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在权力面前没有抵抗力，成熟的志愿者做事一定是双向愉悦和满足的，不要让自己掉入权力的陷阱，抵消过去的所有努力。
分 享 | 王建硕 百姓网创始人
刘 勇 卡里司马创始人、原格瓦拉生活网创始人
整 理 | 曹欣蓓
责 编 | 施 杨
从3月28日浦东封控，再到4月1日浦西封控，在前所未有强度的疫情防控力度下，上海暂停了大部分商业活动，城市与街道静止了，却停不下一颗颗为社区奉献的心。
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由“有组织的机构”所构成的社会，当上海被按下“暂停键”，志愿者和团长们形成了一个个自组织，开启了关于理性与人性的管理实验。
《中欧商业评论》邀请了百姓网创始人王建硕与卡里司马创始人、原格瓦拉生活网创始人刘勇进行线上对谈。
自疫情以来，王建硕始终承担着小区内部“信息中枢”的角色，负责小区志愿者信息统派与协调，至今已累计发布近800份公告，参与或建立小区40余个微信群，全方位观察并思考上海疫情下的民间力量。
在非常时期，面对浦东的封控，刘勇于第一时间牵头撰写了《仁恒河滨城2期28号楼防疫保护指南》，涵盖业主共同约定、志愿者分工及每日行动、关于每次街道配货物品运输事宜、每日工作通告、重点关注列表、后续关注事宜等，该份抗疫指南迅速走红网络，被称为从“迷雾中射出的一道光”，从最亮的一面映照出人类的理性之美。

龟缩还是冒险？这是一个选择

王建硕：如果让时间回到4月1日，当时上海绝大多数的小区应该都差不多，处于有一点恐慌的状态。大多数居民食物储备不足，尤其是我们小区有大约1/3的老外，到4月5日时，有些人冰箱里已经基本没存货了。
当时，因为物流快递都进不来，团购因此产生了，最早的时候，甚至都不叫团购，只是某些邻居有门路，可以托人送大米。我们小区也进入了非常严格的计划经济，小区内部组织了几场特别大的团购，帮助大家度过物资短缺的时期。
到了4月7日左右，过了最紧张的时期后，不同品类的物资开始渐渐出现，东西越来越杂，包括了巧克力团，咖啡团，这时候，很多小区都会产生一个新的矛盾：有的邻居认为其他邻居购买的物资是非生活必需品，增加了感染的风险。到底是统一大团？还是分散多品种的小团？

于是，大约在4月10日，小区进行了一次全民投票，内容为《关于团购实行审批制度的动议》，征求大家意见，是否需要赋予统筹委员会权力，对于所有团购实施审批。一开始，支持审批派占了上风，但很快，随着小区内外国邻居的加入，很快局势又扭转了，直到最后，以133票同意，130票反对，4票弃权，按照《罗伯特议事规则》，弃权票算反对票，最终以一票之差，没有通过审批制度。
但后来，小区关于团购和配送的矛盾逐渐增多。团长团了很多东西，可他们采购下单后就不再参与，而志愿者一共才那么点人，送货累得不行，很多团购物资到了以后，因为没有配送清单，无法配送，产生混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大家又开了会，结果是小区的“区营志愿者”团队正式退出配送市场，开放配送市场给民营经济，推行团长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团长负责组织开团、购买、召集志愿者，配送等，一场轰轰烈烈的市场化运动从此拉开序幕。
在此之后，我们整个小区原来的志愿者，也就是小区统筹的力量，仅仅负责两件事，一个是“独居老人、孕妇、病人关怀”，另一个是防疫物资统筹购买分发，这都是小区最基本的，市场机制会失调的领域。只要保证脆弱人群没事，防护物资足够，哪怕小区团购再乱，也会慢慢在市场调节中归于秩序，到4月20日的时候，团购在小区里已经运行非常顺畅了，这也是我们小区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共存的模式的转变全过程。
这样的实验，如果放在国家的层面，可能要花十年、二十年，但在一个小区里，不到20天就可以都做一遍，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观察。
另外补充一下，我看到上海还有一些小区，直到将近解封依然属于审批制。其实封控期间的问题，类似于《三体》中人类星际舰队被水滴彻底摧毁以后面临的问题，到底是要龟缩起来，等待遥遥无期的解封，还是冒一些风险，过上有尊严和品质的生活，这是一种选择。
刘勇：我们小区一共1万多人，我没有参加小区的志愿者团队，更多的时间花在我们楼里，从我的角度来看，危机之下，例如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共存的模式的转变，其实相当于一种人的本能反应，因为人天生更希望控制与管理，所以计划经济最先出现，我觉得很合理，因为人的主要的动机是避险。
