序排列，有如脑海中某个荣耀的名人殿堂里的大理石胸像。这样的课程在20世纪初期由哥伦比亚大学首先设计出来，芝加哥大学随之开设，而后40年代许多其他大学和学院也纷纷跟进。之后，这些课程却减少了，有些时候，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之外，客气一点说，已经濒临灭绝。
尽管我做了解释，1991年的同学们可能还是很疑惑我究竟在那里做什么。我和他们一起坐在不舒服的橡木椅子上，的确怎么看也不像个学生：四十八岁，《纽约客》杂志的影评人，已经结婚生子、事业有成的男人，却为了某种我自己也不比他们清楚的原因感到隐隐不安。我只是想求知吗？课程里的许多书我已经读过了。但学生们可能注意到了，在那个时候，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似乎就是读那些经典之作、坐在那里参加讨论。
《重读经典的伟大冒险》叙述了我重做学生的那一年时光。我照实写下它带给我的时而惊险、时而静谧的旅程，同时也介绍了中年的我如饥似渴读取的伟大故事和重要思想，于是，成就了这本充满冒险的书，同时也是一部貌似业余、富于天真的作品——换句话说，它浑然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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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始于我妻子给我的建议：不动手就闭嘴。大约在1989年或1990年的时候，凯瑟琳·夏安和我读着关于国内高等教育性质的论战，感到越来越惊异。现在光是要转述当时辩论的那些老生常谈，就隐约勾起一阵气愤和无聊：在一个不仅有欧洲人，更有世界其他各民族（例如非洲奴隶的后代、印第安人）的国家里，西方的经典作品和“欧洲中心”的课程安排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是否应该要求过去的弱势团体（如女性和少数族裔）去读遍已故欧洲白种男人的作品？
这些问题本身并非不合理，但现在看来委实难以相信的是，任何十六岁以上的人居然会用“已故欧洲白种男人”一词表达责怪之意。这些字已经显得过时，就像我在1968年春天戴过后就被塞进梳妆台抽屉的角落的珠子项链一样，有点霉味。这些怨言通常来自学院内的左派，尤其是一些女性主义、非裔美籍的学者们，而回应他们的则是保守派人士，这些人理直气壮、冠冕堂皇地指出西方传统对美国国家精神的重要性。人文学科国家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前后两任主席，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及林恩·切尼（Lynne V.Cheney），都说了“人文学科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有多么不可或缺”之类的好话。但他们在论战中的言下之意显然是，如果我们读错了书，就无法保护国家不受相对主义或其他东西的威胁。这可是与国家考量，甚至地缘政治考量息息相关的。文学变成了政策问题。
文学落到这种地步令我沮丧，保守派对学院左派的攻击也令我沮丧，例如罗杰·金博（Roger Kimball）1990年的《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Tenured Radicals）一书，就把文学说成是神圣得不可言传，而且根本不可动摇的一套价值体系，可以也应该将之灌输到每一代美国学生的脑袋里。但我心目中理想的读者反应并不是被动的；我也不能了解，如果这些作品除了让读者“谨受教”之外没有产生任何更强烈的感觉，它们怎么可能达到经典的地位。
愈深入这场辩论，我愈苦于一种不真实感。三十年前我很喜欢上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课，但之后就忘得差不多了，就像大家都把大学学过的东西忘记了一样。那些课堂上读过的书究竟留下了什么一鳞半爪的印象，又如何影响到我的品位、感受力，甚至行动，我说不上来。这不就是奥秘所在吗？教育的奥秘，究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参与辩论的那些人却似乎知道。他们大肆提出各种主张，以支持或反对那些书及其所代表的西方传统。同时，他们讨论文学、哲学、政治理论这些作品本身的方式是面目模糊、虚无缥缈的，把书仅仅当成了一场意识形态之争里的兵器。
莎士比亚为殖民主义张目？卢梭是“霸权话语”（hegemonic discourse）的一分子？希腊经典是民主的堡垒？人们用这些字词谈论的真的是文学和哲学吗？这让人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参与论战的起码有好些人都二十年以上没碰过那些书了。这样的经典作品真的可能会像右派说的那么无趣，或是像左派说的那么邪恶吗？这些书本身的内容和风味都被剥夺了。而在这样的论争中，阅读的行为本身常常被掏空而失去了在所有读者生活中的一席之地，失去了它本来带给读者的压力和乐趣，抑或枯燥乏味或是偶尔的幸福感，更失去了它特有的孤独和令人入迷的性质。
