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code：按照2021年中国GDP为114.37万亿，宏观杠杆率272.5%，可以算出2021年底中国总负债为312万亿；查了下发改委数据，中国全国总资产1302万亿，这么算，中国全国的资产负债率为23.96%，也不算很高啊。美国总资产288.98万亿美元，总负债189.83万亿美元，资产负债率65.69%，比中国高多了。
//我国央行例行发布会上，副行长刘国强指出，2021年度中国宏观杠杆率为272.5%，相比2020年有所下降。2021年我国GDP为114.37万亿元，根据这个数据，不少财经媒体就迅速核算出，2021年我国的国民负债数额高达312万亿。
美国在2021年的三季度末，宏观杠杆率为281.1%,而中国的宏观杠杆率为272.5%，相较之下比美国的债务要低一些。相较于美国政府杠杆率，中国政府虽然经历了疫情，但是我们的政府杠杆率也不过美国的三分之一。我国政府的宏观政策相对来说有力、有效、有度，让政府债务基本盘可控。
我国的企业债务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企业债务杠杆率已高达158.1%。如此高的杠杆率和城市基建有很大的关系，比如高楼大厦平地起的房地产企业，要想富先修路的路桥企业，保民生的电力、热力企业等等。
//截至2021年底，中国全国总资产已经达到了1302万亿元，都是多年的投入、多年的发展形成的。1302万亿人民币，按现在汇率计算合美元约183.5万亿美元。
根据美国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家总资产大约288.98万亿美元，同比增2.8%；国家总负债189.83万亿美元，同比增1%；国家净资产99.15万亿美元，同比增6.4%；国家资产负债率65.69%，同比降1.15%。
而在这些资产中，美国国家非金融资产是79.48万亿美元，同比增5.5%；国家金融资产则高达209.5万亿美元，同比增1.8%，其中现金存款17.33万亿美元，同比增0.7%。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http://www.nifd.cn/Research
按季度发布宏观杠杆率和全球金融市场报告
2022年5月全球金融市场季度报告
http://www.nifd.cn/Uploads/SeriesReport/9267aa8a-3a04-47e6-8ea0-a38ae6930e9c.pdf
2022年5月宏观杠杆率季度报告
http://www.nifd.cn/Uploads/SeriesReport/d28c7145-2f34-41e3-ba7e-dbf1efc40c9b.pdf
研究评论 -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http://www.nifd.cn/Research?categoryGuid=3333d2af-91d6-429b-be83-28b92f31b6d7
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
http://www.nifd.cn/Writings/Details/2554

社会净财富与GDP的国际比较（2018年年底）单位：亿美元
在上文的国际比较中，美国的社会净财富未包含政府部门的土地价值，而中国包含了土地价值（主要是国有建设用地价值）。从可比性角度，如果我们将国有建设用地价值扣除（2018年为31.5万亿元，约合4.6亿美元），那么，2018年中国的财富规模将缩减为84万亿美元，占美国财富的比重由原来的80%，下降为76%。
皮凯蒂在估算了各国净财富的名义水平后又通过一个缩减指数将其还原为不变价格下的资产负债表，同时其估算范围也与SNA2008存在一定差距，这些都是造成WID数据与我们的估算结果[7]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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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以来，李扬、张晓晶、常欣等以“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为总题目，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连续出版了三部专著。2018年12月26日，这个系列的第三部《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8》面世。本书承继前两部专著，将2000-2016年中国的资产、负债和财富的“家底”和盘托出，同时，还在编制方法、数据跨度以及国际比较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进，取得了新进展。
这项研究填补了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的空白，为分中国的国家能力、要素配置、财富构成与债务风险等提供了权威依据，为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进而，为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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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6年，广义政府负债从2万亿元上升至27万亿元，规模扩大至原来的13倍；政府资产也同步增长，从11万亿元上升至146万亿元，规模扩大至原来的12.8倍。这样，中国政府所拥有的净财富就从9万亿元上升到119万亿元，规模亦扩大至原来的12.7倍。
中国社会净财富与GDP之比自2000年的380%上升到2016年的590%，折射出产出效率不断下降。
国际比较发现，财富收入比最大差距来自于非金融企业部门。中国非金融企业总资产与GDP之比，自2000年的280%上升到2016年的460%。而英国、德国均稳定在250%左右。2000年，中国的这一比例只略高于美国、英国和德国，但2008年以后大幅攀升。
2016年，中国社会净财富的73%归居民所有，剩余27%由政府持有。2016年，英国、美国政府净资产均为负，而日本、德国政府净资产占社会净财富比重均不足5%。
2000-2016年，中国非金融资产由37.5万亿元增长至424.5万亿元，增长了10.3倍；金融资产由53.2万亿元增长至786.2万亿元，增长了13.8倍。
