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殷盛琳 招韵玲
编辑 |王珊瑚
一台无情的加样机器
23时17分01秒,酒店门口的电子屏显示此刻的时间,闪着醒目的红光。小周举起手机,拍下这一瞬,记录一天工作的结束。
此前的8个多小时,她一直待在江苏某县级市的PCR实验室里。作为一名从乡镇前来市区支援的核酸检测员,她这天的工作量过于饱和:基地实验室一天内共接收了232批检测样本,也就是两万多管。
和许多地方一样,小周所在的城市实现了核酸常态化。每举行一次全民核酸检测,大概覆盖22万人次,一共会产生10万多管样本。自从小城放开通行,从外地回来的人数暴增,核酸检测的样本自然也增加了。
但整座城市具备核酸检测条件的实验室一共只有6个。包括两个大的核酸检测基地,两家三级医院实验室,两家乡镇医院实验室。专业的核酸检测人员更是紧缺,小周说,整个城市满足资质的检验人员大约120人。
如果举行全民核酸,检验的压力逐级下沉,最终还是会落在基层医院头上。比如在乡镇医院检验科供职的小周,会被临时抽调过来分担工作。这是她今年以来被调来市区的第三次。
支援的检测员采取闭环管理。走出实验室往往已经是深夜,她们会被安排到附近的酒店住宿,步行只需要10分钟。
小周22岁,刚到检验科一年。高中毕业选志愿时,父母极力推荐她填报医学专业,她说自己害怕血腥的东西,不想学医。但妈妈说,学检验是不会接触那些危险的,于是她填报了检验医学专业。
按照正常流程,毕业后她会进入一所医院的检验科,成为整个医疗体系中辅助部门的一员。不算特别忙碌,工作是和“三大常规”打交道。但没人想到,等2021年她毕业时,整个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疫情来袭,检验科不仅任务量骤增,还成为直面病毒的人群。
小周所在的检验科一共8个人,现在是整个医院最累的科室。不止她们,几乎所有医院都是。她解释说,那些没有PCR实验室的乡镇医院,检验科只留一个人死守门诊,其余的都会被抽调到市区。他们要兼顾核酸检测、门诊和发热门诊。工作时间被分割到一张张规划严密的排班表里。
“人员是重叠的,只能兼顾。最难的就是基层。”她对过去的这个春天毫无知觉,三月以来几乎没有休过假,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实验室里,和无数个核酸样本打交道。生日那天,她做了一整天的核酸检测。妈妈买了一点吃的东西,送到医院门口,她只能在办公室匆匆吃完,赶紧回去继续做检测。她许下生日愿望,疫情早点结束。
5月下旬这天,小周分到的检测环节是加样。具体点说,她的工作是悬着胳膊,拿起我们去做核酸采样时的试管,拧开红色的管盖,用另一只手里的移液枪,将试管里的样本移到反应板上。每板有96个小孔,要不偏不倚、精准地加进去。如此重复几千遍。小孔直径不到7毫米,相当于一颗体态均匀的黑豆。她的自我定位很直白——“我就是个无情的加样机器”。
回到酒店,她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臭掉了,像发霉的肉罐头。胳膊酸得抬不起来,拧盖子的手指头磨出了水泡,她累到连头都不想洗,打算第二天扎个马尾用帽子压一压。
她祈祷第二天能早点结束这一切。不然返回乡镇医院,她不知道能不能赶上早晨8点的门诊值班。
2022年3月31日,江苏淮安,检验人员在PCR实验室内工作。
新型流水线

