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晓芳 蔡家欣
编辑 |王珊瑚
黄浦江,夕阳
带上两个馒头和吃剩的半瓶老干妈,27岁的文非下定决心离开上海。行李不多,一个黑色的20寸行李箱和一个黑色背包,可以捆在共享单车车篮上——他计划骑行近50公里,去火车站。
地图上,从他住的奉贤区酒店到上海虹桥火车站,只是短短的一条蓝色曲线,像一个大写的“L”。今年2月,他从杭州到上海出差,就沿着这个“L”住进了酒店。负责的项目本应在3月底结束,结果因为疫情,他被困在酒店,有近一个月的时间就靠一箱泡面维生。
5月中旬,上海部分地区逐渐放开,虹桥火车站车次增加,但有限。抢票和最初的抢菜一样,纯拼手速和运气,文非刷了半个月的12306,才抢到一张5月19日的车票。公共交通也尚未完全恢复,良心点的私家车司机收几百块,报价上千的也不罕见,文非不舍得再花钱,过去两个月的酒店费用都是他自行垫付,一天200,花销实在太大。他看到网上流传的视频和攻略里,无奈困守的人们离开上海最常用的方式是骑共享单车,或者走路。
地图上,从酒店到虹桥火车站的距离。
出发那天是5月18日下午4点。封控两个月,文非第一次踏出酒店。石砖路的缝隙里钻出了杂草,几乎没有人,也没有车。文非起初骑得歪歪扭扭,大件的行李箱放在车篮上,拐个弯要同时扶住车头和行李箱,箱子没稳住,直接砸下来,在他的右小腿上划出了一道血痕。
一个多小时后,他跨过了黄浦江,在桥上休息了一会,望着江面发呆,双腿开始隐隐胀痛。后来经过的每一个路口,他看到“要么栏杆围着,要么有人把守,反正大家出行都不方便”。他没忍住情绪,眼泪瞬间涌出来。他很少哭,被关在酒店两个月,掰着泡面度日,因为酒店被征作隔离点得搬出来,被人赶来赶去,他都没有哭过。
可是那一刻,文非说,他觉得委屈,既是对自己的遭遇,也是为这座城市。
封控在酒店的日子长了,他有时会感知不到时间的流逝。起初旁边的一家餐馆还能勉强给酒店供应餐食,后来物资紧缺,餐馆也难以为继。文非只能把一日三餐缩减为两餐,到后来变成了一天一顿。
他每天坚持看新闻,查看上海的新增病例有没有下降,看整座城市什么时候能重新开通。这成了他衡量正常生活回归的依据和希望,“但我一直没有看到想看到的消息。”可他始终觉得酒店外的人们是会活得比他好的,“他们有社区管。后面不是还可以拿出门条。”真正到了路上,他才发现,“上海这么多人和我一样的。”
往虹桥火车站的方向,天边始终挂着一轮落日。但天气不大好,云层厚重浑浊,连带着太阳也模糊得像一盏昏黄电灯泡。文非拍了照发在社交平台上,有人评论,“这太阳真的像曙光一样。”文非已经没有余力思考这到底像不像曙光了,30公里之后,双腿开始控制不住地打颤,腰椎疼痛,地图上的“L”像一个索命钩。他几乎把所有意志力都放在了骑车这一件事上,只埋头机械地蹬着车轮,眼里只有这一条路。
而某种程度上,此刻能在路上的人已经是幸运儿。5月19日,25岁的健身教练杨逍同样选择骑自行车前往车站。路上,导航出了差错,他误打误撞骑进了一处天桥底下。桥下停着七八辆卡车,有十来个卡车司机正扎在桥洞下煮土豆,没有米饭,周围散落着一些零食。杨逍判断,这些卡车司机大概在桥洞待了半个月以上了,“他们挺狼狈的,头发看起来很多天没有洗了,满地都是生活垃圾。”
杨逍注意到,他们的车牌号是安徽的,有两辆车上还挂着红色横幅,写着“援沪物资”,而他们的车门上都贴着一张封条,“他们好像没有办法出去,就滞留在那里了。”
卡车司机们和误入桥洞的杨逍对视了一会,“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们就齐刷刷地盯着我看嘛,我也在看他们,就是看出来他们的眼神很绝望,真的很绝望。”这个年轻人在电话里伤心地重复,“我觉得不应该这样,他们不应该被这样对待呀。”
