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章妹说
当今世界面临着大国博弈日趋升级和新型肺炎全球暴发的双重冲击,这不仅使迅猛发展的全球化进程正在改变既有的方向和轨迹,更使得未来的世界格局变得扑朔迷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主要大国之间的博弈日趋复杂、多变且合作竞争并存,其另一个特征便是大国间力量对比的消长。

中国经济如何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开新局、树新机?中华民族如何在美国霸权的战略封锁下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以下,Enjoy:
作者:李晓,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卓越教授,广州商学院校长,珠海市横琴新区智慧金融研究院院长
来源:本文摘自《双重冲击》,华章管理(ID:hzbook_gl)原创首发
01
美国不过是年轻国家
不足以同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相比
相当长时期以来,国内存在着一种比较强烈的藐视美国的取向。
请注意,不是“趋向”,是更加主观的“取向”。这种取向近两年来在中美大国博弈日益升级的状态下有明显增强的趋势。
美国与中国有许多不同,我觉得以下三点是必须高度重视的,绝对不可错判。
第一点,虽然美国自建国后迄今仅有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但欧洲文明史有多久,美国的历史就有多长,这是自17世纪初来自英格兰和荷兰的清教徒殖民于美洲大陆时就已经开启的客观历史进程,即美国是由欧洲移民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构建起来的国家。
第二点,美国是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也是众多思想、理念和社会势力相互妥协出来的国家,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在欧洲大陆封建王权的桎梏下无法实现的思想、理念,在美国建国历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虽惊心动魄,但却谈出来或者说妥协出来一个年轻的国家,它与靠武力建立的国家是不同的。
第三点,美国这个国家,与其他过往的霸权国家有着一个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异甚至是根本性的,这就是,它对主宰和控制世界的战略诉求不是随着实力增长成为强国之后才产生的,而是具有与生俱来的特性。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小视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更不能低估它捍卫霸权的决心和能力。
02
美国要搞“孤立主义”
从华盛顿的政治遗嘱到美国对外政策的历程来看,美国的确有着相当浓厚的孤立主义传统。
到19世纪末,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
在20世纪初,其经济规模已经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4。即便到一战结束后,美国依旧采取孤立主义的立场,国会甚至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并拒绝参加国际联盟,使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有关一战后国际秩序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夭折。
这种立场直到二战爆发,美国获得全方位的绝对优势,并对以往孤立主义政策的后果进行深刻的反思之后,才发生改变。
如今,美国采取一系列的“退群”以及打压中国的政策措施,意味着它在实施孤立主义吗?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美国以美洲区域为中心的,以及在德国挑战大英帝国过程中的韬光养晦式的孤立主义相比,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是遏制中国崛起。
为此,美国正在通过两个途径实施对中国的全面遏制:
一是修改并引导新的全球贸易、金融和投资规则,构建一个更高市场规则标准的新的全球经济体系,并将中国排除在外;
二是美国将更加重视同盟关系的强化与运行,这种同盟关系将更加重视价值观、意识形态等领域的一致性,因而蓬佩奥2020年7月23日有关所谓“新冷战”的讲话不容小觑。
总之,遏制中国崛起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它将动员全球范围内一切可以动用的软、硬权力和同盟、非同盟力量,对中国进行遏制、封锁和打压。
美国的这种战略调整已悄然进行了十余年,如今已跃然台上,成为当今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定数而非变数。因此,认为美国在搞孤立主义是一种误判。
03
美国在搞“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
现在,很多人说这一轮全球化终结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更是加剧了“去全球化”的进程,尤其是美国这个曾经的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开始“反全球化”或者在搞“逆全球化”。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它脱离实际,危害不小。
在不少人看来,美国搞产业链重构或者与中国“脱钩”,是一种“逆全球化”的典型表现。
但实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要实现产业链与中国“脱钩”,无论其是否真正可行,都不意味着去全球化,而是将原来过于依赖中国的产业链布局进行新的区域性调整。
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最核心的内容即金融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并未出现调整迹象,这是最符合美国核心利益,也是美国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全球化。
我们仅仅关注贸易、产业链的调整是片面的。
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正在进行新的调整,其核心是在金融全球化格局即美元体系依旧的条件下,在产业链布局和贸易规则等领域做出区域化、分层化的调整。
其中产业链布局调整早在21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受到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影响,正在加速进行并更多地体现出区域化特征。
贸易规则调整也同样如此,更多地表现为层次化或者分层化发展的态势,即一部分国家要实行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规则、标准的全球化,还有许多国家继续支持二战后一直持续至今的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及其规则,这种发展态势很有可能会带来全球贸易规则的分层化或集团化。
04
“新冷战”是不可能的,更不足为惧
现在,许多人对“新冷战”的提法感到不解,认为相比苏联,中国在意识形态传播、军事力量投射等方面都远远弱于美国,虽然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在快速缩小,但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增长又是与美国紧密挂钩的,这就注定两国关系无法“冷”到以往美苏关系的那种程度。
其实,这恰恰道出了“新冷战”的内涵—保持最低限度经济交往状态下的大国对峙与竞争。
