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会好吗？

经历了两年多的全球疫情，很多人每天都在问一个问题：世界还会变好吗？历史有没有给出答案？

大约是100多年前，一个叫梁济的人问了同样的问题，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如火如荼中，报纸将欧洲战事新闻带到中国，看到这则新闻后，这位父亲问颇为博学的儿子梁漱溟：“世界会好吗？”儿子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老人家跟所有父亲对儿子只交谈不交心一样敷衍了一句：“能好就好啊！”三天后，就投了北京的净业湖，溺水而亡。

梁济死时60岁，以六十甲子为纪年，正好活了一轮，他27岁中举，官至内阁中书、侍读，心忧天下，思想开明，支持维新，也颇为理想主义，哪怕是面对晚清衰局，仍认为这个世界原本应该是精英齐聚一堂，匡扶社稷，救民于水火，但现实却是权力中枢内斗不断，争权夺利，相互辱骂。

当一个年逾六十饱读诗书的老父亲，向25岁的儿子询问“世界会好吗”时，俨然是那个给他信念支撑的旧世界已经崩塌，经验和学识都不足以支撑他看清未来的路，才会在本该最富人生智慧的年龄向儿子“不耻下问”。

显然，在北大教佛学的儿子没有很好地说服父亲，老人在三天后选择投湖，将这个生死之问留给儿子，也困惑了梁漱溟一辈子，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即便是父子，一个人也很难真正走进另一个人的内心，更何况是涉及生死的决定。梁漱溟试图解释过父亲自尽的原因：世界的混乱和对国情的失望，让老人家对“世界会变好”这件事不再抱有幻想或者不想再去操心了。

我们很难类比梁济面对的世界和我们当下面对的世界差别有多大，但既然大家都问出同样的问题，心里的困惑大抵是一样的。经久不散的疫情迷雾，一波又一波，新冠未停，猴痘又起；突如其来的军事冲突，枪炮横飞，钢铁洪流。疫情，战争，饥荒，天灾，人祸，经济危机，此起彼伏，似乎没完没了，天天有人感慨“旧日好时光，我们回不去”，似乎连问“世界还会好吗”的勇气都没有了。

更残酷的是，人类历史从来都不缺惨重教训，但人类从未没从各类危机教训中吸取任何经验，就连灭绝已久的天花病毒似乎又要重出江湖了。全球防范监测委员会（GPMB）曾经颇为失望地表示：尽管全球有500万人死于新冠肺炎，但“缺乏证据”表明人们正在从这场危机中吸取正确教训，世界仍然对任何卫生紧急情况“毫无准备”，“既没有能力在不久的将来结束当前疫情，也没有能力预防下一场疫情。”

战争与病毒，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总会同时降临，给欧洲带来黑死病的蒙古铁蹄，给美洲带来天花的欧洲殖民者，一战中给欧洲带来大流感的美国大兵，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伤寒、鼠疫，这些不仅仅是病毒，还是一个文明消灭统治另一个文明的辅助工具，所到之处常是灭顶之灾。1918年，梁济自杀时，正是一战与西班牙流感叠加的痛苦时期，枪炮与病毒，逐渐变差的世界，终于让梁济在问出“世界会好吗”的问题后，做出了生死抉择。

美国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曾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提到，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四大关键因素分别是：枪炮、病菌、组织、文字。如今，病毒已蔓延全球，枪炮也已不绝于耳，大变局的舞台早已搭好，就在等待演员逐一登场，如何演绎人类社会变革这出大戏了。

一股塑造新世界的强大力量正在凝结，这趋势其实已经不以某个人或国家的意志为转移，每个国家都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历史选择，都在指责别人逆历史潮流而动，都认为对手站在历史错误一方，而自己终将成为历史的选择。

世界还会变好吗？我相信是会的，但是在此之前，你可能要先读懂另一句话，那个提出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古希腊历史学家说过的另一句话：强者兴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好，但收获未来的一定是强者，而弱者永远只是更好未来的垫脚石。

如果让梁济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让1918年的他再选一次，你猜他会怎么选？或者你觉得他能怎么选？毕竟，对于弱者而言，选择再多，也总是供过于求。

唯一欣慰的是，儿子梁漱溟活到了95岁，捱过了那段可能天天都要怀疑自己的暗黑时刻，才换来亲眼见证“世界会不会变好”的资格。

世界会变好吗？或许只有活下去，才能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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