可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再度骑上车,朝着几公里外的虹桥火车站继续出发。
扛着行李步行到虹桥火车站的人 讲述者供图
七莘路,老家的麦子熟了

前往虹桥火车站的路上不缺人。特别是通往车站的七莘路。这条道路连接闵行区南北两端,南端是打工者聚集的马桥和吴泾镇,北侧是虹桥火车站。一路向北,时不时就能看到“赶路人”的身影。有人拖着行李箱在路上走,有人一手骑车,一手扶行李箱。刚开始,隔几十、上百米见着一回,越靠近北端越密集,隔两三米就能见着一个。
文非碰到了8个农民工。他们肩上扛着,手上提着,连被褥都背在身后,满满当当。文非诧异他们连共享单车都没骑,看架势是想从奉贤区走上近50公里,一路走到虹桥火车站。
一搭话才知道,这几个4、50岁的农民工来自河南信阳,趁农闲时到上海打工补贴家用,没想到最后封控了近两个月。他们告诉文非,夏天来了,老家的麦子已经熟了,他们急着回家收麦子。
文非听了难过,“我骑车过去都要四个小时,他们走过去不得花一天。”老乡们说也是迫不得已,他们不懂得如何扫码解锁共享单车,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走过去。文非拿着他们的手机一个个帮忙扫码解锁共享单车,其中一位大叔的手机甚至没有安装支付宝,他又帮忙下了软件,扫了一辆共享单车。
这些迫切离开上海的人,大多是被生活逼到了绝处。一位23岁的男孩从互联网公司辞职不久后,就遇上疫情,封控在家。他形容,“足不出户加上没有工作,心态就很崩。”失业两个月的演艺人员拿不出3000多块钱的房租,他骑了近3个小时的自行车,又徒步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抵达虹桥火车站,腿已经不会弯了,“稍微不注意可能就跪地上的那种感觉”。
健身教练小莉到上海工作了一个月就被封起来,手头的钱快用光了,工资也没发。5月21日凌晨5点,她骑车去火车站,小行李箱放在自行车车头,一直掉下来,大行李箱由男友腾出一只手拖在地上拉。骑了大概五公里,遇到一个外卖小哥,主动提出帮忙。大行李箱放电动车前,小莉坐在电瓶车车后。到达虹桥火车站以后,小哥又返回去接招莉的男友。两个人顺利抵达车站,小哥就离去了,不要钱。
除了回家的人,通往火车站的路上,还有许多像小哥这样免费接送旅客的志愿者,也许是外卖员,也许是网约车司机,甚至还有货车司机。一个网约车司机观察到,年轻人行李大都轻便,通常是一个箱子加一个背包。与之相反,五六十岁的中年人似乎随身都带着一个家,一个农民工除了行李箱,还扛着3个大麻袋,还有一个做家政的妇女,脸盆、拖鞋、衣架全架了在身上。
40岁的严迟从事物流行业,有货车,有自己的小汽车,从5月中旬开始免费接送求助者到车站。前几天接送的几个华东理工大学的学生还能开玩笑,说这次离开上海,是要回家乡做建设了。但车上的更多路程是沉默甚至悲伤的。
一个湖北的年轻姑娘,2020年年初就经历了武汉疫情,2022年在上海工作又遭遇一波封控,居家办公期间,姑娘的公司没撑下去,倒闭了。“她身上的钱也用光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一些年纪更大点的人,上车后表情常常很沉重,笑容很少,严迟不知如何开口交流,“怕他们情绪绷不住,直接哭了。”
对很多人来说,来上海的路上有多少期许,这两个月或许也收获了同样的失望。5月23日,上海恢复了四条地铁线的运营,自由职业者张涛决定到虹桥火车站做一个记录。他遇到孤身一人的老蔡,老蔡来自山东,三月到上海打工,结果“干了三天活就停工了,然后就是天天睡觉,过了两个多月”。老蔡苦笑。他决定先到苏州投奔弟弟,虽然还是得隔离,“但有个日子就好。你说在上海,遥遥无期。”
