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出品的谈话类视频节目「枝桠」第三季今日正式上线!
这一季的主题是「在变动的世界,追问真实」。
我们希望能在这个变动不居、被层层迷雾包裹的世界,在琐碎困顿的日常之外,找到现代人精神生活的恒定和安稳,触碰到真实的一角。
第一期的访谈嘉宾是贾行家。
▲「一席·枝桠」S03E01 贾行家 正片01
▲「一席·枝桠」S03E01 贾行家 正片02 
 01 
好像所有人都不太讨论事情的限度,
都选择走在悬崖的两端
我们今天谈话的质量挺让人难受的。年轻人经常在所有的发言后面打一个狗头。这个时代运行了千百年,来到了一个所有的语言都要加一个狗头作为幽默方式的时代。而狗头是最不幽默的一个符号,它让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了。
在一个一切都需要加狗头的时候,说话有什么意思呢?但是如果不说话,我们还是人吗?我这些天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不说话,你还是个人吗?
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们有些人喜欢它是真的,有些人就相信它是真的,而有些人没有任何依据,直接说它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什么才叫真的?
我所能谈的真实,就是从小到大我见到的东西。
我的父亲母亲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这代人。他们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虽然我和他们在所有重要的事情上都没有共同的观点,虽然也许他们的自我意识没有那么强,但是他们活得很有尊严感,他们的情感是很醇厚、很热烈的。
要是作为朋友、亲戚之间相处,他们是比我好得多的人,比我有道德得多,用我们东北话说,是比我“讲究得多”的人。而我完全就是一个一烂泥一样的虚无主义者。我这样的人,我自己都觉得不值得一看。
当我想到和他们生命重叠的那个阶段,我和他们共享的真实为什么会成就两代不一样的人?
我自认为应该作为我记忆起点的场景,是在80年代初期,我坐在那种有四个小胶皮轱辘、柳条编织成的婴儿车里,我妈推着我,从我家出来,上坡,沿着马家沟到秋林,再回来。我会一路去看街上的人,看刚刚萌芽的树,看春天的阳光。
那一幕可能组合成了我所认识的真实中的很多词汇。
首先是位置。哲学家、翻译家张卜天说,人类现在的一大困境,就是所有人都没有位置。科学时代来临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数字,是物理规则,而所有人在这个几何体当中都是均等的,而这种均等是没有“人”的。“人”成了被取消的价值和命题。 
其次还有环境。很多人对不同的事情有着不同的态度,你不能说一定一个人代表正确,另一个人代表正确的对面,它也可能代表对环境的不同体验。一个完全来自于自然界的人,和一个从小到大只看电子色的人是不一样的。
然后还有质感。就像侯孝贤的电影《海上花》。在侯孝贤的电影里它不是评价最高的,但是我很喜欢,因为它的质感建立得非常好。当他一个碗一个碗,一个纸捻一个纸捻去建立它的质感,你会被感动。你会发现,生活重要的不是故事,生活重要的甚至不是那些人物关系,是这个质感。
最后还有节奏。你会发现,过去的人生活在一种和今天不同的节奏里。这个时间节奏、时间感也很重要,它是决定价值观的。什么东西对你来说重要?你这一天要怎么去过?你一天要做多少事情?
