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日本外务省秘密启动过一项内部调研，旨在彻底检讨自1930年代以来至太平洋战争结束这段时期，日本政府在外交上犯下的种种错误。
1951年1月23日形成的文件《过去外务省的一般性失误》相当于一份反思概要，内中写道：
外务省的一项重大错误，是没有从根本上抵制军方的暴走，虽有反抗，但多数时候采取的是消极态度。最终让外交陷入了被军方左右的境地，让军方控制了所有政策和宣传的大权。
具体的错误包括：
（1）外务省不熟悉内政，在政府内部和经济界没有自己的地盘。
（2）没有对国民进行启蒙宣传，告诉他们何谓合理的外交，以及国外的真实情况如何。
（3）其他省厅都存在“抱有公正性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士”，这些人对军部提出了很多批评，但外务省没有团结这些人，也没有给予这些人哪怕心理上的支持。
（4）外交官内部存在派系，与国民脱节，许多人选择明哲保身，还存在塞人耳目的情况。
（5）没有那种将军方的失败暴露在国民面前的觉悟，反而屡屡站出来收拾残局，成了一个常年给军方的狂暴举动擦屁股的部门。
1951年2月28日形成的文件《“日本外交的失误”的作业报告》，是一份内容更为具体的反思报告。
报告共分为七个小节，从“满洲事变”一路反思至二战结束。其主要结论是：
（1）不该出现“外务省的驻外机构逐渐追随协助军方强硬派”的现象，最后将中日冲突推向不可调和。
（2）与德国缔结协定一事，“十分幼稚地判断了国际形势，尤其是英国对德国的态度。”
（3）缔结德意日三国同盟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是被“德国眼前的战果和劝说所惑”，该同盟对德国有利，但对日本百害而无一利。
（4）不重视日美交涉，在交涉中答应了的事情又反悔，各种加深美方的不信任，以远在欧洲不能给予实际援助的德国为依靠，反不重视与国力强盛的美国搞好关系。手上没有能够使对方屈服的办法，却唱高调坚持交涉不成功便开战的立场，“在必须隐忍自重之际缺乏自制，故而坏了事情”。

（5）签订《日苏中立条约》时，“误解为苏联也会诚实遵守条约，这是极为遗憾的”。试图通过拉拢苏联来压服美英，只是徒增美英的反感，反而让莫斯科如愿以偿见到了日美关系的恶化。到了战争末期，还在希望依赖苏联来斡旋实现停战，“实为最愚蠢的政策”。
（6）日本发起了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可谓最大的灾难。而时任外相居然同意开启这种战争；战争开启后，又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及时终止战争。政府里只有智者，没有勇者。
（7）不该因“九一八事变”而退出国联。即便国联成员国全体反对“满洲国独立”，日本作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也应设法留在其中。退出国联，使日本陷于国际孤立，与国际主流社会越走越远，“成了日本和英美决裂的开端”，为其后与德、意结盟提供了路径。
1951年4月10日形成的文件《日本外交的失误》，也是从“满洲事变”谈起，一直反思至“终止战争外交”。核心论点与《“日本外交的失误”的作业报告》大体相同，区别是报告的末尾有一段相当长的全盘总结。
该总结的主要观点是：
（1）外交的根本是内政。只要军方的影响存在，无法制约其暴走，外交便很难有根本的改变。
（2）要正视现实，追求“推翻数百年的盎格鲁撒克逊支配世界的体制”这种梦想是好的，但不能失去理性，陷入膨胀和妄想之中。
（3）应该重视国际信誉，国际社会仍然是一个需要讲究道义的世界。
（4）外交应该具备决断力和实行力，该放弃的时候就应该放弃，该止损的时候就应该止损，否则只会越陷越深。
主持这项秘密调研的是时任日本首相兼外相的吉田茂。
1945年4月战争结束前夕，吉田茂因为反战被日军宪兵队逮捕。
在审讯中，吉田茂坚持认为“必须尽早结束对外战争，即使战败，也不会破坏国体……”
这种认知体现在了上述秘密调研报告之中。
作为战后带领日本走向恢复的重要政治人物，吉田茂留下的《日美安保条约》等协议是今天日本的政策基石。
在如今东北亚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中国方面应认真研究其外交理念与思想，以作为对日本动向做研判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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