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传说中的天马，汉朝和“希腊”在中亚相遇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

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

......

《天马歌》

在两汉时期的文学作品和艺术品中，有很多来自西域的”天马“形象：这些骏马大都四肢优雅细长，身姿矫健，而且在汉朝文化里，这些天马都有着昂首阔步、踏云入霄、飞奔仙境的美好寓意。比如在西北地区的肩水金关，就出土了一块木制版画，上面有着疑似天马的手绘图：

两汉乃至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各种艺术品，更是不遗余力地描绘着西域天马的神俊：

而这些来自西域的良马，其实是踏着无数士兵和普通人的累累白骨来到东土的，而由它们引发的血战，就是汉文明和希腊化文明碰撞的战役——汉朝远征大宛之战。

步步摸索的西域开疆

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后，一个新奇而广袤，但又十分真实的西域画卷，在汉朝人的眼前缓缓展开。

真实的西域世界，逐渐驱散了传说的迷雾。

随着双方的往来日渐频繁，每年都有五个到十多个使团前往西域各国，与他们结盟或者贸易。

但好景不长，很多汉使因为自身的问题招致西域诸国的普遍反感：原来在张骞出使之后，很多无赖为了求取富贵，于是大胆向朝廷上书，证明自己能让西域小国归顺大汉，结果这些人到了西域之后，他们自大而且带来的消息不可靠，甚至自己贪污国礼，引发了各国的不满。很多小城邦拒绝为汉使提供免费食宿，甚至会出兵攻击汉朝使团。

无功而返的汉使在回归玉门关内、汇报了各种困难后，为了恢复汉朝在西域世界的威望，也为了进一步斩断匈奴的侧翼，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决定出击西域，而第一个虽远必诛的目标，就是位于今天新疆东部、多次刁难汉使的楼兰国和姑师国。公元前111年，赵破奴率属国胡骑出征，驱逐了当地的匈奴屯兵。第二年攻破了人少兵寡的楼兰和姑师，迫使楼兰向汉朝上交人质。

与此同时，汉武帝在国内用奢华的排场招待西域使节，希望拉拢西域各国。他还让西域人参观府库，赏赐他们财宝，陪伴自己一起出游。但豪华的外交排场和军事震慑没有让西域各国归心。初次进入西域的汉朝和西域列国的矛盾，最终在和大宛的外交活动中爆发了出来。

中亚的希腊化世界

斯基泰文化中的全套马具

在张骞将大宛国和乌孙国出产良马的故事讲给了汉武帝听后，汉武帝就对大宛的良马念念不忘。年轻时就喜欢带着精锐骑从骑射游猎、大力发展汉朝骑兵的汉武帝渴望通过西域的骏马改良汉军马种，进而继续威孚四夷；无论是蓬莱山的信仰，还是汉代人名字、问候语中常用的延年、长乐未央，还是秦皇汉武的求仙问道、炼制丹药，背后都有超越生死界限的渴望。而来自西域的宝马据说是天马的后裔，因此对西域宝马，特别是大宛马的狂热，也结合了先秦两汉时代中原王侯对长生不老和求仙的渴望。

所以在张骞之后，不同的汉朝使者络绎不绝地前往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并以这里为跳板进一步向外探索。

今天的我们基本明白，张骞首先抵达、日后和李广利交战的大宛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斯基泰王国，不过张骞的记载依旧暗示这个斯基泰王国有着鲜明的希腊化色彩。

在张骞还没有抵达大宛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带到中亚的希腊殖民者正处于盛极而衰的前夜。虽然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一度南下印度，攻打到了恒河流域，但留守后方的巴克特里亚总督欧克拉提德斯趁着国王的大军南征之时自立，中亚的希腊人分裂为南北两个政权。

南北分裂迫使希腊人暂停了对印度的征服，被迫回师御敌。稀少的希腊人口被分散在广大的区域里，喜欢内斗的希腊人上演了经典的父子相残的神话母题，这也注定了中亚希腊人盛极而衰的命运，“中亚的希腊人陷入许多战争中，不仅失去他们的政权，也失去自由，他们与索格底亚纳人、阿拉科得斯人、达然革斯人、阿利亚人、印度人打得筋疲力尽，最终被完全击败”。