我们认为人一天可以做很多事情。而拉美人认为这一天运气好的话,我们凑巧就做一件事。仔细想想,你很难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因为你会拥有一个终局思维:假如有一天,一个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躺在床上,他去想这一辈子忙忙碌碌做过的事情,哪一件事是自己想做的。
据我的观察,当你和一个临终的人聊天,他不再和你谈大问题了,不再和你谈人类的主要事业,谈我们集体、共同体的命运,大命题他不谈了。你会听他讲他小时候的事。我们讨论真实,其实讨论的就是这些事,是一个一个的细节。
我最喜欢的布罗茨基的散文是那篇《战利品》。他写了好多很深刻很冗长的文章,但是我仔细想,他写的《悲伤与理智》的第一篇《战利品》是最感人的:讲他从小到大看到的午餐肉罐头,看到的一辆汽车、家里大大小小的唱片,用这一个一个的事情去连缀一种情感,去抒发他对很多事物的惆怅、眷恋以及仇恨。
我一开始会认为他是找一个小切口,找一个小的东西来以小见大。不是。那就是他的世界。那才是他的世界。
我现在想,那是对的。你的世界真的是由观念构成的吗?有几个人的世界是观念构成的?大部分人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具体事物构成的。
我们今天的很多讨论,之所以陷入了狗头的境地,可能是因为所有人都不太讨论事情的限度,
好像只有这两条路可走,中间这一带都是不能走路的地方。中间都是可以走路的地方,甚至唯一不应该走的就是最极致的两端。极致就是真正的危险,你已经沿着刀尖上一侧、沿着悬崖的两端在走路。

中间那么大的地方你不走,就走悬崖的地方。这是我小时候我妈一直在骂我的一件事情:你为什么非要走到马葫芦盖上去?但是我们今天所有人都走到那个马葫芦盖上去了。就像一条船,所有人都跑到一边去,不管这一边是左边还是右边,你都会知道这条船是什么下场。
 02 
我的父辈有一个比我完整的世界,
去履行自己所相信和感知的
我姥姥不认字,但她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智者。我的父母,他们的教育也止于他们那个时代,虽然他们在那个时代也算知识分子,但是对今天的事情他们是不懂得的,如果他们活到今天的话。但他们有一个比较完整,起码比我完整的世界,他们能够说得清、体验到,并且用行为去履行自己所相信和感知的。
像我姥姥就是最好的例子。她接触的事情不多,就是她生活的周边,但是没有一样东西是她不能够掌握、不知道本质的。
她做饭是挺动人的。她做的鱼你永远不可能在任何地方吃到。她从18岁到快80岁,60多年她一直在炖这个鲤鱼。她就是炖得比任何人都好吃。她不懂得和不理解的东西,她会认认真真说“俺不知道”。而她理解的东西,她一定会说出一个让你很难拒绝的道理。
在为远方的事情打得不可开交,朋友圈互相拉黑,结果你们俩没有一个人去过那儿,没有一个人会说那两个语言中间的任何一个字,不认识那里的任何一个人,然后你就可以指责生活在那儿的任何人。
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放任自己愚蠢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我们究竟和别人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其实这是全世界范围的现象,就是一个家庭、一些朋友、老同学为了所谓的大事大非分道扬镳。和父辈凑到一起,说到一些问题,最后不欢而散,一两年不说话。
问题是不值得。真的轮到你拿起什么东西保卫自己的生活,你在这个事件中间的时候,你的态度很重要。
我说别人的时候也在说我自己。我一点都没有过上我倡导的生活。这也许是所有当代人的一个特征——我们都是落在一只共同的猪身上的乌鸦。
 03 
为什么年轻人
对这个世界不会再有话好好说?
