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EducationFrontier
作者｜Yibing
看似可靠的择优录取运行了几十年后，逐渐走进了两个困境：1. 素质教育搞得早的国家，缺少真正有效的评估工具，很难或者根本挑不出学生。2. 社会分裂程度高的国家，择优录取巩固了精英阶层的地位，大大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摇号录取正是在此背景下登场的。
3月19日，北京市教委发布了一条通知《关于做好2022年高级中等学校考试招生工作的意见》。其中规定“在东城区和西城区的部分普通高中开展登记入学试点。”此条消息一出，便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中国学生习惯了千军万马走独木桥。但这几年，多地基础教育新政都开始淡化分数的选拔作用，不管是前几年的摇号录取还是最新的登记入学，都是此导向下的具体实施方案。往前十几年，摇号录取就已经常见诸于欧美主流报纸的评论版，作为反对择优录取的替代方案。而最近几年，竞争激烈的顶尖高中和大学将其付诸实践，纷纷实施起摇号入学。
今年一月，法国教育主管部门宣布两所顶尖高中——亨利四世高中和路易大帝高中，将不再具有自主招生的权力，新生将根据全国性高中入学网站算法评分分配录取。这两所学校在2020年法国《费加罗报》选出的100所法国最佳高中分别排第四和第十八。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就是亨利四世中学毕业的。美国的例子早一点，热度却是一浪高过一浪。去年九月开学，美国纽约市民惊觉，他们最好的八所公立高中，非洲裔和拉丁裔的学生录取率低得不可接受。这两个族裔在纽约公立学校学生总数中占63%，但在八所之中，只有5-9%。这一来，各方压力都要求这八所学校取消他们的专属高中入学考试（SHSAT，Specialized High Schools Admissions Test），转为按种族人口比例摇号录取。
纽约教育局可不敢乱决定。早年，号称美国理工科最强的公立高中，托马斯·杰斐逊高中已经取消了入学考试，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考虑了学生成绩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混合算法。第二年就被亚裔家长起诉，因为在这种方式下，亚裔学生的录取率马上大幅下降了。
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大学也不太平。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的医学院全国顶尖、世界一流。每年，有五千多人申请他们的医学博士项目，而录取率只有4.1%。去年，受到疫情影响，已经入围面试的400余位同学被学校通知，面试取消，100个名额按随机原则，摇号录取。一时间，几百条评论在Facebook和Reddit 上出现，学校被愤怒的舆论淹没。《文心雕龙》讲，务先大体，鉴必穷源。要理解我们当下的问题，还得借助历史坐标。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还不是超级大国。当时的哈佛还是一所“世袭贵族子弟的学校”，就如蔡元培之前的老北大，虽然入学也有考试，但这种考试只是走个形式，不及格也可以。 不过，哈佛的地位非常特殊。它是北美殖民地上的第一所大学，比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还要悠久。哈佛校长们都以国家大事为学校事。四十年代的时任校长柯南特就一直思考怎样能让国家的竞争力更强。他找到的答案是：哈佛应该录取最聪明的学生，而不是贵族子弟。怎么知道谁聪明呢？当时的美国海军有一套考试，他们根据这个来帮助决定新兵的具体岗位。柯南特找到了这套测试，也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SAT。自此，择优录取的时代来临了，并迅速传导至基础教育阶段。顶尖大学之后，顶尖高中、顶尖初中、顶尖小学，也随之出现了。对国家，学校成为了为国选材的主要通道；对个人，读好书变成了阶层跃升的主要通道。
