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家恩(西南大学教授)
随着高校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经济增速放缓且城市生活压力激增,不同形式与内容的“返乡”正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乡村教育的导向就是离开乡村
对于很多“返乡”青年来说,他们似乎有着相近的经历:教育是线性和上升的——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
乡村教育多以城市为导向, “为乡村的教育”仅成为“办在乡村的教育”。
在内容上,现有知识体系多建立在高度抽象且概念化的基础之上,与乡土脉络和日常生活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在效果上,对于大多数现有时间和未来想象都已经与乡土、乡亲、农作劳动无关的乡村新一代来说,在接受多年的“学院式”教育后,思维正日趋简化和固化。
城市的疏离与浮躁
随着高等教育产业化导向下的大规模扩招,大学生从人人仰慕的天之骄子,日渐成为普通劳动者。如此落差使其中部分人日渐迷茫、走入虚无。
人追求舒适生活的美好愿望本无可厚非,但当消费主义成为主流时,给乡村新一代与乡村建设实践者增添了新的困扰。“精致的利己主义”几乎已成为普遍的社会氛围,各种浮躁、功利与个人至上无差别地笼罩着城乡中国,让他们不得不面对着各种层面的“纠结”。
也有部分人在关注乡村和投身实践中直面时代,在“反向”中用实际行动创造新的可能。
“首先要成为自己”
当代乡村建设的重要推动者邱建生,曾经也是愤怒青年,在大学期间对教育产生过切齿的恨和彻底的失望,曾经还有过“除暴安良”情结,大学毕业后偶然看到晏阳初,完成了从“革命青年”到“改良青年”的转化,认识到原来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还有一条中间道路。
但在实践中绝不是一帆风顺。
“我自十几年前矢志乡村建设,一路走来,或贫病交加,或四处化缘,或无米下锅……乡村建设这样的处境是否是必然的?你服务的对象是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
农民和工人在经济上不断被边缘化,你如果真心实意地和他们站在一起,你的各种窘境不是自然的吗?”
邱建生认识到:“作为一个乡村建设工作者,首先要成为自己,在与自然、他者和自己的关系中找到平衡”。
“农业成为我喜欢的生活方式”
当代乡村建设中的社会生态农业,其兴起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越来越多的新生力量关注并投身于农业领域。
比如小毛驴市民农园,既包括以“80后”和“90后”为主体的工作团队,还包括每年面向全国高校、NGO 团体招募对生态农业感兴趣的有志青年,既让农场成为年轻人接近农村、接触农业的“中介”,同时也为社会生态农业与城乡融合实践培养储备人才,并在社会层面推动形成一种重视农业、回归乡土的氛围。
在小毛驴市民农园工作两年的Z,他的心路与状态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这段时间里,我有过疲惫,有过厌倦,有过失望,有过纠结,但是心中的那个田园梦想支撑着我,让我坚持了下来……(现在)我已经不那么觉得农业是辛苦的事业了。对我来讲,农业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我喜欢的生活方式。用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生活,这是很让人满足的一件事情。”
小Z这样的“新农人”一方面通过将劳动与学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适应社会化农业的视野并具备相关技能;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不断纠结与反思中开展实践,其中充满包括兴奋、困惑、无奈、不甘等在内的复杂情感。
“不喜欢大城市”
河南登封归朴农园创办者王宁和大部分同龄人一样自小离乡外出求学,但却在硕士毕业一年后于2009年直接回到乡村老家。
他从事生态农耕与城乡互助实验,还创办乡村社区图书馆以恢复乡土社会的耕读传统,让农业在“生计、生活与生态”的结合中获得新的价值,走出一条且歌且行的返乡之路。
王宁首先坦言自己不喜欢大城市,这点也是很多返乡青年的共同特点。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化学农业”的不可持续性产生彻底的怀疑,并对生态农业这一生产方式产生认同。
“既然这东西这么好,为何不带回家乡,让自己的家人与乡亲们也能享受到?”
正是这种对不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思与对家乡亲人的真情让他和妻子一起,虽然步履艰难却彼此搀扶坚持下去。
返乡之路艰辛曲折
江西的“80后”返乡青年姚慧峰大学毕业后先在城市工作,当他决定返乡种植生态水稻后,受到亲戚、朋友和家人特别强烈的反对。
据他回忆,刚开始时几乎天天在责难声中度过,他父亲气得不跟他说话,直接当他不存在。更难的是,大学生回乡务农作为村里舆论的新焦点,受到全村老少的热烈关注与议论,大家都把他当作“反面教材”。
他每次过村头的时候都害怕,感觉乡亲们的眼睛都在盯着他。
但大概经过三四个月的扎根与煎熬,这位实践者的默默承受与埋头苦干终于获得大家的接纳,他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更加积极平和的心态,并学习到了在乡土社会与逆境中生存做事的方法。
其所种植的生态水稻借助新媒体和城乡互助新渠道获得不错的收入,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他的生态农业实践中,他也顺势而为地组织起了合作社。
返乡者收获了什么?
 “返乡”既不是主流论述中的牺牲与悲情,也绝非鲜花掌声与荣光喝彩中的“衣锦还乡”。
“我们就像一条鱼一样,逆流而上,千辛万苦又回到自己的家乡”。
也正是这种重新发现故乡的过程,让返乡者的个体生命与千年农业文明及百年乡村建设融合在一起,其中既有艰辛的付出与泪水,也有收获的快乐与落地的坦然。
一位大学时代即参与支农、至今仍然从事乡村建设的“90后”实践者王茜说:
“基于对‘机械化、工具化’人生的恐惧,我开始寻找有血有肉有生命力的青春,激起了我对人生、民族和社会的无限好奇,所以,我希望能走出狭小的世界去外面广阔的真实世界探求自我的追求。”
长期关注青年群体的钱理群教授看来:“一代又一代的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这样前仆后继地走向农村,其内在的动因,就是要去寻找自己的生命之根”。
面对 “返乡”,我们不应仅以旁观者心态,去期待他们突围,或计算他们的成功概率。
与其在城市化浪潮和乡愁惆怅间焦虑纠结,不如去发现并理解乡土草根的坚韧、不甘与丰富。在都市日益异化与膨胀的今日,不是乡村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乡村。
上述内容摘自《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授权。
本书记述了百年来波澜壮阔的乡村建设实践,作者潘家恩教授沉潜到民间、底层,用非凡的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对20世纪中国经验进行了总结与反思,有力地推动我们重新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以及“中国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应该往哪里去?”的深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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