这与张骞第一次来到巴克特里亚地区时看到的“大夏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的情况相吻合。因为这里的希腊人是一群强弩之末、丧失了优质兵源的殖民者后裔，因此张骞记载，这些希腊人变得民弱畏战，在军事上，他们越来越依赖中亚的索格底亚纳人和斯基泰人。

中亚希腊殖民者的军队

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的衰弱，给了斯基泰人以可乘之机。大约在公元前162年-前160年，大月氏迫于匈奴人的武力压迫西迁到伊犁河谷一带，驱逐了伊犁河流域的斯基泰人，斯基泰人大体分裂为两支，一支南下天山、迁入南疆盆地和帕米尔高原，形成了于阗、休循、捐毒、疏勒等小国。

斯基泰人制作的山普拉墓地毛织物

另一支斯基泰人滚滚西迁、在公元前145年前后占据了巴克特里亚北面的大宛，和当地的斯基泰人创建了斯基泰-大宛王国；到了前132年，匈奴联合乌孙人继续追杀西迁的大月氏人，大月氏被迫再次逃难，他们最终在公元前130年左右南迁、扫过大宛地区，直到阿姆河流域，彻底击败了巴克特里亚的希腊殖民者。而大宛的斯基泰人王国则在这次民族大迁徙中站稳了脚跟，并适应了相对舒适的定居生活。

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显示：大宛早在波斯帝国控制时期，就有了城市文化；在希腊化时代，这里又先后成为塞琉古帝国与巴克特里亚王国的边陲。占领当地的斯基泰人，按照自己的习俗与中亚政治传统进行了分封。张骞所说的大宛“全国大小七十余城”，对应了古代西方史料将巴克特里亚称为“千城之国”的描述。这些城市既有斯基泰人的山地要塞，也有本地土著巴克特里亚人的土质城池，也有少数臣服于斯基泰国王的希腊城镇。斯基泰人对于这些城市，一般是派驻类似监军的总督，而不干涉内政。各城市和部族，则需要交纳贡赋并在战时出兵。

今日锡尔河边的苦盏

汉代时大宛国的首都贵山城，很可能就位于今日的苦盏，

苦盏被不少学者认为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建立的绝域亚历山大城。

日后的考古发掘显示：苦盏确实有希腊化时代的考古地层，出土了和中亚同时期其他希腊化城市遗址相似的砖块地层和陶器，不过从日后与汉朝的战争来看，迁入这里的斯基泰人进行了一些改造：在防御严密、地势较高的内城要塞之外，是建设得比较粗糙的外城。

虽然希腊人不再是统治族群，但是希腊文化在中亚的丝丝遗风依旧洋溢在《大宛列传》的字里行间：比如大宛人喜欢种植粮食、善于栽培葡萄，能用葡萄酿造过了十年都不会变质的葡萄美酒，这就是典型的希腊化遗风，阿富汗和费尔干纳地区的葡萄栽培技术就是由希腊人传入的；“王像现于币”的各种精美金银币，就是巴克特里亚希腊殖民者发行的各种阿提卡式钱币，上面有君王的头像侧脸；斯基泰人也受到希腊文化影响，他们的金银币正面是披甲骑马的骑士、背面是国王的头像，被汉朝使者准确地记载为“文为骑马，幕为人像”；在帕提亚还有大夏等地，人们的书写习惯和书写工具是“画革旁行，以为书记”，记载的是希腊人的横向书写顺序，名叫“革”的书写媒介是帕加马皮纸，而且从大宛、巴克特里亚到帕提亚，“通用希腊语”是各族外交共通的外交语言。