然而，虽然这辩论在我看来很奇怪，却也对我造成了刺激。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生气甚至痛苦。我觉得好像被骗走了什么，而很快我便了解到原因何在。如果说有些参与论战者看来离那些书有十万八千里，那么我知道我自己也是如此。我读过，我忘记了，这种失落感就像是失去了一个渐渐消逝的老朋友一样。我充满了盼望与好奇。阅读这些书的实际经验是什么？从中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样的乐趣、愤怒、激动和苦痛？最重要的是，书里面有什么？它们如何使得女人、非裔美国人、激进学者们勃然大怒，又如何让保守派男性政客趾高气扬、志得意满？我们在谈的到底是什么？
我把自己搞得义愤填膺，而身为小说家和读者的凯瑟琳（简称凯西）虽然同意我的观点，却讨厌再看到我愤愤不平的样子。她坐在我们纽约公寓里的床上、客厅里、客厅窗旁的椅子上，一本接一本地读着书。她读书的时候膝上常常伏着一只猫，快乐地发出呼噜声；做主人的她全神贯注在书里，一连几小时撸着猫的头。我妻子太善良了，可能也太忙了，所以没有指出一件其实很明显的事：我已经不怎么读书了；或者可以说，我读的是新闻、公共事务书籍，还有一些文章。“要是你对这件事这么生气的话，”凯西终于说，“何不再去上一次哥伦比亚的课？”
这就是读者对非读者还以颜色：你何不停止抱怨，去读书？我的问题解决之道的确是近在咫尺，位于曼哈顿西侧的哥伦比亚大学离我的公寓只有两英里路。而那些课程选读的材料虽然稍有变动，但在概念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不管是在1961年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都少有人称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为“经典”课程，“经典”这词让人想起皮面镶金的精装套书，还有那些势利眼的杂志和报纸上强力推销的广告。如人们所熟知，经典之作的书单常常染上消费主义和平庸品位的色彩，于是在这两门课程的设计和教学上尽力避免这样的效果。首先，选读的内容通常很难，尤其是对现代的学生而言。这是西方传统的一剂猛药，受到习俗的尊崇并且（校方坚称）有实质上的需要。这两门课程是人人必修的，其含义不言而喻：不管这些十八岁的学生将来从事什么行业，是出人头地还是默默无闻，都不能不先接受这番熏陶。课程中所涵盖的作者是“西方”文化构成的精华：他们的书最直接触及人性的本质。正是这些作品形成了大众的文化修养。
其次，这两门课不是由权威人士或专家来讲授的，而是由系里不同的人以小组的方式来教学。带领课堂讨论的可能是有数十年教此课经验的资深教授，也可能是四年级毕业生，想在写论文之余赚点外快，至于讲师则可能来自任何学科。主导文学人文课的是英文与比较文学系，但哲学、宗教、古典文学、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斯拉夫研究、中东语言及文化等科系的老师们也参与其中。当代文明课的讲师是历史学家，但也有政治学家、哲学家、古典文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并不时穿插社会学家或宗教历史学家。这些人通通都参与在左派学者嘲弄为西方文化的“叙事”之中。这两门课程的魅力，对一些人来说是它们的长处，便在于它们的通识而非专业化，让学生追求古老的理想、教学生修身。这些课程远离现今当红的“理论”“文本化”，以及尖锐的种族、性别、阶级等学术议题，学生只是跳进来，读一堆伟大的书而已。以如今的学术标准来看，这些课程并不够格。
我自己是急着要跳进去的，但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干扰。我重拾这个念头，已经是两年以后的事了。当时我发现自己正在经历某种危机，那种混乱使得这计划或许变得比我从前以为的更加有必要。
我一直是个记者，从1969年起还担任影评人。我始终很喜欢为杂志写稿，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变得非常厌倦，不是对电影或影评感到厌倦，而是厌烦于继续过着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所说的“镜像社会”中的生活——那个表征与幻象的庞大系统，那种浓重的资讯、意象、态度的氛围，塑造了生活在20世纪末媒体社会中的几乎每一个成人的思考条件和习性。身为媒体的一分子，我也对媒体感到疲乏了；我越来越不能忍受那影影绰绰的环境、那步调疯狂却压抑暗淡的不伦不类的生活：各色人物与地方风情轮番登场，各种闲聊、行动、飞车、枪击等小道消息与权威专家之言让人困扰，夫妇光天化日下指控对方不忠，那么多汲汲营营、动荡不停、不可思议的活动，还有超级无聊、仅仅为满足需要的低级趣味。