头顶已经稀疏花白,穿一双黑色布鞋的老黄同样来自山东,他二月份到上海,却只干了半个月活。老黄解释自己离开的原因,“以后上海肯定都是能人,不干活也有钱拿的那种。剩下那些干活才能拿钱的,一天两三百的,不能在上海待了。”张涛问,“那您还回来吗?”老黄犹豫了一下,“收了麦子再说吧。”
有些人或许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一位志愿者一直记得一对父女,目的地是虹桥火车站,刚上车,那个20岁出头的女孩却提出,要先去宝山殡仪馆。封控的两个月里,她的母亲在医院过世了。如今,他们要回老家石家庄办理后事。车上气氛沉重,父女俩全程无言。
5月29日,等待离沪的旅客步行抵达虹桥站。

高架桥,最后几百米
花了4个多小时,5月18日晚上9点,文非终于来到虹桥火车站,但他被挡在了门外。车票是第二天下午2点的,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手持火车票和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在发车当天凌晨5点半以后才能进到候车大厅。
和文非一样,许多人被挡在车站之外。通往火车站出发层的高架桥,是他们离开上海的最后几百米。为了及时登上第二天的列车,他们昼夜在这里排队,从进站口直排到高架桥上。天一亮,这些密密麻麻的人就顺着高架桥盘旋的方向,缓慢地向前蠕动。

通往虹桥火车站的最后几百米 讲述者供图
文非给车站附近的酒店打电话,试图获得一间可供休息的空房间。可每一通电话里的答复都是:我们已被征用为隔离酒店,仅供防疫人员使用。他只好在高架桥底下找到一处干净的草坪,把行李箱里的衣服全抖出来,裤子铺在草地上,身上再盖一件卫衣保暖,尝试睡上几个小时,等候车大厅开放。
他的周围,几乎找不着一块空地,草坪和水泥路面堆满了人。浮于昏暗空气里的,是星星点点的手机屏幕光。有人蹲坐在路牙子上,靠着行李箱休息;有人直接躺在路上,垫个硬纸皮或者塑料袋。没有卫生间,要解手只能找一处相对偏僻的草丛就地解决,草丛里便总有一股尿骚味,挥散不去。
那个夜晚并不宁静。除了恼人的蚊子,很多和他一样被挡在车站外的人,都在频繁地拨打12345热线和110,寻求帮助和栖身之所,也有人给家里的亲人打电话诉苦。他听到人们打着打着电话,总会突然号啕大哭起来。
睡在草丛里的离沪者 讲述者供图
32岁的刘强中在一个夜晚开车路过,被这幅景象震惊了。在上海做网约车司机一年多,虹桥站周边从未散落过这么多人。昔日的它,就像一颗城市的心脏,层叠交错的高架桥是动脉,将成千上百万的外来者输送到每个角落。在这里,秩序曾很重要,每辆车都有严格的启动和停下的位置,空车甚至都不被允许开进出发层。
那一天,刘强中花600块买了30份盒饭给这些露宿者。对他来说,这不是一笔小钱。刘强中是江苏盐城人,因为炒股欠下几十万外债,到上海做网约车司机。他住20块一晚群租房,每天跑15、6个小时,每个月能勉强挣得8000来块钱。
听说很多人是步行而来,刘强中决定免费接送求助者到火车站,“我最起码比那些睡在马路上的要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他曾在一天内连续接送十几个人,自己只能休息两个小时。这些求助者大都是年轻人。
尽管这些年轻的求助者历经波折,但在28岁的外卖骑手蒋东看来,“已经强过很多人了。”在他的印象里,“年纪大的人,可能求助都不太容易”——他曾遇到过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大哥,不识字,是家里侄女帮忙发送的求助信息。