然而，择优录取运行了几十年后，逐渐走进了两个困境：第一，素质教育搞得早的国家，学校已经达成综合评价共识的共识，然而缺少真正有效的评估工具。2021年，哈佛收到本科申请五万七千份，公立名校弗吉尼亚大学则为四万八千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则高达十一万份。这些数字是什么概念？同年，上海高考人数才7万。一个哈佛招生办公室，就差不多揽下了大半个上海的学生。如果一个招生官看一份申请需要半小时，那么哈佛招生官在2021年申请中的总阅读时间就高达28500小时，一个人每年工作八小时，连续读10年才能读完。如果说大量的申请可以通过增加人力解决（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在申请旺季，美国大学的招生办公室还会雇佣兼职招生官来读申请材料），那么更大的难题就是怎么给这些人排序，然后录取最前面的一部分。排序的问题在中国不存在。因为中国高校的录取主要依据高考分数，从高到低，一排就行了。不过此种情况下，也不免出现同分，才有了中国老师们代代流传的“一分几万人”的苦口婆心。欧美大学多采用申请制度，除了标准化考试之外，学生的成绩单是高中学校提供的，手松手紧如打饭阿姨之手变化莫测。所以美国高中们都会拼了命地和大学搞好关系，建立信任。2020疫情期间，顶尖大学大部分的本土录取者都来自于老牌知名高中，就是因为大学无法判断其他高中成绩单的可信度。另外，大学还想要看到学生的独特性，所以学生还要提交文书、作品集等材料。这也是争奇斗艳的重灾区。生活里，你可能看两个学生过着同样平平常常的人生，打开他们的文书，却各有各的挣扎和痛苦。一些特殊的专业还会对学生有额外的要求。比如，医学院除了要求申请者的成绩好之外，还考察这个学生的奉献精神和沟通能力，虽然也没有人知道应该如何考察奉献精神。千人千面，怎么可能排序呢？1977年，参加了耶鲁大学法学院录取的教育学者Greely就直言，在这么多人当中，去寻找最合适的人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那一年有3000多名申请者，但只有325个名额。Greely发现，找到最好和最差的学生很容易，而在辨别第250到325个人的时候，就非常困难了。耶鲁就有招生官曾经坦言，每年只有7%的本科生会被录取，而事实上，只有1%的学生是无可争议的优秀，而申请者中75%的人其实都符合耶鲁的条件。在评估方面，教育学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进步。两千年前，孔子弟子三千，他也只能挑出几个最好的学生：比如颜回、闵子骞等人，再骂骂白天睡觉的宰予“朽木不可雕也”。这三千弟子，每个人都让孔子排个序，孔子肯定也做不到。第二，社会分裂程度高的国家，择优录取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一方面，它被寄托了实现结果平等的希望，另一方面，它又在复制社会本身的不平等结构。学校成为了“公平”问题的战场。欧美各国的“教育公平”问题，可以拆解成两个层面：一是反对阶层主义者（classist），追求阶层平等；二是反对种族主义者（racist），追求种族平等。阶层平等我们都很熟悉。这几天的北京疫情逐渐了引发家长们对学校停课的担忧。我看到有个段子说，全北京的家长都希望海淀区不要停课。因为海淀妈妈素以鸡娃著称，自身辅导水平高，要是海淀一停课，妈妈们整日辅导孩子，那别的孩子就完全跟不上了。除了知识水平之外，金钱也可以帮助孩子赢得这场竞争。有一份2017年未发表的分析指出，SAT的成绩和学生的家庭收入成正比：“如果你来自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家庭，那么你得分超过1 400分（满分1 600分）的概率是20%；如果你来自贫困家庭（年收入不到2万美元），那么你的这一机会是2%。”（转引用自《精英的傲慢》）为何如此？SAT作为一门考试，也是可以补出高分的。一对一的SAT补课费用在在纽约曼哈顿等地高达每小时1000美元，虽然价格高昂，但精英家庭趋之若鹜，SAT辅导也已经成为了价值数十亿的产业。除了SAT之外，大学还设置了各种标准，给精英家庭的孩子开“侧门”。比如，医学院要求申请人飞到学校面试，交通费不菲，中下收入的家庭自然就放弃了。大学还喜欢录取运动员，除了足球和篮球之外，赛艇、高尔夫、马术、击剑、帆船、曲棍球，几乎都是专为富家子弟而设。开头我们说，去年纽约最好的八所公立高中开学新一届学生里，非洲裔和拉丁裔的学生少得可怜。我们比较熟悉的史岱文森也在其中，在749个新生中，只有8个非洲裔学生。另外一所史泰登岛科技高中2021年的281个新生中，只有一个非洲裔学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亚裔占了50%以上的席位，而在纽约市，亚裔只占总人口的18%。矛头指向亚裔学生，但是亚裔也觉得委屈，因为亚裔的好成绩都是老老实实学出来的，虽然作为一个少数族裔，但是很少受到优待。 