其次，没有一个理论是万能的，相对论也不是解释物理的万能钥匙，所有的理论和规则都是在有限条件下进行定义，就像楼栋里的孤寡老人，如果是市场经济，这些人连手机都不会用，一定要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去统一帮扶。
第三，任何组织形态的变化，本质是一个迭代的过程，在有限或封闭的环境里，迭代的速度会加快，例如迭代放在国家层面可能需要20年，但在小区里，不到20天。但迭代的底层逻辑都是相同的——效率，怎样让整个流程运行得更流畅，削减不必要的流程。举例而言，我们楼里最开始负责核酸检测的志愿者有4人，有人负责喊话，有人负责协调秩序，但现在大家做核酸次数都多了，流程都熟悉了，所以只需要一个志愿者就够了，这也是一种流程优化。
关于自组织的兴起与边界
刘勇：在常规情况下，志愿者的价值和作用其实没有那么大，大家对志愿者的感知不是很强烈，但在任何危机的时候，志愿者体系是一种很大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会自然而然地冒出来。
在自组织方面，带头骨干的作用非常关键，因为任何一件事，如果没有几个关键节点人物起作用，不断向前推动，其实是很难的。很多人都想出力，但往往需要几个带头人鼓动大家，不然自组织的效率效果就会降低很多。
就像我们小区一共72栋楼，我们楼反应最快，但在我们楼志愿者已经正常工作3、4天后，小区的其他楼才开始行动，这就是因为我们楼里有几个人很关键，愿意站出来，其实不在乎你的技术和能力，但重点是有人要站出来解决问题。
第二，团长与志愿者体系都是迭代的，大家最开始都希望计划经济，也就是所谓的保供模式，但这其中很大的挑战在于：志愿者基本都是男性，平时家里的物资储备和一日三餐，往往是女性决定的，采购的事情由男性志愿者来做，其实效果没那么好，男性更多的是做体力活，负责搬运。
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在楼里找很会买东西的人，让她们来组织团购，我们楼自己就有两三个团长，商品和物资都很丰富，连冰淇淋都在团，一般都是服务我们自己楼，属于专供型。大部分物资都是物业配送到楼栋，楼里志愿者分发到门户，前几天，我们志愿者又做了个决定，让各户自己下楼领取。
提到团长的时候，还有一个盈利问题，这其实是心理问题。每个住户怎么判断团长是否盈利？其实大家不一定能判断明白，但有些团长沟通方式好，人际关系好，或者是自己楼内组织的团购，人们天然就倾向于认为是非盈利的，说白了，我们只是凭借个人好恶来判断，关系好一点的，觉得对方人品好的，那就是公益的，话不投机的，价格高的，就会被看成盈利的。
好的团长，是可以形成一套正反馈机制的，不断让所有人相信你的团购商品好，价格公道；正反馈机制同样也适用于志愿者体系的壮大，骨干的志愿者不断通过做出成绩，感动和影响其他人，让大家看到这一套模式是有用的，那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王建硕：疫情期间，我们小区实际居住人数大约不到1000人，我做的主要是信息中枢的工作，就是在小区发公告，在20多天里，我大概发了近800份公告，我微信里共有40多个小区群，所以有一个“准上帝视角”，可以作为观察者，看到整个小区的情况。
自组织是一个典型的弱组织，多样性极高，但是微信交流，我们看不出这种差异。有时候群里两个人怼起来了，结果发现他们的年纪相差60岁，是一个老爷爷和一个小孩互怼，怼到最后小孩说：妈妈让我吃饭去了。
小区里的人不是经过面试进来的，这和公司不一样，在公司，大家存在经济上的绑定，不会轻易怼人，有很多需要顾及的部分，但小区里，对于他人的容忍度都很低，如果几句话说得不开心，就会进入战斗模式。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小区吵架群，只要两个人吵起来了，就劝到吵架群，还会专门发海报，告诉对方：请前往吵架群。
在无权力领导模式下，组织内所有的事项都是自发产生的，乍看之下的混乱，其实是带着美感的，我们需要杜绝的不是混乱，而是杜绝垄断。以配送为例，如果说只有物业才可以配送，或是只有指定的10个人才能进行小区配送，就会出现志愿者累死，楼上住户急死，楼下物资烂掉的三输局面，所以一定要开放，允许家家户户进入志愿者市场。
如何平衡权力与自我？
王建硕：志愿者有时候会出现一种状况——只有我才能当好人，别人不能当好人。这指在一个封闭的市场里，例如居委会指定了10个人当志愿者，类似赋予了一小群人权力，只有这群人才是“官方认证的好人”。
过不了几天，就会从居民和志愿者其乐融融的关系，变成“凭什么你管我”的矛盾与冲突关系。志愿者也很难，无论再怎么努力，都难逃被骂的局面，因为志愿者其实就是一种项目管理，而任何项目本质都是一个赶100只鸭子从徐家汇到人民广场的一次性努力，抓了这只，跑了那只。更何况是100个大活人，随着封控的持久战，出现一些裂痕也很正常。