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大金币

之后的希腊化政权和希腊化君王

也会采用这种货币样式

在军事上，根据张骞报告，大宛国非常重视培养良种战马，这些良马就是日后著名的“阿哈尔-捷金马”的祖先；大宛国有很多用矛和弓箭的骑兵，这也暗示此时的大宛几乎没有什么希腊式的军队，这就是一支偏游牧风格的骑兵军队，可以推测，除了苦盏（绝域亚历山大城）等少数城市有一点希腊化的城市民兵之外，大多数士兵仍是斯基泰人。毕竟希腊式的军队需要扎根于希腊化的社会和充足的希腊人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此时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已经是强弩之末、寄人篱下，所以汉朝对大宛的战争本质上还是农业文明对转定居不久的游牧民的战争，而不是某些网络文章中的“中国对古希腊开战”。

糟心的求马之旅

带着汉武帝寻马命令的汉朝使节，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地就赶到了贵山城。

此前，远在长安的汉武帝，并不知道大宛人对汉朝的不尊敬。所以，汉武帝一厢情愿地赏赐礼物——一尊金制的天马雕塑给大宛人，希望他们进贡天马。

但务实而精明的大宛人并不买账。随着来到西域的汉使越来越多，他们带入西域的礼物也不再稀奇，锱铢必较的西域人肯定不愿意做不划算的交易，汗血马冲突的背后，其实也有汉朝距离西域过远、难以树立有效威信的困窘。

铜镜是汉代常见的外交礼物或者商品

因此，大宛的斯基泰贵族们经过辩论后得出结论：

“汉人的土地离我们很远，汉人要来西域的话，往北走就会被匈奴骚扰，往南走，就会缺水缺粮；他们西来的沿线有很多地方没有城市，而且容易断粮。到我们这里来的汉朝使者往往只有几百人，在穿越了大漠之后还会人口减半，缺衣少食。在这种情况下，汉天子怎么会派出大军来征讨我们呢？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更何况，我们的汗血马的马是国宝，不能轻易授予外人。”

这段话体现了十分清晰的逻辑，也体现了大宛人对于西域地理的了解，还证明了大宛人其实察觉到了汉朝求马背后，有着不小的军事野心。

在求索汗血宝马的请求被拒绝后，汉使当场失态、砸毁作为国礼的金制天马像并拂袖离去。受到侮辱的大宛国王下令杀死汉使，双方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中亚的汉代文物出土分布图

其中费尔干纳最为集中

证明了司马迁对汉朝使者遭遇的记载所言非虚

失败的第一次远征

大宛贵族们的分析固然理性，透露着商人的精明，但他们还是低估了汉武帝的野心，以及汉人对于严苛环境的忍耐能力。

远在长安的汉武帝，即将发动古代汉文明对西域的首次大规模远征。由于取得了对楼兰等西域小国的胜利，汉朝对大宛颇为轻视，觉得有众多城市和骑兵的大宛和塔里木盆地里的城邦小国一样容易征服。那些投汉武帝所好的汉朝使者，则趁机大肆吹嘘远征大宛能给汉朝带来巨大的利益。在这样的乐观中，汉武帝派出了有心栽培的外戚--李广利。李广利虽然只是一个出身市井的庸才，却因为妹妹的关系鸡犬升天，现在成为了汉武帝威震西域的首位领军大将。由于连年对匈奴作战，汉朝实际上已经感觉到了国力被透支。所以李广利率领的部队，其实不过是数万搜集来的罪犯刑徒与6000胡人附庸骑兵。这也是汉武帝后期对外征伐的惯用套路。希望以一支较少规模的兵力，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这样的兵力配置，也不会引发特别大的社会骚动。

根据开战前的庙算，由于路途遥远，汉军在夏秋季出征的话，攻城战大约会在来年夏季进行。所以汉军选择在公元前104年的秋天出发，可恰巧在这一年，关东发生了严重蝗灾，蝗虫甚至侵扰到了河西的屯田区。这让河西基地难以为西征军提供有效的后勤补给，汉军只能因粮于敌。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当年冬天，整个西北地区又风雪交加。寒冬的雨雪，毫不留情地落到了前进的汉军头上。