2016年年底，中国社会净财富（非金融资产与对外净资产之和）总计437万亿元，其中，国内非金融资产424万亿元，对外净资产13万亿元。中国社会净财富水平，相当于美国同期财富水平的70.7%，位居世界第二。同期，中国GDP为74.4万亿元，相当于美国同期水平的57.2%，亦位居全球第二。
2000-2016年，广义政府负债从2万亿元上升至27万亿元，规模扩大至原来的13倍；政府资产也同步增长，从11万亿元上升至146万亿元，规模扩大至原来的12.8倍。这样，中国政府所拥有的净财富就从9万亿元上升到119万亿元，规模亦扩大至原来的12.7倍。毫无疑问，近120万亿元的政府部门净财富，构成应对债务风险的雄厚基础。
不过，也需要考虑以下因素对政府净财富的冲击。一是未直接计入的各类隐性债务。这包括地方政府大量的隐性债务(按不同口径估算，约为30万亿——50万亿元)；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中政府所应承担的隐性债务（我们估算约为25万亿元）。二是政府资产的流动性。中国政府部门净资产中，剔除掉变现能力较差的非金融资产，净金融资产也达到73万亿元。国有企业股权为52万亿元，占政府净资产的44%。政府非金融资产中，政府土地储备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其规模为23.9万亿元，占政府非金融资产的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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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方法的兴起是与金融危机紧密相连的。早在1979年，美国学者克鲁格曼就采用了资产负债表方法来分析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对固定汇率的影响。这可以看作是现代经济学应用资产负债表方法的开端。自上世纪90年代拉美（如墨西哥、巴西等国）和亚洲地区相继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以来，关于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和研究方法的讨论日趋活跃，其功能也超越单纯的统计核算，逐渐显示出成为宏观经济分析基本方法之一的强劲势头。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推广这一方法上的努力。一篇发表于2002年的IMF工作论文指出，资产负债表方法的特点与优势在于，通过这一方法可以清晰地界定出四类主要的金融风险，即：期限错配、货币错配、资本结构错配以及清偿力缺失。而分析考察这四类问题，则是揭示危机根源，认识危机的传导机制，理解微观经济主体应对危机的行为方式，以及研判应对政策的关键所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资产负债表分析方法进一步得到了学界、政府以及国际机构的广泛重视与认可，国内也有学者敏锐地跟上潮流，并用之对中国经济问题展开了初步分析。
　　对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卓越应用不能不提风行一时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这本在海内外均引起巨大反响的著作，其核心思想是从资本/收入比的上升导致“资本的归来”（即来自资本的收入占比上升而劳动收入下滑），进而讨论二十一世纪的不平等。而这个关键的资本/收入比中资本数据的估算，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国家资产负债表（包括相应的历史统计）中的资产。也正是这个卓越的应用，让我们看到国家资产负债表在研究资本积累、结构与分布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的拓展应用还有很多。比如国家资产负债表视角下的结构性改革。从资产结构角度，通过国际比较发现，政府净资产，美国、英国基本上是负值，日本、德国也仅占社会净资产的1%左右。而中国政府部门拥有大量净资产，是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这样的资产负债表较为健康，不惧危机。但过于注重风险维度，会导致效率损失。改革的方向则是重置政府存量资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债务结构方面，国有企业债务占到非金融企业债务的六成，因此，国企去杠杆成为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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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资产负债表主要存在以下困难和问题：
　　一是资产和负债的范围界定。资产负债表应包含哪些科目，以及科目该如何定义，这是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文物资产、国防资产、地下资源、甚至太空资产要不要纳入资产范畴，怎样纳入？负债方面，尤其是或有负债的认定，也非常复杂并存在很大分歧。比如社保欠债、影子银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等的估算很难。
　　二是估价问题。在资产负债表编制中，从来都是“负债好算，资产难合”，这主要涉及到对于资产的估价，比如基础设施的估价。有些市政道路、桥梁等，只有实物量，没有价值量，特别是还没有现金流，难以进行价值估算。行政事业单位的土地使用权多数属划拨取得，重置成本较难找到合理的市场价格，如在固定资产清查时，有的行政事业单位对于划拨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以1元的名义价值入账等，这样，对于广义政府资产（含行政事业单位资产）价值就会存在明显的低估。还有，资产价值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典型的如房地产。因此，基于市场价值估算的资产有时候并不能非常客观地反映资产负债的结构关系以及应对风险的能力。
