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战争，沙俄是怎么沦为孤家寡人的？

“我必须走自己的路，凭着我的信仰，为了俄罗斯的荣耀，担当我的责任。你无法想象这些想法多么令我悲伤。我已渐渐年老，但是我希望我的生命在和平中终结！”——尼古拉一世

发生于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对国人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不过它的世界影响力极为深远。不仅促进了军事技术与医疗条件的进步，在国际关系史上它也有着浓厚的一笔。起初只是俄国与奥斯曼土耳其两国间的战争，但在外交博弈下，俄国遭到了几乎整个欧洲的针对，最终吞下了战败的苦果。

对于俄国失败的原因，人们一般认为是俄国腐朽的封建农奴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导致俄军在指挥与装备上的严重落后。但实际上，这场战争的结局早早在谈判桌上注定，俄国作为旧秩序维也纳体系的既得利益者还在沉浸于“欧洲宪兵”的荣光，尚未真正认识到欧洲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1848年以来的革命浪潮。俄国为了维护已经有些摇摇欲坠的维也纳体系并在体系内继续谋求霸权，与主要国家们的矛盾愈演愈烈，以至于一步步沦为孤家寡人。

俄国与英法的交恶

维也纳体系是当年拿破仑战败后，英、俄、普鲁士、奥地利四国组建的国际秩序，初衷就是为了制约法国的东山再起，以及镇压民主革命。但法国毕竟是欧洲的中心国家，巴黎一咳嗽，全欧洲都要跟着感冒。法国的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先是在1830年，七月革命将复辟的波旁王朝推翻，到了1848年，又爆发了二月革命，建立第二共和国，引发全欧洲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到了克里米亚战争前，维也纳体系早就被冲击得千疮百孔。

法国不断的革命运动，最为忌恨的自然是俄国。七月革命时，沙皇尼古拉一世就拒绝承认君主立宪制的七月王朝：“我无论何时也不能承认法国所发生的事情。”但这时沙皇发现神圣同盟的盟友们早已各怀鬼胎，不愿意全力围剿法国，因为这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才不情愿地改口承认。

1848年，起自于意大利的欧洲革命，在法国巴黎走向高潮。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拉马丁发表了著名的《告欧洲书》，公开宣布：“在法兰西共和国看来，1815年的条约已经不再具有法律效力。”新生的法国只承认维也纳体系下有关领土的条款。俄国得知此事后，尼古拉一世再次“无能狂怒”，一度宣布与法国断交。

即便是在1852年12月，拿破仑三世窃取了政权，恢复君主制。尼古拉一世仍不愿意承认，有意违背各国王室来往文书的惯例，只称“君主和亲爱的朋友”而非“君主和亲爱的兄弟”，就是为了羞辱这位平民出身的皇帝。这表明了在拿破仑战败后，俄法两国关系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善，但法国在这几十年里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拿破仑三世治下完成了工业革命，实力早已今非昔比。而拿破仑三世野心勃勃要彻底挣脱维也纳体系的束缚，核心就是要打倒俄国。

英国尽管是维也纳体系的受益者，一度与俄国维持着友好关系。但英国的外交准则是均势，俄国的扩张愈发引起了英国的不安。针对奥斯曼与巴尔干半岛，俄国一直自诩为斯拉夫民族和东正教的保护者，自有“收复”君士坦丁堡的使命感，实则是要独霸东欧，因此屡屡挑起俄土战争，处处针对奥斯曼帝国。但在英国看来，奥斯曼的安全关系着印度与本土之间的联系，一旦被俄国所控制，印度就面临着威胁。所以过于强大的俄国，不是英国所希望看到的。

而1833年俄国逼迫奥斯曼签订的《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更引来了英法的公开不满。这份条约允许达达尼尔海峡只向俄国海军开放，而无论如何不能让外国舰队进入。英国人对此反应尤为强烈，首相帕麦斯顿（即巴麦尊）认识到：“维持土耳其完整不仅是扼制俄国扩张的关键，也成为维持欧洲实力平衡的关键。”

英法结盟对抗俄国

由于英国对俄国扩张的愈发警惕，给了拿破仑三世联合英国一个极佳的机会，也正是在他的谋划下，将俄国一步步诱入战争的深渊。俄国早就想将奥斯曼肢解，而拿破仑三世不过是利用了这种野心，“帮”俄国想要实现它罢了。

我们很难想象一场大战的起源竟是教派之间的纠纷。在耶路撒冷这座三教共同的圣城，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常常爆发冲突，受俄国扩张的影响，东正教徒在冲突中占据上风，天主教徒便向法国求助。

拿破仑三世决定在这里大做文章，为了赢得国内天主教徒的支持，一改之前政府的克制态度

。他要求奥斯曼恢复天主教徒在圣地的权利，1852年5月，法国做出了更为强硬的举措：法国驻奥斯曼大使拉·瓦莱特为炫耀武力，乘坐有90座炮台的蒸汽军舰“查理曼”号前往君士坦丁堡，并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这显然是

对俄国的公然挑衅

。

在新式军舰的威慑下，1852年11月，奥斯曼做出了有利于法国的裁决，允许将伯利恒教堂大门的钥匙交给天主教徒，进一步激化了法俄之间的矛盾。尼古拉一世大为恼怒，于12月27日命令从比萨拉比亚的第四、第五军团调动三万七千人，准备对君士坦丁堡发起闪电进攻；另外调动九万一千人，准备对多瑙河流域公国和巴尔干其他地区同样发起进攻。在一份写于1852年底的备忘录中，沙皇明言其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计划：俄罗斯将占领多瑙河流域公国和位于三角洲的多布罗加（Dobrudja）地区；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将成为独立国家；亚得里亚海岸归奥地利所有；塞浦路斯（Cyprus）、罗德岛（Rhodes）和埃及归英国；法国会得到克里特岛；希腊将得到周围的岛屿，成为一个地域更大的国家；君士坦丁堡将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受国际条约保护；而土耳其人则将被从欧洲驱赶出去。