而且，冬季行军的另一大困扰在于水源。由于盆地的主要水源来源是雪山融水和地下水，冬季正好是靠雪山供水的河流径流量减少的时期；而且在冬季地下水的水位是低于夏季的，所以大队人马在冬季的取水难度无疑高于夏季。

除了缺水，汉军还要路过风沙漫天的雅丹地貌，再加上翻越帕米尔高原支系山麓所引发的各种身体不适与头痛发热，汉军在路上士气低迷。困窘中的他们还难以收集草料和粮食，不得不杀牛马为食。结果失去畜力的汉军不光更加被动，而且攻城武器也因为畜力的丧失而无法携带。李广利被迫在车师附近的高昌壁，安置了一部分伤病员，并留下人马保卫退路，剩下的士兵继续一路向西。

大队士兵进入塔里木盆地后，经过楼兰—尉犁—渠犁—轮台—龟兹—温宿等西域国家。西域绿洲的有限环境限制了他们的资源总量和人口规模，因此他们粮食储备有限，拿不出余粮供应汉军。再加上匈奴的事先教唆，与自身欠佳的国际形象，西域各国一同进退，坚定地紧闭城门，拒绝给汉人提供补给。汉军只能一座座城市地进行围攻战。攻下了城市就有军粮吃，几天攻不下就只能硬着头皮前进，还要时时担心后路被切断。

明铁帕遗址与其中的出土文物

甲衣残破，叫苦不迭的汉军士兵冒着严寒，在离开温宿后，走出天山南脉的东段山口，然后沿着纳伦河一路向西。他们最终抵达大宛国东境的郁成，也就是今天的乌兹根。那么当时的典型大宛城镇是怎样的呢？

公元2012-2017年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在奥什附近发掘的明铁帕遗址，就是当时大宛城市的典型样式。

根据碳十四同位素测定，这座城市很可能就是汉朝-大宛战争时期的贰师城遗址，和汉代记载一样城市分为内墙和外墙两层，城市成规则的四边形，外城有雄伟的巨大泥砖修葺的塔楼（北侧12座，东侧20座，南侧6座）和宏伟的拱门结构，内城有三到四个门，地势比外城更高，城中有一座巨大的拥有穹顶的圆形建筑物。城市中出土了一些刻着马图腾的石雕，这是斯基泰文化崇拜马图腾的生动写照，也和汉朝时期流行的“西域天马”传说遥相呼应。

中亚地区的土著士兵

只是此时，李广利手下只剩下筋疲力尽的几千人了，他毫无悬念地被当地守军击败，更不提攻占这座城镇、夺取天马了。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大宛远征就此铩羽而归。李广利在第一次远征中的表现平淡无奇，能将军队带回玉门倒也说明此人具有基本的军事素养，但他手里的资源和自己的能力，显然不足以达成汉武帝的战略目的。

二次远征

汉武帝发动了第二次远征

在李广利兵败郁成期间，汉军在蒙古高原上也蒙受了一次空前的惨败：汉将赵破奴前去接应匈奴叛将的2万汉军遭到包围。主帅赵破奴被生擒，他的部下被匈奴单于一网打尽。不愿善罢甘休汉武帝，决心花大力气拿下大宛。

他歇斯底里地下令：凡是出征大宛的军士在拿下大宛之前，敢于私自入玉门关者，当斩!

随后顶着巨大的压力，为挽回已经严重受损的国威，下决心夺得大宛的宝马。

这次为了保证远征的胜利，汉武帝给李广利配足了军械、军粮与兵力，以及善于选马的驱马校尉，对夺取大宛良马志在必得。汉朝还特意搜集了关于大宛国的情报，了解到大宛王城里没有井，非常依赖引水渠给城市供水。于是李广利专门携带了水工，打算让王城因引水渠改道而自乱。汉武帝还让挑选战马的相马都尉随军，意在提醒李广利：只许成功，否则后果自负。