5月中旬,蒋东和几个同事组成车队,免费接送离沪者。他们早上8点集合,上午送人,下午送外卖。因为交通工具的限制,他们只接送自己所在的青浦华新镇附近的人,也只走青浦到虹桥一条路线,蒋东有些不好意思,“确实能力有限。”但就在接送那位不识字的中年大哥时,大哥说到虹桥车站,结果一看车票是上海站。负责接送的骑手不忍心拒绝,还是开了几十公里到上海站,来回一趟车就没电了。蒋东记得,当时骑手说的是,“总不能扔下不管。”
因为接送的事,蒋东的车队也天天吵架。有时因为路线安排,有时是求助者的态度,没有一句谢谢,直接转头离开。占用工作时间,又不收钱,有年轻骑手因为感到寒心不想干了,年纪大的骑手安慰,既然做了就别停了,坚持到交通恢复吧。就这样,每天吵着闹着,几个在城市里渺小又微不足道的人,把善意持续释放出去。蒋东特别强调,还有一些闪送、货拉拉的小哥看到视频,也主动发消息要一起帮忙,“如果不是他们,光靠我们的电动车不可能在几天内送30多个人。”
高架桥下有沮丧,也有试图驱赶悲伤的人。有一辆贴着“华夏老兵应急救援”横幅的车,给滞留的人们送去了西瓜。从事物流行业的严迟每天送完人,就和两个结拜兄弟买来面粉、白菜、萝卜、肉馅,包一千个包子,在深夜11点送到车站免费发放。
最近的虹桥火车站总会让严迟想起20年前,自己就扛着一床被子到了上海,连一根1块5的玉米都买不起。“这一批离开上海的都是伤透心的,还有很多是确实在上海生存不下去了,被迫无奈离开。”他希望能在最后的短短几百米路程里,“让大家感觉到还是有温暖的。”
网约车司机刘强中送过一个河南小伙。这个28岁的年轻人拖着一个行李箱和四包东西,从奉贤区出发,徒步走了20多公里,一口饭没吃,脚底磨出水泡,实在没气力了,只能丢掉那床被子。在距离车站30公里的地方,他坐上了刘强中的车。他自述第一次到上海,在工地就干了一天活,结果被困两个月,说话的时候,他眉眼下垂,看起来受到不小的打击。
汽车最后停在P10停车场。年轻人还在车里狼吞虎咽地吃盒饭,刘强中塞给他400块现金,“路上买点吃的,能平安地、吃饱了到家就行。”
2022年5月29日,等待离沪的旅客在虹桥站附近的路边休息。

杭州东,忐忑
经历漫长的徒步、骑车、以及许多陌生人的善意,归乡的人终于登上驶离上海的列车。当列车缓缓启动的那一刻,也意味着他们告别两个月的封控和困窘。截至5月29日, 每天有上百趟列车从上海虹桥站经过。和以往不同,驶离上海的车厢大都异常安静,往日里的说笑声和嗑瓜子的声音,都消失了,人们闭目养神,神情盛满疲惫。
但是,归途的奔波没有就此结束,大多数人依旧忐忑不安。25岁的杨逍就是其中之一。5月19日,他骑车10公里到达火车站。登上列车的那一刻,他“很累很累”,但不敢在车上睡觉——他要到杭州东站中转,仅一个小时,担心睡过站。
距离上海不到200公里的杭州东,是很多人的中转站。每天有十几趟从上海发出的列车抵达,人们再由这里奔向天南海北的家。刚踏上杭州的土地,上海来的乘客就被大喇叭、字牌、以及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分流排队,做核酸、抗原、填写各种承诺书。在这里,队伍看不到尽头,杨逍估计“起码有3、400人”,走完全套流程估计要四个小时。
夹在拥挤的人潮里,很多人眼睁睁地望着自己的那趟列车离去。杭州东站不允许隔夜换乘,那一晚,上海来的旅客不能站内过夜,要被带到酒店隔离,一天500元。场面一度混乱,没有人愿意前往。杨逍的票也过点了,也拒绝去隔离——他实在掏不起这笔隔离费用了。上海封控两个月,他不仅失去收入,还曾两度进方舱。