与很多人的预想不同,当一座城市各个采样点的试管运送到PCR实验室后,并不是全程自动化式的运作。正相反,多数环节都依赖于人工。
几乎每个检测员在讲述时都会提到同一个词:流水线。他们说,自己就像这个时代新型的流水线工人,每天进行一些重复、枯燥的劳动。
虽然有细微的分别,但大体上,做核酸检测的PCR实验室可以划为分工明确的三个区域,从样本接收,到上传电子版检验结果,整个链条都在这个空间内进行。多数实验室有轮班制,白炽灯24小时亮着。
一区是试剂配置区。这里的步骤几乎全部依靠人工完成,也是整个实验室最早开工的环节。工作人员需要根据当天的样本接收量,预估需要多少试剂量,在样本送达实验室之前,准备好部分试剂。
二区是感染风险最大的区域,核酸样本直接送到这里。检测人员需要穿密闭的防护服,即使空调温度开得很低,一天下来汗水还是可以浸透后背。他们不断重复一些步骤:提取、加样、封膜。被厚重防护服包裹着的身影周边,围着数台机器,嗡嗡运行。
三区需要人工操作的部分最少,仪器是这里的主角。检测员只需要将标本放入扩增仪,等待一个多小时后,就能根据反应曲线判断是否是阳性。最终上传电子版检测报告。
一位工作20年的资深检验人员说,如果检测结果呈现阳性,他们需要先在实验室内找出混采样本进行复核,结果一致的话,上报给疾控中心,由他们再次复核。之后才会通知具体人员进行单管单采,筛查出具体的阳性感染者。这样的多次复核就是为了避免因为某个环节操作失误而导致的“假阳性”。
在这个新型流水线上,有些环节被公认最辛苦:加样和贴膜。类似于电子厂里打螺丝的工人。相比之下,有些环节显得可以忍受,比如调试剂或者负责机器运作。“你起码能够在狭小的范围内来回走动”,一位检测员说。
一些检测员逐渐掌握一些小技来缓解压力。比如在手指上缠几圈胶带,这样握住移液枪时就不容易被磨伤。上厕所要穿脱防护太麻烦,他们在进实验室之前的三个小时就不再饮水。在结果分析区等待时,可以有机会玩几局古早的蜘蛛纸牌、扫雷游戏。
有的实验室集体充值了某音乐播放平台的年度会员——枯燥的工作太需要一些音乐了。只不过,机器运行声音很大,她们也听不真切,只有断断续续的旋律。
“也不能太走神”,一位浙江的检测员说,你得学会掌握放松和谨慎中间的平衡。一旦没把握好,移液枪加错了小格子,那么就需要整个推翻重来。
检测员们最怕疫情来袭。那意味着接下来的至少半个月,每天工作量满负荷运转。一位检测员所在城市上个月有过确诊病例,实验室里12台生物安全柜同时运行,全员上阵,仅加样一个环节就有24个检测员。上海疫情爆发时,南方一家地级市公立医院抽调了三名检测员去支援,“他们说一天要加30个(反应)板,小拇指都有点抽筋了。”
疫情让人崩溃,节假日也是。几乎每个城市,人们要出行就得做核酸,实验室的样本量会比平时翻一两倍。
时间是悬停在每个检测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检测员们每天都要算好这笔账:样本是什么时间采的,什么时间送到实验室的,最晚出报告的时间是什么。小周所在的实验室里有很多A4纸,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时间和批次。实验室外面有一位同事专门负责对时间,经常用对讲机跟实验室里的人喊,第几批快要到时间了,看看有没有好。如果检测报告超过规定时间才上传,会被上级机构通报批评。
西安国际会展中心,硬气膜核酸检测实验室工作人员进入工作区前的准备工作。

「不求回报」
小周是今年春天才频繁参与核酸检测的,怎么看都算是这个行业的新人。她和她的同事们——无论是怀孕的女士还是今年就要退休的资深职场人士——都要被安排进值班表里。
她的身体发出了一些隐秘的信号。作为从不长痘体质,她第一次在鼻翼发现了新冒出的痘痘,往常规律的生理期也开始捉摸不定。最明显的变化是,她发现自己作息和饮食的规律被完全打破了:在实验室一呆就是六七个小时,她的感受迟钝,直到走出实验室,才会立刻有饥饿感。熬夜成为常态,她经常在凌晨5点才感受到困意。那常常是普通人快要醒来的时刻。
困倦会在每个工作的间隙袭来。有次,小周和同事合作加样,她负责拧盖子,同事负责操作移液枪。对方明显感觉到她动作变得很慢,过会儿再看,发现她头靠在生物安全柜的玻璃上,睡着了。如今,她声称重新掌握了坐着睡觉的技能,“小手一插,像上课打瞌睡那种”,她说,“现在真的做梦都在加样或者抽血。”

2022年5月19日,河南省滑县核酸检测实验室,工作人员脱下防护服后,胳膊上留下深深的印痕。
根据国家卫建委发布的消息,如今从事核酸检测的技术人员一共近15万人,而我国有超过14亿的人口,两者的比例达到了1:1000。几乎每一个公立医院检验科的讲述者都提到,他们医院正在招聘检测员,但很少能招到人。PCR证书或者检验资格证需要是医学相关专业才能报考,还要通过卫建委的培训,不可能短时间内快速培养出合适的检测员。另外,一位公立医院检验人员说,正式编制的数量有限。在普遍低薪的情况下,如果还没有编制,人家凭什么来呢?
小李是地级市某公立医院的检验人员,核酸检测常态化后,她所在的核酸检测组每两周休一天,几乎每天工作达到12小时,强度非常大。如果结果需要复核,时间就更长,有一次她凌晨四点才走出实验室。
人手不足,时间又紧张,某县城公立医院的资深检测员说得很直白:“我们有时做不到按照标准进行。”这是她工作的第八个年头,从大学起,就很喜欢这个专业,但现在每天都想辞职,“很累,每天下班手都是抖的。”
之前有阵子关于核酸检测员高工资、高福利的新闻传播很广,小周也看到了,她解释说,那是第三方机构才会出现的情况,像她这样公立医院检验科的人员才是这个群体的大多数。每做一天核酸,补贴是50块钱。
在金华市区某公立医院检验科工作20年的检测员怡然(化名)说,她所在的医院连这50块的补贴都没有。2020年疫情时,曾有政策要求对抗击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发放补贴。但最后,她们发现在实验室的检测员和采样员一样,都没有申领资格。“一线”特指那些接触确诊病人的医务人员。
不仅如此,疫情之后,由于医院的日常接诊量变少,检验科人员的整体绩效是下降的。在基层医院,做核酸检测成了“亏本买卖”,“单采20块钱,混检4块钱一人,但试剂成本、仪器成本,还有那么多防护成本、人力成本加起来,其实根本就没有利润的。”
一位公立医院检验科的主任总结,现在做核酸检测已经不是普通的检查,而是一项任务。一项不求回报的任务。
怡然有一种被剥夺感,精力和职业价值感上都是。她所在的检验科,原本是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之剑的桥梁,肝功能、肾功能检查,或者更困难的肿瘤标记物、细胞检验,都是能通过经验的积累不断精进的。而核酸检测对他们来说,专业性程度很低,只是纯粹的消耗。
上海奉贤区的护士小陈也是这样想的。疫情之前,她日子过得鲜活自在,没事的时候喜欢和朋友去酒吧,喝点威士忌,听听爵士乐。但从4月份到现在,她的生活基本被核酸采样填满了。
最日常的场景是,她穿着防护服到某处乡镇采样点,坐在桌子后面,面对一个个张开的喉咙。
她不愿意让自己成为“采样机器”。她采取的抵抗的方式是,把桌子对面的人当作具体的个体,而不是工作对象。碰见小朋友,她会笑着说,小朋友真棒。在等待队伍的间隙,双鱼座的她会天马行空地神游一会儿。
不论是采样员还是检测员,处在链条上的他们都希望早点结束这种机械化的状态,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做专业性更强,更有成就感的工作。