到了公元前102年秋天，6万汉军和自愿参战者（私从）踏上征途；18万戍卒在酒泉和张掖屯田待命，随时准备增援，并防备匈奴人斩断西征大军的补给线和退路。

为了解决补给问题，大军分兵沿着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进军。其中，由李广利率领的主力仍走北道行进。这次西域小国大都畏服于汉军的声势，所以汉军这次进军较为顺利。

第二次出征的汉军

做了精心的准备工作

唯一的抵抗来自于土地肥沃、盛产谷物的轮台国。在将负隅顽抗的轮台屠城之后，丝路南北两道上的城邦再也不敢抵抗。汉军在前进路上，也在沿途各城邦留下了一部分部队，保证补给线的通畅。

汉代的轮台大致位于今天的轮台县境内

在进入费尓干纳盆地后，汉军绕开了吃过亏的郁成，只派一支千余人的部队监视之；李广利带着剩下的主力3万主力，直奔大宛王都贵山城。显然，汉军已经吸取了上次轻敌蛮干的教训；通过对大宛国情况的分析，汉将也注意到当地较为松散的政治结构。这个西域大国虽然号称拥兵6万，但大都分散在各地的首领和小王手里。所以大宛人在短时间内无法将所有人集结完毕。如果汉军能一举拿下苦盏，也就是绝域亚历山大，那么有组织的大规模抵抗都将被扼杀在萌芽之中。

兵临城下

斯基泰人的重装骑兵

迅速抵达贵山城的汉军，遭遇了大宛国王毋寡的直属骑兵反击。这位国王的名字是典型的斯基泰贵族名字Mauakes，和日后南下北印度的几位斯基泰君主摩迦（Moga）等人的名称相似，

这也证明了斯基泰人文化上的一致性，其军队也由少量的重骑兵与大量轻骑兵构成。

少数为战马配备了当胸的国王近卫，显然不能击破数万装备强弩的汉军。在汉军密集的弩箭射杀之下，大宛骑兵败退入贵山城，汉军对这座费尔干纳的王庭进行了包围和重点围攻。由于贵山具有古希腊时代遗留下的城防体系，再加上科学的规划和提前储备好的食物，让守军在整个围困期间都没有出现缺粮情况。另一方面是有限的贵族与军人，已经在战前就把平民疏散出城，守军将不会被大量平民所牵扯，消耗掉不必要的给养。

包围了贵山城的汉军，也感觉到了局势的微妙发展：由于他们一路上动静很大，附近的游牧部落不是撤退就是进行了焦土战术。所以他们也很难在附近搜集到足够的粮秣。与汉朝联姻的乌孙人也只派了2000援军，还一直处于观望状态。大宛西北的另一个斯基泰大国康居，与匈奴是盟友关系。此时也在集结部队，虎视眈眈。分散在大宛各地的游牧民，则会在各自首领的组织下动员起来，向被围困的王都靠拢。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在第一次给汉军造成羞辱的郁成：留下监视这座希腊小城的汉军，在像城里人所要饮水和口粮不得后，也发起了攻击。但他们依然没有拿下这座土著要塞。城里的大宛军队，则在围攻者人困马乏时发动了突袭。数千汉军在内外夹攻下几乎全军覆没。

大宛的希腊裔精锐部队在城墙豁口迎战汉军。其实极少数的希腊裔经过上百年的本地化，装备可能会更靠近本地风格，而不是完全保持亚历山大时代的水平，城中的球形建筑物对应的是明铁帕遗址的那座巨大的拥有穹顶的圆形建筑。

无奈之下围困贵山的汉军只能利用锡尔河在冬季的枯水期，进行土木作业。他们将王城从河流取水的引水渠改道，让敌方陷入断水的危机。由于城中储备了不少马匹，断水后的贵山城很快就难以为继。继而猛攻的汉军拿下了贵山的外城，俘虏了大宛的勇士煎靡。躲入内城中的卫城堡垒继续抵抗的大宛贵族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发动政变，用前国王毋寡的人头议和，并表示如果汉军不接受议和，就会与康居人内外夹击，和汉人拼命、并且杀光良马。

