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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孔子，站在漫长下行时代的开端

©  言九林／文
编：瑞秋的春天
☄ 在突破历史下限这种事情上，人类的想象力一直都不太足够。
鲁哀公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481年，孔子停止了《春秋》的编撰工作。
这一年，鲁哀公外出狩猎，杀了一头样貌奇怪的动物。众人觉得不吉祥，请了孔子来鉴定。孔子看过后说：“这是麟啊。麟死了，我的道大概也行不通了”。也是在这一年，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去世。大概是觉得再无人能像颜回那般忠诚地传承自己的思想衣钵，孔子发出了“噫！天丧予！天丧予！”的哀叹。
这一年，孔子已是七十岁上下的老人。面对末篇永远定格在鲁哀公十四年的《春秋》，老人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后世之人理解我孔丘，会拿《春秋》做依据；后世之人批判我孔丘，也会拿《春秋》做依据。
这是孔子给自己的盖棺论定。
一
“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这句话，记载于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在《孟子》里，这句话写作“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大体是同一个意思。
在司马迁之前，孟子大概是最能理解孔子的那个人。他说，孔子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春秋》乃“天子之事也”——汉人在《说文解字》里写得明白，“事从史”，史书用来记载那些已发生之事，事就是史——那《春秋》本是周天子秘藏史书的通称，记载着真实的历史情节和真实的历史逻辑，本不许外泄到民间。孔子却做了一个盗火者，利用他在鲁国为官的地位，以秘藏官史为原材料增删《春秋》，且融入自己的理解与价值观，再将之传授给学生。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历史也应该是天下人的历史。
孟子的意思是：认同这一点的人，会因《春秋》而理解孔子；但在不认同这一点的人眼里，尤其是在那些强烈想要以天下为私产、维持真相垄断、信息垄断和价值观垄断的统治者们的眼里，孔子编撰和传播《春秋》的行为理所当然是有罪的。他不但披露秘藏的史实，还针对这些史实做了迥异于官方说辞的价值判断，简直罪无可逭。
恨孔子的人，也不止是最顶端的统治者。略晚于孟子的荀子说，官吏们掌控着记载了度量技术与刑辟法规的典籍，他们“不知其义，谨守其数。……父子相传，以持王公”，这些人将垄断典籍当成了家族世代为诸侯们服务的筹码，当成了将利禄富贵一代代传下去的工具。孔子招收学生传播典籍，讲述世界运作的真实逻辑，其实是在砸很多人的饭碗。荀子能体察到的，孟子大概也能体察到。
孟子能体察到这些东西，是因为他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更因为他正生活在一个巨大的下行时代之中。而孔子那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正是一个站在巨大下行时代开端的老人，对现实的迷惘与对未来的期望——如果后世能一天天好起来，“知我者”大概会多一些吧；反之，如果天下常年沦为肉食者的玩物，沦为独夫们肆意妄为的乐园，这《春秋》自然是要被拉出来批倒批臭的。深陷下行时代的孟子，回望站在下行时代开端的孔子，生出了沉痛的理解与共鸣。
晚于孟子一百余年的太史公司马迁，同样生活在一个人人缄口不言、“天下户口减半”的巨大下行时代。所以，与孟子一样，他也将视线回望，停留在了伫立于下行时代开端的孔子身上。太史公说，那是一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人啊，我虽然达不到他的境界，但内心无限向往，读了他的书，我就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了。太史公跨越了近四百年的时空，前往鲁地参观孔子的庙堂车服与礼器，“余祗回留之不能去”，迟迟不肯离开。仿佛那七十岁的高大老人还在这里，还手持着《春秋》在讲述过去和未来，在对时代抽丝剥茧。
太史公其实过谦了，《史记》绝不比《春秋》逊色。同为盗火者，他付出的代价却远比孔子沉重。但共鸣是真实的，孔子在下行时代开端感受到的不祥，是太史公在巨大下行时代里的切身体验。