2018年10月，SFFFA的支持者在开庭前打出反对哈佛种族歧视的标语好奇心日报曾有报道：“学生公平入学”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简称 SFFA）2014 年 11 月曾起诉哈佛大学，控告其“在招生中使用了不合法的种族平衡手段，偏向黑人及拉美裔美国人”。律师说，哈佛大学的申请者中，很多亚裔学生虽有顶尖学术及课外活动成绩，个人评分却较低。”因此，择优录取，录到后来，其实没有实现给更多有天赋的孩子上升通道的目标，绕了一圈回来，还是成为了各类精英再生产的工具。 文秉的《烈皇小识》曾记载：“时上留心策士，进呈三十六卷，并贮名金瓯中，以金箸夹之。凡三夹，皆得若宰，遂定为状元。”这说的是刚即位的崇祯皇帝要在殿试三十六人中选出状元。他不大相信自己的辨别能力，于是抽签选出了刘若宰做状元。崇祯的这个例子很有名，因为历史上的皇帝大多很自信，要承认自己没能力选个状元不大可能。大学的自尊和魅力也建立在这变幻莫测的录取上。在计算我们熟悉的大学排行榜时，低录取率也会为大学的排名加分。顶尖大学的招生办公室每年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确保有足够多的学生申请。只要录取率低，学校的声望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不过还是有一些想得通的学校。荷兰很多医学院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放弃了择优录取。这是因为，培养一个医生的时间很长，本硕博8年，加实习3年，一共11年，一个18岁的高中毕业生将在近30岁时才能成为真正的医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除非我们假设一个人在这11年里永远不会发生变化（这也意味着学校教育基本为0），或者假设好的医生就是天生的，否则，在一群18岁的申请人里精挑细选就是浪费时间。这些医学院，包括前文提到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医学院采用的方式就是“合格人员摇号”。我们之前说到，既然大多数人对大学来说都是合格的，那么设置一个最低门槛，保证大家能胜任，同时给最优秀的学生直接发放offer，确保他们能录取，在剩下的学生中摇号就可以了。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第一，学生不卷了。当你意识到，你只要越过那一条合格线就可以时，就有很多时间来发展其他方面的特长。第二，对学校来说，招生成本下降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对整个社会都有好处。高竞争下的赢家，每一个都变成了神。所有人都坚定地相信自己是经过了艰苦努力，而不是靠运气被偶然选进名校的。这种理所当然会伤害没有赢得竞争的人，加剧社会的分裂。而随机性的加入，则避免了这一点。大学内部的阻力就很强。录取难是大学吸引力的一部分，而随机录取就是对此的祛魅，随之而来的就是招生办公室的裁员。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斯坦福大学就想进行对照实验，让部分录取由随机抽签决定，他们希望追踪这个数据，来看看是否他们的精挑细选真的有效。然而，这项实验还没开始，就在招生办公室主任的强烈反对下夭折了。
反对声音最大的，还是赢家自己。以《公正》公开课闻名的哈佛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最近写了一本《精英的傲慢》，他指出，这种反应正是择优录取的遗毒：从小到大经历了残酷竞争才来到顶尖学校的过程，会让胜利者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凭努力获得的，是靠自己争取的，而忽略了把努力转化为成功的各种有利条件。是不是不能改变？今年，我在自己的课上做了一些微小的尝试，和即将进入大学的学生们一起读了这本《精英的傲慢》。最后一节课，我问大家读后感，有同学说，感觉改变很难，因为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但是至少她自己可以试着尊重所有学历背景的人。更重要的，如果下一代人真的开始习惯于这种摇号，或许他们就不必温习《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那句名言：“每当你要批评别人，”他告诉我，“要记住，世上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么好的条件。”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