同为斯基泰系的康居军队

深陷外族汪洋大海的李广利，明智地选择走下台阶。

在汉军拥立了一个亲汉的新国王后，大宛人开城门，让汉军从城里及周边部族送来的马匹中挑选良马。由于苦盏控制着毗邻锡尔河的优质草场，也是王室储藏优良种马的育种基地，否则日后处于被围状态的城市很难一次性拿出大量的良马供汉军挑选。

最终，李广利选了3000多匹好马带回国。接着，解除了对贵山城围困的主力为报仇雪恨，大举进攻郁成。郁成的城民在被围困后，因缺粮而选择投降。前大宛国王毋寡安插在当地的小王带着左右人突围逃跑，汉军一队人马在后面紧追不舍。郁成王逃到康居后，康居王得知大宛人已经向汉军低头，于是康居王将郁成王交给了汉军，而汉朝军官毫不犹豫的在半路上将他处死。

惊人的战损比

战后汉朝逐步确立了对西域的影响力

战争虽然以汉军的获胜而告终，但汉军的第二次远征依旧打得十分凶险。

李广利和他的部下是幸运的。

匈奴单于原计划截杀带着战利品回国的汉军。但驻守受降城和光禄塞的汉军牵制了匈奴主力，进攻河西走廊的匈奴偏师也被汉军后卫部队击败。在一直举棋不定的乌孙，远嫁当地的汉朝公主一直依靠宴请与赠送礼物的方式，确保同为斯基泰人的乌孙中立。否则，李广利只怕要提前兵败、并投降匈奴了。但这位汉朝公主，只是乌孙国王的右夫人。而地位更高的左夫人，则是来自匈奴的公主。

从战损比来看，第一次入侵大宛的兵力规模是“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考虑到第二次增派的主力军是6万，那么第一次的主力“恶少年数万”应该不会超过这个数字，按照战后“往来二岁，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的比例估计，汉军第一次远征损失的人数，可能高达4.4万-5万人左右。

日后的高昌就是安置大宛远征军的伤病人员的定居点

在第二次远征击败大宛之后，“非乏食，战死不甚多”，得胜的汉军得到了很多粮食，但是并没有全部带走这些食物，一路上强壮之人吃完了沿途劫掠的畜群，弱者病死在路上，这对应了"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的记载；在靠近玉门关的时候，汉武帝派出了驼队在这酒食迎接得胜的军队，但是在距离已经如此之近的情况下，还有很多人被迫或者自愿留在西域。

第二次汉军的主力是“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不算私自备马带剑出战者，就有6万人，到达大宛境内的汉军有3万人，沿途驻扎、走失、疾病、缺水渴死者起码有3万人；最后回到玉门关的汉军只有“万余人，马千匹”。也就是至少有高达84%的汉军没有回到关内。

远征大宛，也是汉朝人对于西域和中亚政治情况的一次亲身实践。在这个痛苦的学习过程迫使汉朝对大规模远征持谨慎态度，汉朝人一开始将松散的中亚强权视为西域式的弱小城邦。汉朝人还是在第一次远征的灰头土脸后，才精心设计了第二次远征时的斩首战略。由于文化的差异，适应了集权帝制的汉朝人认为扶持新国王就能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但在中亚的斯基泰和希腊人贵族看来，内斗和政变本来就是家常便饭，而且为了自保而换掉领袖是很平常的事情。在汉军取胜一年后，他们拥立的亲汉的大宛王就被其他贵族杀了，汉朝扶持的傀儡就此失效。

而似的文化冲突还将在日后汉朝经营西域的过程中不断上演，并不断考验使者和将领们的能力。

虽然改朝换代，但是大宛每年向向汉朝进贡2匹天马的政策：“岁献天马二匹”延续了下来，敦煌悬泉置遗址就出土了写于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的一枚编号（Ⅱ90DXT0115④：37）的木简，上面记载御史大夫田广明派出使者去敦煌郡迎接大宛国进贡的天马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