我们今天鼓吹的各种疗愈方式,都是让你回避那个终极意义的。好像告诉你做了这个事情,你的生活就有意义了。其实也不见得。如果你是一个链条的一环,你是很难看到什么意义的,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吗。
这是现代人的一大痛苦,也反映了一种代际差异。而我上一代中的很多人,他们还是相信一些人之为人的东西的。就因为我们进入到了这么一个工具理性的时代;只剩下极致权力的尺度和钱的尺度,人被挤出去了。
就像我们这代人还是觉得,我们是有机会进入到一个潮流里去的。那时候如果你到北京、深圳,只要你愿意付出更多、加更多的班,你可以和当地人一样买上房子。就算不考公务员,不进体制,而是进入任何一个欣欣向荣的行业,你都有机会在那里寻找到一个位置。
而现在的90后00后,大部分不会认为自己还有机会。大学毕业,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一年的积蓄还不一定够得上一平米的房子。那样的话,年轻人一定对这个世界不会是有话好好说的状态。他不会再想跟你讲道理,因为你没有跟我讲道理。而他们反击的方式除了调侃、躺平以外,他们的愤怒还会转化成一种集体语言。但它是最怂的一种集体语言,会找一个最安全的对象去攻击。
 04 
当每件事情都被记下来的时候,
可能就不一样了
我们在七八十年代过的是一种类似于宋代笔记小说里的城市生活。它是城市,但它是一种农村逻辑。
我们小时候最大的游乐场是什么样的呢?是一种废园。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它就被废弃了,里面的植物没人照管,长得比你个子还高。这个废园里会有一辆老公共汽车,就剩一个铁壳。它往往会变成一群孩子盘踞的一个据点,迸发出无穷的魅力。
现在你会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小孩在哪儿呢?就是你没有给他提供一个好的确认自我和反叛的出口。今天的孩子天天和爹妈在一起,和其他的孩子不在一起补课见不到面。你挺希望他来发泄一下他的愤怒的,因为这对他的成长是很重要的。但是你发现他自己都已经没魂了,被抽空了,天天目光呆滞地做那些卷子。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我们小时候,路灯底下就有大团大团的蝲蝲蛄。我小时候就玩那个东西,因为这虫子傻,好抓。
后来蝲蝲蛄没有了,究竟是不是因为环境的恶化,它存疑。有可能是因为城市的扩张,城市化的水平一下子太高了。就像我们家变成老城区之后,连蚊子都没有,因为没有树,树都被砍掉了。
你不知道这个城市是出于对工业化的热爱,还是对旧景观的憎恨,它砍树砍得非常没有必要。
过去的树本来就有,你为什么要砍掉它呢?这件事情我一直很想查一查是谁干的。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应该去查一查,那些对它的景观起着决定作用的人是谁?这些人都值得被记下来。
当每件事情都被记下来的时候,可能就不一样了。
究竟那个砍掉嵇康脑袋的人是谁?能不能把这个人的名字记下来?不只说那个皇帝是谁,不只说那个憎恨他、看他打铁的人是谁,砍掉他脑袋的人是谁?
这很重要。你会不会把你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在临终前过一遍,坦然地和孩子讲,还是会说那事不怨我。成年人是没有这句话的。成年人自己面对死亡,面对自己成年以后做的每一件事情。
 05 
我们应该有能力、有尊严,
从生活中找到对问题大体的方向感
前两天我去了趟四川。四川的朋友说起了一个老现象:5·12 地震之后,四川好多地方打麻将都赌得很大。
我的这个四川朋友是在高新企业工作的高收入人士。他说:“我都不敢去跟那些地方的农民打麻将,觉得那个输赢肉疼。一宿输了半年的积蓄他也不难受,因为他说,一场地震也没了。”这个厄运给了他一个新的视角。
我们现在经历这个事情,如果它能过去——当然我还是希望它能过去,理论上讲也应该能过去——大家伙过去之后,给你留下的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东西:除了无尽的伤痛和更多的麻木,还有一些逐渐沉默下去的故事之外,我们有没有一种开放性的结论?
我们身在其中的时候,说的都是一些表面的问题和相关的概念。但是我们也说不清,当你摘下口罩的时候,你和今天的自己有什么不一样了?有哪些你过去认为很重要的事情不重要了?或者不重要的事情现在变重要了?
我们应该有能力、有尊严,从自己的生活中找到对问题大体的方向感。而这个方向感可以是你和别人很好的一个沟通原则。因为我见过,因为我是这样感受到的——如果我们有希望摆脱狗头的状态,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希望。
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对身边的人、对自己的生活还有一点兴趣?而这个兴趣我认为是自我意识的一个来源,而且它是实实在在的自我意识。我们真的能像哲学家那样,把这件事、把自己孤悬起来去想吗?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做不到的时候假装自己做到也很痛苦,因为你骗不了自己,你骗不了自己的最后一天。
总策划、采访 张畅
执行导演、摄影|房子 高意超
剪辑高意超
设计乔四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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