1853年初是俄国准备战争的“先礼后兵”阶段。一面是尼古拉一世与英国公使西摩之间的会谈，因为如果俄国与法国爆发战争，英国的态度将决定胜负，他仍然寄希望于与英国之间的传统友谊。尼古拉一世并不避讳地对西摩说肢解奥斯曼的企图：“

他已病入膏肓。如果我们让他就此离去，特别是在善后工作还没有做好之前，那将非常不幸。

”但英国政府多次拒绝了俄国的拉拢，认为这不仅不能避免战争，反而会加速战争的发生。西摩本人

也在厌恶尼古拉一世的一意孤行，他将此归咎于沙皇在位近三十年积累起来的傲慢。

另一面为了震慑奥斯曼，尼古拉一世以海军大臣缅什科夫公爵为特使，访问君士坦丁堡。外交恫吓几乎是俄国人的本能，缅什科夫同样如此。除了漠视礼仪，他还粗暴地要求首相立即撤销外交部长福阿德·埃芬迪的职务，换上亲俄国的人选，否则缅什科夫拒绝谈判。而尼古拉一世在与英国谈判未果后，又要求缅什科夫加紧外交攻势，而不必顾虑谈判失败或者战争。缅什科夫在沙皇授意下向奥斯曼发出了最后通牒，限期5月10日前答复，他狮子大开口，并扬言如果得不到满足，就将煽动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徒一起反对奥斯曼：

“（1）土耳其国内希腊东正教徒的固有权利及特权不可更改；

（2）已给或将要给予其他基督教徒的权利，东正教徒也同样享有；

（3）土耳其对于在耶路撒冷的希腊东正教会的权利，要予以维护和尊重；

（4）耶路撒冷的希腊东正教徒专有或与其他教徒共有的墓地，要维持现状并严加保护；

（5）俄国教民朝拜耶路撒冷或其他圣地时，和其他最惠国教民受同等待遇；俄国政府若仿效他国，为其臣民建筑教堂或医院时，土耳其政府须在耶路撒冷市内提供适当地点，此等建筑物受俄国总领事监督。”

缅什科夫的无理要求引发了奥斯曼国内的恐慌，如果答应了俄国的要求，就等于俄国有权干涉奥斯曼的内政，等于承认奥斯曼有两个苏丹。因此奥斯曼方面断然拒绝了俄国对国内东正教徒保护权的要求。这就给了俄国发起侵略的理由。尼古拉一世对战争的渴望几近偏执：“我必须走自己的路，凭着我的信仰，为了俄罗斯的荣耀，担当我的责任。你无法想象这些想法多么令我悲伤。我已渐渐年老，但是我希望我的生命在和平中终结！”

1853年7月3日，8万俄军渡过普鲁特河，在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公爵的率领下，进占多瑙河沿岸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战争一触即发。英法两国的舰队开始协同一致，在国内高涨的舆论与英法的支持下，奥斯曼于10月4日向俄国正式宣战。

俄国为这场战争准备了很久，自然不是奥斯曼能够单独应付的。11月30日的锡诺普海战，土耳其舰队遭到重创，事态升级为俄国与列强之间的战争，英法两国再也不能袖手旁观。1854年1月4日，英法联合舰队开入黑海，拿破仑三世公开宣称：“锡诺普海战损害了法英军事荣誉，侮辱了法英民族尊严，俄国必须从两公国撤军。”尼古拉一世也毫不示弱：“1854年的俄国将和 1812 年一样显示自己的力量。”3月27日，英法正式对俄宣战。

普鲁士奥地利的作壁上观

普鲁士在欧洲革命时很早就与俄国交恶，因为国王威廉四世拒绝了尼古拉一世军事干涉法国革命的要求，并且自身也对柏林起义后的宪法做出让步，激怒了尼古拉一世。后来普鲁士奥地利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尼古拉一世有意偏袒奥地利，在他的干预下，有损普鲁士利益的《奥尔慕茨协定》出台，普鲁士不得不承认由奥地利主导的德意志邦联议会，俄普两国关系迅速恶化。且克里米亚战争不与普鲁士的利益直接相关，普鲁士自然是乐于作壁上观，看到俄国的失败。

奥地利与俄国之前一直维持着亲密的关系，俄国也积极帮助奥地利镇压革命、帮助奥地利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但自从俄国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后，奥地利的安全也受到威胁，而且它的对外贸易非常依赖多瑙河，因此它对俄国的战争行为也逐渐不满。但它又无力直接与俄国兵戎相见，只能充当调停者的角色。但随着英法结成同盟对俄宣战后，普奥两国也在德意志议会中达成共识，奥地利于1854年6月3日正式要求俄国撤出两公国，就此倒向英法。仅剩的盟友也背叛了，尼古拉一世恼羞成怒：“要集中兵力去打击背信弃义的奥地利。对于它那种无耻的忘恩负义行为，应该加以严厉的惩罚。”

战后的两大输家

俄国再强大，也无法与全欧洲对抗，遑论它还是一个高度腐朽落后的封建国家。俄军损失高达52万余人，是英法联军总和的两倍有余。战争后期，俄国大势已去，已经重病缠身的尼古拉一世也于1855年3月2日去世。尼古拉一世的死也是个谜团，多数人认为他是因无法承受战败的结局而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