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2减GDP就可证明货币超发吗?
降息不会鼓励中国老百姓更多消费吗?
去产能就是供给侧改革?
“制造业占比”能作为高质量发展指标吗?
共同富裕只是强调三次分配吗?
……
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人平常所说的GDP“三驾马车”中的投资,似乎越来越不得力:四季度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造成这一季度中国GDP增速下滑到只有4%,大幅低于同期美国6.9%的增速。

2021年全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65%,而投资的贡献只有13.7%;这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开说明:我国经济正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怎么尽快扭转下滑势头?
一大对策就是加大投资力度,有关部门提出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也就是说把未来要办的事拿到现在办。
今年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终于拉高到9.3%,不过,经济学家滕泰却认为,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看,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招明显不可持续
投资为什么靠不住了?
大家知道,现在美国CPI通胀高达8.5%,40年来首次“破8”,这主要是美国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强刺激政策以应对新冠疫情引起的。
2020 年新冠疫情突袭而来,美国、欧洲等国家都启动以“稳消费”模式为主体的经济救助计划,不仅实施大幅度量化宽松、大幅降息政策,而且重点向中低收入者、失业人员直接发钱。
以美国为例,在一年多时间里,其5 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中,约有2.93 万亿美元直接入了美国消费者的口袋,平均每人发放的现金近1 万美元。
这样的结果是美国的消费迅速扩张,到2021 年第四季度美国GDP 同比增速高达6.9%(美国经济分析局最初公布时为7.0%,后调整为6.9%)。
也就是说,美国付出了通胀的代价获得了高增长和消费旺盛。欧元区、英国、加拿大等国几乎都采取了类似政策。
中国采取的是以“稳投资”“稳生产”“保市场主体”为主的政策措施,即重点是在企业端、生产端。
2020 年在消费贡献为负、投资拉动经济增长81% 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获得全球少有的正增长。
但2021 年下半年开始,这种稳增长模式明显缺乏后劲、缺乏可持续性的问题开始显现,加上政府对互联网、教培、房地产等行业监管政策收紧,这些因素积累到了年尾,决策部门开始担心“三重压力”压制2022年的经济增长。
那么,是不是全国开工的投资项目不够多?
事实并不是这样简单。
滕泰和朱长征在新近出版的《深度转型:大分化时代中国怎么办》一书中指出,随着中国工业化基本完成和城镇化进入减速阶段,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基本完成,投资下滑已经不是短期现象或周期性因素,而将成为必然趋势。
一句话:靠投资稳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 
为什么说后基建时代来临?
先看国内的现状:中国高铁里程、高速公路里程全球第一,即使在中西部地区,公路网络基本成型,未来还有多大空间去建桥修路?
中国14亿人,过去30年间住房建设量占了全世界的一半,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经超过40平方米,未来还有多少新建住宅空间?
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40%以上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新增产能未来还有多大空间?
另外,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来看,2020年美国、欧元区、日本、加拿大和印度这些国家都处在21%-27%的水平,同期中国这一比值为42.88%。
从发展规律来看,中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将不可避免地向发达国家水平靠拢。
假设中国GDP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到2030年规模约在177万亿元,如果向欧美看齐,资本形成也就在45万亿上下,而2021年中国投资规模近54.5万亿,未来它怎么扩大?
再者,一些城市土地出让收入缩减,资金保障难比经济高增长时期,让地方力不从心;由于部分地方政府债务率居高,项目收益率难以保证,现阶段如果继续大撒资金搞投资,留下的可能不再是当期的需求和未来的供给,而是当下的虚假繁荣和未来的亏损及坏账。
滕泰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想继续靠扩大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继续挖空心思编制缺乏实际价值的政府投资项目,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会加重结构失衡,弱化增长的可持续性。
在新的发展阶段,只有靠最终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增长。“为此,从决策观念到政策推行机制,都需要一场深刻的转型。”
当前,奥米克戎病毒还在多地散发,长春、上海等城市相继实施封控,较多地区的物流几乎中断,而印度、越南等其它国家的制造业生产已近恢复正常,将分流中国的外贸订单,这些都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未来何去何从,确实到了关键的政策抉择时候。
四万亿投资计划很容易,四万亿消费计划呢?