　　三是数据问题。对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来讲，数据一直是个大问题。首先，一些数据无法直接获得，如我国企业所获得的境外融资；其次，一些数据可能需要估算和补充调研，如影子银行数据、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数据等；第三，数据缺口问题，20国集团数据缺口倡议第二期（DGI-2）强调中国要完成尚未完成的工作包括部门账户、政府财政统计等。其中按《2001年政府财政统计手册》的要求，目前政府财政统计还缺乏关于资产和负债交易、总债务和资产负债头寸的数据。
　　四是国际接轨问题。强调了“中国特色”就会影响到国际比较或国际接轨，当然这是全球性问题。中国的制度性特点，也使得国际接轨问题更加突出，其中最明显的是所有制问题。比如，土地资产一般是归到政府资产中，但国际上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土地原则上是公有制，中国农民拥有的土地承包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所有权，所以应将土地资产按一定比重分配到居民部门。还有，货币与金融统计方面，我国的社会融资总量概念还不是国际惯用的广义信用衡量指标，目前已有研究机构尝试用信用总量数据来替代社会融资总量。
　　鉴于存在以上困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召集全球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形成了一些共识。首先，各国标准尚未统一，资产负债表国际比较困难，因此急需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国际统一标准。第二，各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存在一些普遍的缺陷，例如时效性较差、频繁修正、缺乏与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比较以及实物资产估值标准不统一等，这些困难需要全球统一的标准来解决。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建立一个跨国合作的“全球资产负债表项目”，召集相关的专家学者分享经验并统一各国间的假设标准和统计规范，从而使国家资产负债表对金融危机和金融稳定性研究产生更重要的作用。这需要宏观经济学家、国民账户统计专家和金融专家的密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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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已经有较长时间的历史。斯密《国富论》发表前，就有了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的萌芽。配第在其著名的《政治算术》中估算并比较了英国、荷兰、法国的财富。财富估算最初是出于国力比较（用于国际竞争或战争）以及征税的需要。财富估算的传统在随后有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而负债方面，由于存在着偿债压力以及债务本身的刚性特征，这方面的数据是较为全面的，因此一直以来（政府）债务并不是估算的重点。上世纪30年代，开始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1936年，有美国学者提出把企业资产负债表编制技术应用于国民经济的构想。资产负债核算作为一种成熟的宏观经济核算方法，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作为此领域的开创性工作，戈德史密斯等人曾编制了美国自20世纪初至1980年若干年份的综合与分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英国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试编国家资产负债表。自1975年，英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正式由官方发布。目前，大部分OECD成员国家公布了不含有实物资产的金融资产负债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推动了世界各国资产负债表编制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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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以来我国宏观杠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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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杠杆率是指各部门从金融体系（含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等各领域获得的债务余额与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整体宏观杠杆率的计算方法是，债务规模除以名义GDP（文中GDP都指名义GDP），其中债务规模可以粗略用“社会融资规模”替代。考虑到中国GDP同比增长8.1%，2021年度宏观杠杆率的下降，可能存有一定的水分。不管怎么样，从数据来看，中国是一个高债务国家，同美国、欧元区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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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清算银行（BIS）最新数据显示，2021 年二季度末美国（286.2%）、日本（416.5%）、欧元区（284.3%）杠杆率分别比 2019 年末高 31.3 个、37.1 个和 27.2 个百分点。同期中国杠杆率为 275.9%，比 2019 年末高 19.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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