二
真相、信息和价值观的垄断，是一种历史极为悠久的统治术。
这种统治术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将知识和信息转化为权力。官府垄断了天文历法，民众的生产劳作便不得不服从官吏们的安排；官府垄断了冶铁铸造的技术，民众便不得不屈服在明晃晃的铜铁刀兵之下。二是可以操纵民众的价值观，可以愚民。民智源于充分的信息获取与合格的逻辑思维能力。垄断典籍意味着破坏了信息传播，意味着损害了思维方式，意味着人人都被笼罩在官方叙事之下。
正因为垄断真相、信息与价值观的好处如此之大，所以“史记”直到战国末期仍“独藏周室”别无副本——从所有史籍皆被统一称作“史记”而别无名称，便能知晓它们从来不供普通人阅读与参考。再后来，不独周室之“史记”，包括六国之史在内，俱被秦始皇付之一炬。在这个自诩千古一帝的独夫眼里，只有记述秦帝国统治者、尤其是记述他自己如何伟大、如何英明神武的史书值得留存。天下是他一个人的天下，史记也只能是他一个人的史记。念及这些典籍毁于独夫之手的往事，太史公每每心痛难抑。
如此作为者，不止周天子，也不止秦始皇，大大小小的诸侯们皆是有样学样。孟子曾被人问及“周室班爵禄”的情况，他愤然控诉说，“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因为周天子定下的制度与孜孜于扩张的诸侯们的利益有冲突，所以诸侯们将记载周天子所定制度的典籍都给毁了，等到孟子想看这类书时已遍寻不得。秦始皇后来搞“挟书律”，搞焚书坑儒，其实算不得有创造性，都是前人已经干过许多次的行径。只不过秦始皇干得更狠辣，更公然，更轰轰烈烈。他取缔私学且宣布“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是要全面开历史的倒车，是要重建商周以来的书籍和信息垄断制度，是要粗暴地将时代从开放式的学在私门，拉回到封闭式的学在官府。
孔子要做盗火者，是因为他也曾是真相、信息与价值观垄断的受害者。
孔子见老子像
在孔子之前，一切典籍皆产自官府，皆归官府所有。儒家六艺里的《易》《书》《礼》《乐》《诗》《春秋》，便原本全部属于周官之旧典，是官府指导工作、记录事迹的产物，民间是绝对找不到这些书的。孔子“十五有志于学”，是因为十五岁之前的他没有资格接触官书。作为一个“野合而生”之子，孔子长期得不到家族认同，直到十五岁才回归孔家获得小贵族身份，成为最底层的士，才得到机会去做管仓库的“委吏”和管牛羊的“乘田”。典籍皆在官府，如果没有小贵族的身份，孔子是没办法“有志于学”的，也没办法知晓世界的真实规则与运作逻辑。
到了晚年，孔子最大的忧虑是“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他已经周游列国多年，知道在当下这个时代，自己的理想已无实现的可能，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未来。那么，究竟该怎么办、究竟该做些什么，才能与未来建立连结呢？
孔子的决定是编撰《春秋》。周游列国为他攒下了很大的名声与人脉。这名声与人脉帮助回到鲁国的他将官越做越大，终于成了国老级别的人物，也终于让他有机会接触到“鲁春秋”这个级别的档案，让他有机会成为一名盗火者。太史公说，孔子写《春秋》的方式是“约其文辞而指博”，增删的重点不在复述史实细节，而在传播一套与君王们立场不同的价值观。孔子希望用这套价值观“以绳当世”，来纠正这混乱的世道，让破坏世道、给民众带来灾难的“乱臣贼子”有所畏惧。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孔子与君王们争夺对过去的解释权，是因为他想要一个与君王们的期望不同的未来。
三
孔子能够编撰《春秋》，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周制行将崩溃、秦制尚未成型的时代。
作为一个关心世道与民生之人，孔子大约长期怀有一种悲观，长期觉得“今年应是未来若干年里最好的一年”。未来会坏到什么程度，他有过想象，但想象力肯定不足。
毕竟，在孔子生活的年岁里，还没有人公然将“民愚则易治也”、“民贫则力富”、“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这类理论写成典籍呈献给君王以谋取个人富贵，还没有人公然主张要将民众控制在最低限度的温饱线上，主张要将国家的富强建立在民众的愚昧与贫穷之上。也还没有人公然鼓动君王们必须对百姓实施大扫除和大改造，必须消灭那些或聚众讲学，或游走各方，有知识有资源还懂得体制运作逻辑的学者、言古者、带剑者、商工之民和患御者，必须改造那些有自己的追求、懂得维护自身利益的贵生之士、文学之士、有能之士、辩智之士、磏勇之士和任誉之士，必须让全社会只剩下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被汲取疼了也不会叫唤的失计之民、朴陋之民、寡能之民、愚戆之民、怯慑之民和謟谗之民。