抓投资我们手法娴熟,得心应手。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依靠投资拉动,形成了与此高度适配的决策观念、决策机制和机构设置,这种“路径依赖”现在成为适应形势变化、调整稳增长决策方向的主要障碍。
我们很容易作出四万亿一揽子投资刺激计划,就像在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那样,但我们似乎很难作出同样规模的消费刺激计划,向消费者直接发钱。
背后原因在于,从决策观念角度看就是“投资抓手论”影响根深蒂固——只有形成投资项目才看得见、摸得着;稳投资既方便考核,又体现政绩;既形成短期需求,又形成长期供给。
从决策机制和机构设置来看,我国已经形成了从上到下一整套决策和执行机制,从中央决策部门,到国家发改委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固定资产投资司、基础设施发展司,财政部预算司、经济建设司,再到地方政府也有一套围绕选项目、报项目、批项目和投项目的决策机制和执行团队。
在这样的决策观念和决策体制下,以投资项目为核心的稳增长计划,不但在中央层面决策毫无障碍、容易通过,而且也能够获得实施的机制和财力保证。
那么,稳消费呢?
新冠疫情爆发两年多来,中国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仍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尽管有些城市也发放了消费券,但除了杭州、宁波、成都等少数城市外,一般发放额度较低,且使用仅限于部分商品或服务,对中低收入者、失业者、特别困难群体、特别受困行业也没有额外的救助,总体上这类措施短期产生了效果,但仍未挽回消费信心。
当前,中国经济由投资为主向消费为主的增长动力转型已经不可逆转,决策观念和机制的转变也迫在眉睫
增长动力结构往往是在反复波动中悄然切换,如果不能前瞻性地发现变化,甚至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仍不愿意面对,那么,其效果可想而知。
降息能不能鼓励中国老百姓更多消费?
降低利率水平是否有利于鼓励消费?
从消费和储蓄的关系看,在给定居民收入的前提下,如果要扩大消费,就要降低储蓄率,而要降低储蓄率,方式之一就是降低存款利率,平衡好利率水平就可能促进消费。
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提出了消费者针对降息的两种反应模式,一种是降息导致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另一种是降息导致增加储蓄,减少消费。
滕泰早年在美国访学期间针对利率与消费者行为作了研究,出现这两种反应模式的原因在于消费者收入结构不同。
当消费者收入的 50%以上来源于财产性收入(利息收入、股息收入、房租收入等)时,降息将导致消费者选择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当消费者收入的 50%以上来源于工资性收入时,降息将导致消费者选择增加消费,减少储蓄。
作者的研究发现,在各国经济发展历史上,降息而不能导致消费增加的情况很少出现,目前主要的案例 1993-1996 年在日本出现过,其主要原因是当时日本已经进入富裕老龄化社会,消费者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占比已经超过工资性收入,而目前中国的消费者还是以中低收入人群为主,其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工资性收入。
因此降息必将推动储蓄进入消费市场,有利于激发消费潜能。
去年下半年至今年一季度,国内CPI通胀处于相对低位,国际高通胀暂未延烧到国内消费品领域,此时,面对“三重压力”的中国经济,实际处于货币宽松的较窄的时间窗口内,经济政策可以一心一意地稳增长,货币政策可以更积极,该降息的降息。
而在5月中旬美联储开启大幅加息之后,中国货币政策的空间已经缩小。
不过,对降息的作用还存在不同意见。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降息还不够。因为在中国,大量劳动者的高储蓄低消费是迫于高房价、未来可能的失业、疾病、养老、育儿和子女教育等生活压力。
刻意的低息政策只能使他们储蓄的努力得到的回报更少,未来困难更多,而不可能使他们放弃储蓄、增加消费。
而对少数富裕人群而言,由于收入足够高,消费需求已经得到充分满足,他们储蓄是为了投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是必然要发生的。低息只能迫使他们更多地寻求其他投资渠道(例如炒房、炒股),而不会再用消费代替储蓄。
货币宽松的作用可能更多刺激了投资,而不是鼓励了消费。王小鲁建议,启动内需、改善消费更需要政府支出结构转型,把过多用于投资的政府资源转用于改善民生,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人力资本供应,实实在在解决民生难题。
《深度转型:大分化时代中国怎么办》
滕泰 朱长征 等著
企业管理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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