然而那些不是我的需要。媒体是传播讯息的，但20世纪90年代的讯息已经变得短暂而不稳定。一出现，它就被四分五裂，其中一些碎片获得升级，剩下的被驱离舞台。没有人掌握足够的资讯，这正是令时下许多美国人万分焦躁不安的原因之一。像许多人一样，我倒了胃口却仍然饥饿；我被铸进现代“活在媒体里”的模子中，兴奋激动却又充满嫌恶。在这个世纪之末，在这难得一遇的千禧年之末，媒体几获全胜，就要把文学推到看不见的地方，而我的嫌恶之感还沾染着一些我也不太能确定的强烈情绪，怀旧、懊悔、愤怒，甚至绝望。
但还不到唱挽歌的时候。
我之所以需要动笔写这本书，部分原因是我已经不再知道我知道什么了。我觉得我读过的、懂得的东西在流失。我有的是缺乏知识的资讯、缺乏原则的意见、缺乏信念的本能。我坐在楼上阳台眺望大海时，这座建筑的地基正在粉碎。我感觉到了摇晃，知道自己有麻烦了。我感到我的自我认同软化了，溶进了表象的氛围中，而我不知道它和我之间的分际何在。我自己的记忆在媒体生活的浓雾中衰退，我仿佛成为一个旁观者，没有真正活过的生活。也许当职业影评人上了年纪的时候会有种特别的焦虑，但我不认为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影评人，我只不过是写下并发表我的意见罢了。每个人都活在媒体里。
阅读那些“经典”以解决“中年危机”或认同危机，或随你怎么称呼它，似乎是很奇怪的事。为什么不去旅行或猎捕大象？或是追求十几岁的少女？或是住到修道院里去？我相信这些是应付这种问题的传统方法。但如果要冒险，我要的是对我而言有意义的冒险。认真地阅读，我想，或许可以终止我被媒体吸纳的生活，让我重新找到方向。
但为什么不坐下来读书就好了？为什么要回大学？因为我想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读书，或不读书的。这些学生都在媒体的包围下长大，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在文化论战之中未受波及，但仍听得到炮火声的校园一角，现在是怎么教学的？要赶走那些“文化战争”的粗糙笼统和言不及义，方法之一就是去发现课堂上真正的情形。
而且我要在辩论中加进我脚踏实地的意见，始于文学也终于文学，永不脱离那些书籍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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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整整一学年的时间读那些书，观察老师和学生，并检视我自己。与此同时，除了短期告假，我去看电影并为《纽约客》杂志撰写影评，就如我多年来所做的一样：我早上帮妻子叫小孩起床，晚上赶他们睡觉，尽可能地过着正常的生活，善尽身为丈夫、父亲的职责，照样纳税、参加派对，与一些人为友或为敌。我认为，重点不是在于放弃我的生活，而是努力过好它，同时看看那些书会如何参与进我的生活方式中。
我定下了一些规则。什么都读并且做笔记，但在写的时候，则只谈最吸引我的那些书。一视同仁地崇敬那些与自己本无共鸣的经典作品是学术恶习，我必须避免。阅读是为了乐趣和学习，而当我觉得无聊的时候我就会直言不讳。其次，我依凭的是自己的反应和课堂上的东西，不碰二手的资料。我知道要避而不重读一些经典论著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论模拟》（Mimesis），这本跨越半世纪的巨作，几乎可当作文学人文课的补充教材来读。但我不想一头栽进当代的学术评论之中，把时间都花在了解最新的理论家并与之辩论上，而将马基雅维利忽略了。我决定只约略涉猎现代学术评论，能了解教授们在说什么就足矣了。
作为一个现任的记者和评论人，我学会了相信自然涌现的第一感觉。基于需要和个性，文化记者通常是印象主义、经验主义的；他在乎的不是我们是怎么知道的，而是我们知道的是什么以及它对我们有什么影响。质地、色彩和经验令他兴奋；如果他没有麻木不仁的话，艺术会令他心醉神迷。但艺术的产生背景和社会组成对他而言毫无吸引力，或者被认为了解它们是次要的。我相信我不会被指控为在赞扬无知。但在不以自己的短处为傲的情形下，人是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技能和知识的。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想避免使用评论的写法；我要犯下纯文学至上主义的滔天大罪（以学术圈而言），为我自己和读者的乐趣而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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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不要有人把这本书读成是对某一所大学的歌功颂德，从而暗地贬抑其他的大学或学院。本书意不在此。因为教育之途遥远曲折,不是只有一条阳光大道直通仙境，而是有许多大路和小径，也有无数长满树篱的步道和弯弯曲曲的岔路。哥伦比亚大学是本书的背景而非主题。想寻找机构历史或行政细节的人得到别处去找。