而且，“秦赋户口，百姓贺死弔生”——沉重的人头税改变了秦国百姓对生死的看法，听闻亲友家中有人死了就去祝贺；听闻亲友家中有孩子出生便就去吊问——这类制度性暴政造就的制度化惨剧，孔子也还来不及见到。他周游列国寻找实践理想的机会，从来不必担忧被人打成“鲁奸”；他回到鲁国做官，也不必担忧有人来审查自己的昔日言论。他按自己的价值观来编撰《春秋》时，虽预感到后世会有人要批判自己，却也不必担忧鲁国的王公贵族前来问罪。可是，他去世之后不过两百余年，时代就已经堕落到了出台律法“偶语《诗》《书》者弃市”的地步。按辛德勇教授的考据，偶语即寓言，指援引《诗》《书》中的文字来批评当代之政。咸阳城里的这种血腥杀戮，此后一直持续了两千余年。
总而言之，孔子虽然经常哀叹自己的“道”得不到实践的机会，总觉得自己是一只丧家狗，但与后世的知识人们比起来，他实在是幸运太多。他生活的时代只是一个巨大下行时代的开端，还没有被层层罗网全面管控起来，他也还可以说一些尖锐之言，比如对着鲁哀公批评当代“君子”，也就是那些身为统治者的贵族们，说他们“好实无厌，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尽，午其众以伐有道”，全是些乐衷于敛财而不知满足，荒淫无道而不知疲倦，施政荒唐懈怠，为人骄傲简慢的家伙。这些家伙将民众榨取得干干净净，还强奸民意，要去讨伐有道之人。他也还有机会当着鲁哀公的面，要求君王们克己复礼，克制自己的私欲、克制自己的所谓雄才大略，克制自己的所谓雄心壮志，不能只一味地行使权力与民争利乃至榨取民众，却丝毫不履行对民众应负的义务。
最幸运的，是历史还给孔子的思想与主张留下了一段难得的自由传播期。他生前办私学数十年，有弟子数千，许多人活跃在鲁、卫等国政坛。弟子们都很爱戴他，都活在比较自由的环境里，可以遵从内心去赞同老师的思想和主张，而不必昧着良心写批判材料。这大大地扩张了孔子在知识界的影响。他去世之后，门下弟子开枝散叶，又编纂出《论语》传世，到了孟子的时代，很多读书人已开始称呼孔子为圣人。
孔子能够在战国时代成圣，自然是因为他的思想与主张触及到了当时社会变迁的方方面面，也触及到了当时个体处世的的方方面面，是那个时代绕不过去的思想资源。一个活在战国时代的人，只要关心现实，就必然会接触到孔子的思想与主张。同时也是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完全秦制化，还有一些自由言说的空间，还能够容许孟子这样的人，以孔子的思想和主张为武器，当着君王的面，说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样的话来。到了秦制时代，朱元璋们读到这类句子时，其反应已是勃然大怒，嘶吼叫喊着“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恨不能穿越回一千多年前，将孟子五马分尸就地正法株连九族。
四
周秦之变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现实只可以有一种声音，历史只可以有一种解释，再无知识人可以成圣。只有秦始皇、宋徽宗之流可以利用话语权，长期霸占“圣人”的名号。
于是，赶在周秦之变前成圣的孔子，便成了秦制时代的知识人最后的庇护所。秦始皇将屠刀高高举起时，扶苏劝他说咸阳城内的诸生“皆诵法孔子”，搞血腥的大杀戮恐怕会失了“远方黔首”的人心。汉高帝马上得天下后搞马上治天下，陆贾站出来反对，也是搬出“后圣”孔子的言语来给自己的主张撑腰。汉武帝对外征伐不休，对内与民争利，闹到“天下户口减半”的地步，太史公能做的，也只有忍辱撰写《史记》为孔子立传，告诉后世之人孔子的主张才是正道，汉武帝走的是歪路是邪路。
秦制君王们追求对天下人的奴役，又不愿承认自己在奴役天下人，不好意思去公然打倒那已经圣化了的孔子。于是，孔子成了扶苏劝谏的武器，成了陆贾纠偏的工具，成了太史公安放忧世之心的处所。
这是历史之幸，也是历史之不幸。幸的是，太史公们多多少少还能在漫长的下行时代里追溯到一点亮光，还有那么一丝微弱的思想脉络可以用来给时代托底。不幸的是，此后的两千余年间，诵法孔子的儒生成了中国知识人的主体，这些知识人绝大部分无法突破孔子提供的思维路径与思想尺度。这并不是他们的先天智力不如孔子，而是后天的环境不允许他们将自己的先天智力发育成可以超越孔子的后天智力——后天智力来自充分的信息获取和正确的逻辑思维能力，秦制时代控制前者，也扭曲后者。即便是少数能够突破信息壁垒、避开逻辑陷阱的儒家知识分子，也会因为得不到独立言说的空间而只能不断回归孔子，以孔子的言论为自身言论的护身符。毕竟，
