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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2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邓小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

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就像那个:总是高喊“狼来了”的孩子,至少100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酒脱。这一次没有谁说什么,可是“狼"真的来了。

不能正常呼吸,住进三0一医院,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那一代人知道这个消息。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症”,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他患帕金森症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呢”。担任邓小平保健医生的吴蔚然说,“到后来,越来越差”,疾病蔓延到呼吸器官,一发不可收拾。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他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上喝一杯茶,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
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这里有一个办公桌,但他不喜欢坐在那里,通常是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批阅文件或者翻看报纸。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他喜欢散步,对他来说,那是锻炼,是休息,也是思考。
有人说这是他在“WG”被贬、离群索居在南昌郊区那个小院子时养成的习慣,那条著名的“小平小道”就是他在那3年里踩出来的。现在,在京城中心他家的院落中,也有这么一条小路。每天上午10点钟,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他的贴身工作人员王士斌精心文量过这个院子,说它长50米,宽40米,绕院子一圈是188米。
王还说,“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是他在那条小路上边散步边思考出来的"。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正常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三O一医院。
“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邓小平的保健人员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黄琳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育,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
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加小编微信:shiyionly看更多好文,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琳这样想。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2月7日是正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留下嘱托:留下角膜,骨灰撇入大海。
93岁的老人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他的呼吸功能已经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呼吸。医生赶紧向政治局报告,按照规则,还应向新闻界公布消息,可政治局觉得不能惊慌失措,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稳定。当时,连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看出什么异常。上午,乔石按原计划主持了会议,审议了三个条约和两个协定。前一天,李鹏还会见了美国前参议员贝内特约翰斯顿。

卓琳带着全家人来向他告别。4天以前,她就写信给江泽民,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
现在,她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告别了,只是除非别人说出来,她是不愿意让这种可怕的想法在脑子里面成形的。当时她只想说:“老爷子,我在喊你!你听见了没有!”可是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战斗的日子已成往事。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一刻是21:08。
宣武门大街上的新华社夜班值班室,得到了那份早就准备好的讣告。一阵混乱之后,大家终于想起该做什么,于是立即中断正常的新闻,把那份讣告播发出去。
他的墓地在大海里,他的葬礼是在天上举行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浪漫情怀。在那如洗的碧空中,一架飞机孤寂地盘旋,机舱里满是鲜花的芬芳,芬芳中安卧着已经化作灰烬的伟人。他的亲属、生前好友、党的高级官员守护在左右。卓琳跟在骨灰盒后面,只等舱门开启,便一把骨灰,一把鲜花,又一把骨灰,又一把鲜花,纷纷撒向蓝天,让它们随风飘去,落在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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