围城
与基层医院检验科疲于运转不同,疫情以来,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极速扩张。
看到上海某第三方检测机构1800元/天的招聘广告,小李也心动过。但她也明白,那意味着要付出一些代价。比如更长的工作时间、更高强度的重复劳动,以及得到大城市去,一个人打拼。她暂时接受不了。
事实确实如此。一位在上海某家第三方机构兼职做核酸采样的女士,最近理解了什么叫做机遇与危机并存。机构在招聘广告上开出的价格根本不存在,承诺的饭补也打了水漂。几天前,她被辞退了,没人给一个确切的理由。
在激烈竞争的检测市场,更多的检测量、更短的检测时间是提高利润最直接的方式。一些机构为了逐利,开始造假、违规。这又给一些公立医院增添了负担,出于对第三方机构的不信任,小李所在城市开始将更多的样本送进公立医院,“像高铁站的标本还有一些隔离酒店的标本就会往我们医院送。”因为压力太大,小李有两位同事转去办公室做行政工作。
社交媒体上,许多从医院检验科辞职的员工讲述了她们的经历:“一个月20天夜班,工资一个夜班才30块钱,8个小时穿着防护服做核酸检测”。另一位正在考虑辞职的检测员说,“干的事越来越杂,领导还嫌你没有再多干一点,真的快疯了。”

2022年5月14日,河南省安阳市滑县,新建成的集中隔离点“滑康驿站”能提供520张床位,内设核酸检测气膜方舱实验室。
然而,23岁的陈玉主动进入了这座“围城”。
今年年初,陈玉在网上看到一则招聘,济南某区疾控中心检验科招聘核酸检测员,有医学背景就可以参加考试,通过后进行统一培训。“竞争激烈”,陈玉说,报考100多个人,最终选上20个。她成为了20分之1。
大家基本上都是这个领域的新手,专业跨度极大,从护理到生物安全技术。相同点是,都很年轻,最小的一位22岁。陈玉大学读护理专业,毕业后顺利成为一名护士,在之前的医院工作了2年。看见疾控中心的招聘后,她几乎没有犹豫就做出了决定。
同批进来的20人都是有编制,工作地点在附近一处新建的方舱核酸检测基地。
4月份入职时,基地刚刚建好一半。独立的检测仓,独立的办公室、洗澡间、洗衣房和休息室。处在市中心的一处荒地,离单位仅仅一个路口。一个月过去,另一半方舱平地而起,但仍像个临时建筑。
但对她来说,这里比医院更稳固。比起做护士,和人打交道,她更愿意坐在实验室二区生物安全柜前的凳子上。“就像一个流水线,很简单,也不会有那种医护跟别人吵架的情况。”机械与重复给她带来安全感。
每天的工作时间固定。早上7点半进舱,12点半出来,第二批人进去待到傍晚6点半。最后一班是6点半到晚上11点多。过去的一周她工作了四天,休息三天。工作强度也不大。
之前做护士的日子像在茫茫大海上漂浮,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陷入矛盾与漩涡。她不无恐惧地提起,当时在医院带她的“老师”,和患者闹到了警察局,她还去帮忙做了证词。“每天都感觉心很累”。
现在好了,不至于落入那种境地。她觉得自己的生活终于变得坚固起来。
这里是疾控中心的下属单位,就算有天疫情没了,核酸检测停止,她相信自己会被系统安排到下一个岗位上。她听说疾控中心检验科以前是检测艾滋病一类的传染病,那大概率也会去做那个吧。
领导曾在会上描绘了方舱基地的未来。他告诉她们,以后可能会从别的区县承包一些样本过来,实现盈利。这是区里的一个重点项目,很有前景。
陈玉深以为然。和这座新建的方舱实验室一样,她也有可以触摸的、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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