周秦之变后，再无任何制度化的力量可以与君权分庭抗礼。无权无势赤手空拳的儒家知识人，如果既不想闭上嘴巴，又不想身死魂消，便只能在具体的表达上向君王们不便直接否定和打倒的孔子求援。其他知识人无论活着或者已死，份量都不够，连亚圣孟子也不行。孟子的塑像可以被打倒，《孟子》的内容也可以被阉割。惟有孔子无法否定也不便打倒，只能组织御用注解家们来搞符合皇权需要的曲解。作为回应，许多儒家知识人也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批注孔子及其门徒的著作上。这些知识人小心翼翼地隐藏起了自己的独立意见，玩起了我注六经或者六经注我的游戏。中国文化也因此不可避免地患上了崇古之症。
崇古虽然有助于儒家知识人群体在价值观层面与申商韩非之道拉开距离，却并不能真正挽救时代的不断下行。毕竟孔子生活在遥远的过去，他的忧思聚焦于下行时代的开端，他没有见过真正的、完全体的秦制时代。当然，更糟糕的是，崇古这种事情搞久了，就会忘了崇古的初衷，忘了崇古是一种不得已，反将崇古当成了了终极目的，当成了自信力和自豪感的由来，容不得任何新生的思想与主张来挑战。于是，到了晚清，西方国家那些优秀的技术与思想，皆可被那些脑袋已经僵化了的儒家知识人解读成中国的固有之物。西方的天文学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西方的算学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连西方的坚船利炮，也是多亏了郑和赠予他们图纸（比如林则徐的幕僚梁廷枏就是这么认为的）。
更要命的是，许多人不但忘了崇古的初衷，还会在皇权不断的词语污染与思想污染中，忘了所崇之“古”的原始涵义。弟子颜渊曾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就是仁”。君王们能做到克制自己的欲望，克制自以为身怀大智慧的自信，克制住建立丰功伟业的冲动，然后回归到按礼行事的轨道，负担起与自己的权力相对应的责任，那就是“仁”了。然而，在秦制皇权的扭曲下，“克己复礼”摇身一变，从针对君王的批评，下行退化成了约束民众的枷锁。
孔子还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只是共事并非主仆，“忠”的本意也只是做好本职工作，而非忠诚于某个具体的人。可是在秦制皇权的笼罩下，“忠”的涵义必须是“无条件忠于君王”。于是，班固不得不按照皇帝的旨意去写文章批评屈原，说他看起来是个忠臣，其实是个坏人，因为他写那些诗，是在“露才扬己”，是在“责数怀王”，是在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自己是智者是正确的，是在一遍又一遍地彰显楚怀王是个蠢蛋是错误的，这样的人不是汉帝国的读书人该效仿的对象。朱元璋也曾对濒死的刘基说，朕之所以给你最后的自由，让你回到青田老家去死在自己家的床上，是因为你这个人“善为忠”，很擅长实践真正的忠，被朕诬陷了仍“不辨而趋朝”，不做任何辩解就跑来朝廷引颈待罪，你不追求“己是而国非”，不像那些愚人呼天抢地说自己被冤枉了，说自己没错，全是朕和朝廷的错，你这样的大忠之人应该有个好的结局，应该被允许死在自己青田老家的床上。
五
孔子思考“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时，能想象到历史会走到焚书坑儒的那一天吗？太史公在鲁地“回留之不能去”时，能想象到承平时代的“天下户口减半”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周期性复发吗？或许能，毕竟他们都是见识过历史真相与现实世界真实运作逻辑的人。也许不能，毕竟在突破历史下限这种事情上，人类的想象力一直都不太足够。
但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漫长下行时代的开端，孔子决定去编撰《春秋》并传授给学生；太史公决定去撰写《史记》并将之藏于名山以免遭皇权毁灭。他们很积极地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与未来发生连结，也确实与未来发生了连结。有《春秋》和《史记》的大下行时代，无论怎么看，都要好于没有《春秋》和《史记》的大下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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