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塔斯社报道了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的讲话:
俄方明确告知美方,莫斯科不会在乌克兰投降。
安大使此番表态是有背景的,原来事前美国向俄罗斯提出了展开谈判的三个条件:
1、停火;
2、撤军至2月24日之前的界线内;
3、要求俄方“为所作所为忏悔”。
或许是俄罗斯认为上述条件形同投降,故由大使做出上述表态。
在拒接美国条件的同时,俄罗斯猛攻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已逼迫大多数乌克兰武装出来做“体面投降”。
另一方面,乌军在哈尔科夫的反击和俄军北顿涅茨克的围歼战都在激烈进行中。
乌东战场远未到决出胜负的架势,泥潭状态的持久战似乎在所难免。
前几天推送过几篇军事话题的文章,读者朋友们各种留言见仁见智。
既然军事类话题争议比较大,那接下来本篇便抛开具体战况,从“克里姆林宫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分析普京为什么要把这场仗打到底。
根据笔者粗浅的理解,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的高层架构无非以下两种模式:
A.超然仲裁制
B.派系依托制
以俄罗斯为例。
模式A即普京的角色类似斯大林,可以超然于各派之上,拥有绝对的权威。
军方、政府、文宣、亲西派、强硬派等斗得不可开交,均需要普京来做仲裁。
普大帝一言九鼎,错而不错,具备几乎100%的决策权,是真正的“大帝”。
模式B则有所不同。
该模式下普京的角色会略微弱化,类似特朗普,身处两大派系之一。
假设克里姆林宫高层存在强硬派与温和派(亲西派)之争,那么普京长期以来应该属于强硬派的一员,类似特朗普与共和党的关系。
该模式下,普京或特朗普的权力稳固程度强烈依赖自己所在派系。
正如特朗普必须与麦康奈尔、彭斯等共和党大佬搞好关系一样;普京一方面是绍伊古等人的领导,一方面也得安抚支持自己的各方军头。
一旦众叛亲离,权势将陡然下降,甚至晚节不保。
简而言之,模式A情况下各种风云变幻此消彼长的是普京身下的“强硬派”与“温和派”;而模式B情况下则变成“以普京为首的强硬派”与“温和派”,普京身处其一。
那么关键问题来了,普京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呢?
答案应该更接近第二种,属于派系依托制下的强势领导人。
不同于苏联时代对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今天俄罗斯国内批评政府的声音很多。
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公然向普京叫板的场面历历在目(判刑几年后流亡海外),甚至还有俄退役将领上公开电视节目对出兵乌克兰的决策指指点点。
这些场景放在苏联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哪个苏联商人敢叫板斯大林?
坊间趣闻,1956年赫鲁晓夫做秘密报时,台下曾有人递上去小纸条,上面写着:
“当初你就在斯大林身边,为什么不纠正他呢?”
主席台上的赫鲁晓夫一边读着纸条上的话,一边变脸厉声道:
“这是谁写的纸条?给我出来!”