正是由于中国在科技、军事实力等领域同美国之间的过大差距,以及中国周边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这种“新冷战”的走向意味着更大的危险。“新冷战”是手段,目的是在构建新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让中国出局,进而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
必须认识到,当年“冷战”的大背景以及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共识,使得中国得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中,中美两国的交往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考虑到美国霸权的特性以及中美两国在历史、文化与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巨大差异,一旦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与美国的经济差距缩小,尤其是在美国国内贫富差距扩大导致政治矛盾剧增的情况下,正常的经济竞争或贸易摩擦很容易被转变为意识形态之争。
因此,如今美国将中美两国之间的大国博弈刻意转变为所谓的“新冷战”,具有相当大的历史必然性。这是我们思考今后中美关系定位与发展时不可回避或忽视的问题。
05
以经济体量衡量国家实力
认为美国在快速衰落
以传统的GDP规模来看待一个国家的实力,很容易误判自己和他人。
我们在批评美国对中国搞贸易争端时,经常指责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获取了巨大利益,甚至远大于我们对其出口所得,指责美方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然而在衡量自身实力及其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判断美国地位时,却几乎从不考量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国境之外的产出能力,只是关注其属地的GDP占世界总产出比重的相对下降。
实际上,美国产出的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海外约25000家的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它们的总销售额超过美国出口额的大约3倍。
如果我们只考虑美国境内GDP及其占比,怎么能更精确地衡量、判断美国的经济地位?
美国在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国际贸易、科技创新、人口规模与结构以及军事领域中都具有拔群的能力,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控制力。
按照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美国拥有一种强大的结构性权力。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关于“美国衰落”的话题不绝于耳,然而半个多世纪之后,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霸主。
认知与现实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控制世界的逻辑和手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很多人依旧沉浸于传统认知当中不能自拔。
我们必须看到,美国霸权的支撑点是美元体系,而维系这个体系的是一种结构性权力—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国内巨大的、开放的商品市场,高水平的科技创新系统,范围广泛的同盟或非同盟关系体系以及强大的、遍布全球的军事力量,而非简单的GDP规模及其国际占比。
历史经验同样告诉我们,仅仅依靠GDP等经济规模指标考察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是不现实的。
比如,19世纪末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时其GDP的规模就超过了英国本土,但所有人都不会认为当时的印度是一个大国、强国。
06
无上限量化宽松将终结美元地位
自2020年3月23日美联储开始实施“无上限量化宽松”以来,不仅将利率降至零,更放出了约16万亿美元的货币量,相当于制造了一个欧盟的GDP。
到2020年9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近27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2020年将达到98%,而且还在不断攀升……美元信用的风险以及安全资产的短缺的确是目前全球高度关注的问题。
但关键问题在于,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世界,可能是一个“比烂”的世界,各国相互之间比照的不是谁更好,而是谁更不坏。
我相信,在当今和未来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经济状况仍旧是最不坏的一个,欧盟的经济情况会比美国更糟。
受到以往金本位制度价值稳定观念的影响,经济学家很容易把美元的价值稳定与否作为决定美元国际地位的首要因素,并在美元地位与美元价值稳定的信心之间构建了一个看似自洽的模型。
这正是过往60年来几乎每隔10年就会出现一波美元衰退乃至崩溃论调的重要原因,也是当下学术界仍然根据美国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财政赤字、外债以及美联储大规模无上限量化宽松等,对美元未来充满负面认知的主要原因。
这种纯粹经济学的分析忽视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美元体系下美元价值的波动已经不再是对美元地位及其信心的决定性因素,由于金融逻辑的改变,美元的内外价值已经成为调节国际资本流向与规模,进而确保美元体系顺利运行的重要手段;
二是理论和经验证明,对美元地位的分析必须是综合性的。这种综合性既包括经济学视角的多样性,也包括政治因素的必要考量。毕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与美国的霸权地位直接相关。
正是由于美元体系体现的是一种结构性权力,因而仅仅用可能的流动性泛滥或者国债规模膨胀作为判断美元信用高低的唯一标准,是缺乏科学性的。
美国独一无二的具有深度、广度且颇具恢复能力(弹性)的金融市场本身,对这些流动性问题的消化、解决或者国际收支的延迟调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我曾多次讲过,由于美元主导货币的地位以及美元体系一系列运行机制的作用,许多国家尤其是那些盈余国家希望美元保持币值的稳定。
这甚至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目标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些国家如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在做一些预防性措施,比如削减美债甚至联合搞加密货币试验等,但这些都是避免风险的举措,而不是要颠覆美元体系。
无论如何,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在金融动荡或是恐慌中,人们越是迫切需要安全感。
END
作者:李晓,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卓越教授,广州商学院校长,珠海市横琴新区智慧金融研究院院长
来源:本文摘自《双重冲击》,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华章管理(ID:hzbook_gl)原创首发,转载请联系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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