一般的读者只需知道，当代文明课脱胎于哥伦比亚大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设的“战争议题”课，从一开始便被视为对西方文化的讲述；文学人文课（起先被称为“人文课A”）首度出现在1937年，起源于身为教师和编辑的约翰·厄斯金（John Erskine）历时数年设计出的一个课程。从一开始，文学人文课就是要在一个有越来越多东欧、南欧后裔学生的学院里，建立起基督教欧洲文学的神殿，把那些未经洗礼但孺子可教的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同化入这个国家的主流文化。如此看来，这些课程现在被攻击为使移民后裔或少数民族或女性等边缘化，实在是件很讽刺的事。原先的意图或影响仍残留在这些课程中并起作用吗？这是我开始时的一个疑问。
另外有几点需要澄清的。我无意暗示只有这些书才是重要的，它们甚至也不见得是这种课程的最佳选读教材。在某种程度上，这份书单是武断的，我相信大多数在哥伦比亚讲授或选修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课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其他大学的书单可能同样有效，而哥伦比亚大学自己的书单也在不同时期改变过（自1937年以来，以不同排列组合的形式出现在文学人文课书单上的书超过一百三十本）。要是时间足够，我们可以读遍所有，而这样的话书单就根本不需要了。但要开课就必须做取舍，而这些书单的确具有代表性，因而适于分析。
其次，哥伦比亚大学很明确地表示这些是预备性的课程：该校核心课程所具体表现的西方传统并非要排斥其他的传统，而只是要给大学生一个立足的基础。一个学生通常是在入学的头两年修这些课，然后主修历史，或生物，或考古，或非裔美国族群研究。如果她/他对文学有兴趣，可能会去念玄学派诗人和19世纪英国小说家的作品；或者非裔美国作家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杜波依斯（W.E.B.Du Bois）、赖特（Richard Wright）、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或者非洲作家如古吉·娃·匈构（Ngugi WaThiogo）和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或者阿拉伯世界的作家如马哈富兹（Naguib Mahfouz）和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她/他尽可随着自己的主修、阅读喜好、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行事，但首先她/他必须从某个特定的地方起步。而值得问的是，那是否是个有道理的、必要的好地方。
大卫·丹比用他的行动证明，阅读经典是拯救焦虑人生的一味良药。这场重回校园、重读经典的生活实验超乎想象的精彩和有趣，展示了一种人与书之间的可能性，在重读经典的“冒险”生活中，找到内心的平静。
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大卫·丹比《重读经典的伟大冒险》。本书是一幅概览西方文学与思想的地图，用一个用阅读解决人生困境的“冒险”故事，为读者提供一种在当代重读人文经典的新思路。

◎冷门佳作绝版十余年后再版，永不过时的“伟大的书”
本书英文首版 GREAT BOOKS 出版于1997年，曾两次翻译成中文出版，豆瓣评分8.6，2200+读者标记想读，但已绝版十余年。理想国发掘冷门佳作并更新译本，订正此前版本中的错译、漏译问题，为当下的中国读者重新呈现这段精彩的课堂实录和这场富于启示的人生实验，同时提供对西方人文经典作品的导读。“重读经典”是永不过时的话题，这既是本书中作者倡导的生活方式，也是这本书本身的意义。
◎导读西方人文经典名著，从荷马、柏拉图，到尼采、伍尔夫
本书以现代人的视角，对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马基雅维利、但丁、蒙田、卢梭、莎士比亚、黑格尔、尼采、波伏瓦、伍尔夫等近30位西方人文传统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进行简明扼要的导读和评论，勾勒出一幅概览西方文学与思想、通读西方文明史的清晰地图，是快速了解西方人文传统内涵的入门佳作。
本书作者身处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人文”与“当代文明”课堂之上，真实记录了哥大师生对人文经典的理解、阐释与论辩，提供了理解经典的新角度，也展示了一种充满张力的思考方式。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来源 |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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