台下鸦雀无声。
过了几秒钟,赫鲁晓夫恢复正常语气:
“知道为什么了吧。”
一方面今天俄罗斯国内的氛围与苏联时期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制度上普京是要经过全民选举的。
2012年普京第三任期大选时得票率为63.6%,排名第二的是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17%)。
2018年第四任期大选时得票率为76.7%,排名第二的候选人还是来自俄罗斯共产党,为格鲁季宁(11.8%)。
尽管连任压力不大,但选举毕竟是一个候选人面对民众公开攻讦的场合,普京或多或少需要拿一些政绩出来。
内政方面不多说了,俄罗斯人民这些年过得紧紧巴巴。
如果外交层面普京再拿不回来分,对内很难做交代的。
其实大家从普京长期以来塑造的各种形象中也能窥探一二,他有那么一点个人包装和讨好选民的感觉,与苏联领导人高高在上的形象并不一样。
还有一点很重要——克里米亚事件的政治影响。
2014年克里米亚入俄事件中,关于普京的态度历来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他亲自参与决策的;另一种是一线俄军将领临机决断,普京见木已成舟便默许下来。
但不管怎样,事后普京主动认领了功劳,将拿下克里米亚作为自己的一项重大政绩来宣传。
如果后一种说法属实,那么相当于俄国内的强硬派献上“大礼包”将普京彻底绑上车,完成站队。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克里米亚事件在增强普京统治力的同时,也无形中增大了其政策转向难度。
超然仲裁制下,领导人对于战争的操作空间相对较大。
以斯大林为例,众所周知,他在苏德战争初期判断严重失误;苏军损失惨重,大片国土沦陷。
然而即使当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斯大林仍然保持着绝对权威,克里姆林宫内几乎没有任何杂音(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1945年的德国)。
权势之盛,令人瞠目。
与斯大林巨大的容错空间不同,普京的退路十分有限。
随着俄乌战争形势的变化,俄罗斯国内强硬派声望受挫,亲西派跃跃欲试。
此时与其说泽连斯基和拜登是普京的敌人,不如说更可怕的敌人在宫墙之内。
1962年,面对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表现出的颓势,他在苏联国内的反对者们暗中窃喜;各派势力迅速形成统一的“倒赫联盟”,积极筹划政变。
真是应了蒋介石的那句话:
“共产党是皮肤病,擦擦药就好了;白崇禧是心脏病,随时要我的命。”
更进一步,易时易地而处。
大家能想象今天乌军杀入俄罗斯境内直逼莫斯科,普京会面临怎样大的倒阁压力吗?俄罗斯民众会像当初支持斯大林一样支持普京吗?
这些都是大大的问号,恐怕普京本人都心生忌惮。
模式B情况下,乌克兰战争其实成了普京与强硬派的“华山天险一条路”。
进,赢了便有生机。
退,背后是万丈深渊——尼古拉二世和赫鲁晓夫的前车之鉴摆在面前。
本篇后半段,试着将逻辑链升华一下,以做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通过前面的介绍相信大家都能体会到,仅从战事主导者个人的角度,超然仲裁制是优于派系依托制的。
后一种模式下,战事进展得顺利自然皆大欢喜,民调蹿升;一旦出现幺蛾子,很容易祸起萧墙。
放眼地球村,普京算得上是政治强人了,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也并非走到失败那一步,只能说不及预期的顺利。
但尽管如此,普大帝仍承受着巨大压力,两个月间头发骤白,不少西方媒体甚至还做了其“身体姿势”和“面部微表情”的分析。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发动战争的是美国拜登,仗打成这样估计早就被共和党骂得狗血淋头。
什么2022中期选举、2024总统大选,都不用想了。
正因如此,派系依托制下领导人对于战争的态度会更加谨慎,一着不慎容易满盘皆输。
搞不好“弃车保帅”,自己被打倒在地当个替罪羊。
换你去当美国总统,也只愿意打必胜的仗——赢了是国家的,输了是自己的。
像闪击法国、巴巴罗萨这种赌博式的战争,通常只会发生在A象限国家。
与古代可以下“罪己诏”的皇帝不同,现代政治中,除个别特殊历史背景下诞生的领袖,政治人物往往达不到超然仲裁的权力高度。
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无法自己否定自己。
以美国为例,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不会发生小布什任期内,小布什要做的就是干到底。
同样,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1988~1990年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都是在完成最高人事更迭后才执行的。
让勃列日涅夫和黎笋去主导是不现实的,再苦也只能硬挺着。
事情都存在正反两面。
反过来看,如果某个政权有执行强硬外交政策的念头,很多时候会选择往超然仲裁制上去靠拢。
这样于私可以预防最坏的结果,于公则可以为随时纠错保留余地。
逻辑与《汉武帝晚年回忆》中最后部分的解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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