杭州东站最终妥协了。临时在车站内用铁栏杆围出两块空地,供这些隔夜换乘的人落脚,进出口有保安把守,要上厕所的话,就将身份证押给保安,回来时再取走。
杭州东站临时安置点 讲述者供图
虽然失去行动的自由,但日常的气息在渐渐靠近了。在杭州东站,杨逍一口气买了三道菜,麻婆豆腐、酸辣土豆丝和小炒肉,时隔两个月,这个重庆人终于再次尝到辣味。一对中年夫妇凑过来,小心翼翼地问,“小伙子,这个菜在哪里买?”他们想回贵阳,却只能买到金华的票,不识字也不会用手机。看到他们的行李中还带着工地用的切割机,杨逍不忍,给他们点外卖,又在手机上帮忙买票。
杭州东站一夜,杨逍垫着一张广告牌,盖着上衣,只睡了俩小时。周围也尽是疲惫的旅人,有人靠着墙角睡,也有人枯坐一晚。杨逍试图和他们聊天,有人直接沉默,也有人心事重重,神情都是“又累又乏”。
杨逍在杭州东站待了26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下午6点才出发去武汉。临走时,那对贵阳夫妻递给杨逍一支烟,不停地道谢,“没有你,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去了。”
归乡之路的惊魂并未结束。杨逍在武汉停留一夜,收到过一条短信,称其同行的列车里可能有新冠感染者。就在那一天,武汉酒店连续给他做了四次核酸,“完蛋了,是不是真的回不去了?”但他不敢开口问工作人员,“就怕是真的,我真的不想听到这种结果。”
回家路走了三天两夜,有惊无险,5月22日凌晨,杨逍终于抵达重庆。看到熟悉的渝A车牌时,杨逍说,“真的是回家的感觉。”他决定隔离结束后去探望两年没见的奶奶。
在山东威海的隔离酒店,一个22岁的年轻人吃上饭的那一刻,“眼泪都快(流)下来了”。他在上海的出租屋饿过肚子,那个时候没有做饭工具,只能将筷子架在热水壶上加热包子,包子馊了,里面的馅都流出黏液了,但他没办法,只能强忍着味道,和着生蒜苔咽进肚子里。
此刻,因为经济条件和家乡的隔离政策,更多的人还被困在上海,比如往返火车站免费接送求助者的刘强中。从上海到盐城,开车就3个小时,但回去要7天集中隔离,外加7天居家隔离,12岁的儿子快要期末考了,担心影响孩子,他选择继续在上海流浪。
文非顺利地在5月19日抵达杭州东。他在隔离酒店一口气睡到了第二天中午,醒来后全身酸痛,双腿发抖。比许多人幸运的是,这是他的终点。经历了7天的集中隔离,他在5月26日正式重获自由。他第一时间去了理发店,过去两个月,头发长得已经快要遮住眼睛。骑车离开上海时,文非沿途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也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他没有答案。
注:5月31日,上海市举行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称6月1日起,全市将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市内地面公交、轨道交通全网恢复基本运行,出租车、网约车恢复正常运行。据志愿者讲述,虹桥火车站P10停车场后来成为了车站的临时安置点之一,人们的身下依旧胡乱地垫着被褥、纸板或塑料袋,但总归有片屋檐遮头。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除刘强中,杨逍,严迟,其他人物均为化名。自由职业者张涛所述内容已获授权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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