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必然性是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
从几千年历史长河的角度看，人类进步发展的确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但具体到特殊时期的某一场战争，偶然性因素往往发挥着巨大作用。
这里的“偶然性因素”有两个层面：其一为决策的偶然性，其二为信息不对称性。
下面一一展开。
在密苏里舰上等待投降的日本军政高官
首先谈信息不对称性。
对于做决策的政权来说，信息不对称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
比如1941年日本对美国宣战前夕，以山本五十六为代表的一线海军将领均激烈反对，认为毫无胜算。
但天皇和首相多年以来收到的信息却是大日本皇军天下无敌，战无不胜，认为美国人的意志会像法国一样崩溃掉，一线将领的真实想法并没有被决策层重点参考。
换言之，我们不能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去“开天眼”看待问题。
当局者迷。
身处漩涡中的大人物们并不会比几十年后读历史课本的我们更清楚世界大势与利弊得失。
回顾历史，皇帝遭蒙蔽的情况比比皆是。
1840~1842年间，道光皇帝得到的唯一一份准确情报大概就是最后那份《南京条约》；其他全都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搞得万岁爷晕头转向，一度连打输打赢都不清楚。
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孝庄太后曾教育年轻的康熙：奏折是这世上最会骗人的东西。
帝国上下的核心权力，其实是被皇帝瞧不起的那万千奴才们牢牢掌握着——忽悠权。

聊完信息不对称的话题，接下来聊决策的偶然性。
重要决策通常是存在预案的，预案由专业外交军事团队提前设计好，分Plan A和Plan B——
if (XXX)
{

   A；
}

else

{

   B；
}
以之前《二战往事》中讲述过的故事为例，面对咄咄逼人的纳粹德国，苏联的第一预案原本是与英法结盟。
结果英法对于苏联的条件和要价一时下定不了决心，被希特勒用“平分中东欧”的条件给截胡了。
假如英法能更准确的评估德国威胁，大战可能打不起来，或者换一种形式打。
如果说二战德国是主动发起的一方，那在1914年爆发的一战中，德国有那么一点被奥匈帝国拖下水的感觉。
交友不慎啊！
当时德意志帝国正处于其历史发展的最好阶段，刚刚解锁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科技，堪称战略机遇期。
结果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太子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奥匈借此出兵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是抱沙俄大腿的，沙俄看奥匈做军事动员他也开始动员，跃跃欲试。
奥匈是抱德国大腿的，根据事前的秘密盟约，一旦俄国对奥匈动员德国就得同时对法俄动员。
而一旦德国对法俄动员，法国就必须对德奥动员……
环环相扣，火烧连营。
站在以史为鉴的角度，对主要大国来说，军事条约与军事同盟协议这些东西必须得慎之又慎，万不可轻下承诺。
1900年的柏林街头
《决策的主线，2017》一篇中提到，六十年代中国有关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判断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个事情需要辩证的看，不能简单的从结果出发做倒推。
像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俨然拉着全世界从悬崖边上走一遭。
当时还没有“核手提箱”这些设置，发射核武器的权限直接放在军方将领手中，危险系数远远高过今天。
某种程度上讲，最后关头赫鲁晓夫的一步退让其实是赔上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成为1964年政变下台的催化剂。
再比如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对中国的“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作战计划。
要不是苏联总理柯西金强烈坚持对华和解，甚至在参加完胡志明葬礼已经返回苏联境内的情况下再紧急折返北京见周恩来，局势往哪方面发展还真不好说。
毕竟历史上很多战争就像今天的俄乌冲突一样，战前舆论界普遍认为打不起来，得不偿失。
可偏偏就是打了，规模还如此之大。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出于万全的考量，当外界气氛烘托到位时就得按照最坏的情况来准备——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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