另外，哪怕再小的权力与再善良的人相结合，都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这并不是人不好。举例而言，维持秩序的志愿者，其实很难分清楚，让人往前多走一米，究竟是出于维护秩序的考虑，还是出于使用权力的考虑？这中间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可能演变为自以为在做公益，但其实是发泄情绪和满足小我的状态。
志愿者最大的一关，其实是自我（ego）。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普通人忽然被赋予了权力。而历史教会我们，人性在权力面前没有抵抗力，权力是魔鬼。这种时候，最需要考验志愿者的定力，自省力和分寸把握，不要让自己掉入权力的陷阱，抵消过去的所有努力。
刘勇：任何一个职业或领域的本质都是熟能生巧，国外很多人每年会留出一定时间做志愿者，所以他们的志愿者体系相对更成熟。中国的大部分志愿者从心理上还是不够成熟，志愿者是纯粹的奉献者组织，成熟的志愿者都各行其是，不涉及完整的价值观三观的，只是恰好在某些点或某个价值观上契合而已，千万不要想着统一志愿者的价值观，重点是把事情做好做完，因为志愿者的背景非常多元，大家埋头去干就行了。
志愿者和楼栋里的矛盾冲突，在大部分情形下，是志愿者问题多一些。大家都认为志愿者是有权力的，但实际想想，权力究竟从何而来？法律授权才有权力，居委会也没有把某些决策权交给志愿者，比如一栋楼里做核酸，按规定是应测尽测，但有人不下来，志愿者非要砸门骚扰人，那就是志愿者的不对了，志愿者做的是引导和宣导，不是强迫。最近上海刚好发生了有志愿者半夜逼孕妇签承诺书的事情，就是过于放大权力了。
其次，说实话，封控久了以后，大家脾气都不太好，一点很小的事情可能就会引爆情绪，这时候很讲究相互体谅，很多摩擦本质上都是小事。
另外，志愿者最受欢迎的有两类人，一种是干体力活的，另一种是默默无闻，话不多还长期付出的，因为没有权力的干扰，就是纯粹的付出。
成熟的志愿者做事一定是双向愉悦和满足的，志愿者不是自己的舞台，志愿者不该是道德绑架，也不该为了手上有点权力就沾沾自喜，要有明确的边界，产生彼此愉悦的良性循环。
封控结束后，团购将会归于寂静
王建硕：等小区解封后，在团购方面，我认为大多数团购会归于寂静，因为团购是所有的电商和物流不正常流转的情况下，一种无奈的自救方式，但并不见得是一个更好的商业模式。
除非是一些特殊品类的团购，例如新西兰三文鱼，对配送时效要求高，并且价值很高，这一类团购还可能有生命力。但更多的社区团购，其实是无法与传统商业渠道相比的，所以讨论社区团购的商业价值，有点类似于有一阵子，我们讨论山姆超市门口，为什么大家用扁担而不用私家车运输一样，就不是个真问题。
因为这是在所有竞争对手不存在的情况下，被动产生的解决方案。一旦生活恢复正常，团购就会像2022年春天的一段记忆，停留在过去。
此外，志愿就像云计算一样，流量大了就多开几台服务器，流量小了，自然会停机。现有的志愿者体系在疫情结束后，很可能自动消亡，等下一次需要的时候，大家又重新聚集起来。对志愿者而言，当大家不再需要你的时候，千万要放手，不可以留恋。虽然过程中难免会有落差，但这是必然。包括有些人说，疫情之后，能否把志愿组织固化下来，我觉得有一点类似高中毕业后的惜别之情，就让这些人性中美好的闪光点都留在2022年的春天里的记忆里吧。
刘勇：社区团购有两类，一种是玩票性质的临时的团长，就是疫情期间站出来帮助大家，纯属兴趣导向，另一种是职业玩家，大部分是有自己门店的，靠这个吃饭。团购的本质是供应链效率和专业之争，以团长为基础的社区团购，是不可能竞争过以线下门店为基础的社区团购，可能会有一些选品强、效率高的优秀团长可能会留下，但主流的商业模式还是会占据绝大部分。
封控结束后，2个月业务停滞，再加上过去两年累计的疫情经济压力，大量中小公司日子会很难，可能有一大部分静悄悄地死亡；另外，还活着的公司996会成为常态，毕竟居家办公对协调的要求很高，企业面临的竞争并不仅仅是来自上海，而是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竞争，所以要加速跑步，把丢掉的两个月补回来，毕竟虽然上海有封控，但其他地方没有这么严格的封控。
其次，上海不仅仅是消费重镇，还承担了消费火车头发动机的角色，火车头不在于占比多少，而是在于启动或者拉动的角色。后疫情时代，我认为有个领域存在爆发机会，那就是快乐经济。因为大家憋得太久了，从3月到5月都关在家里，所以暑期可能会有一波报复性消费，例如海岛旅游，或者各类亲近大自然的宿营，还有就是娱乐类产品，比如迪士尼，或者暑期档的电影，核心都是快乐。
另外，经过这次疫情，大家对现代化、对城市的认识会越来越成熟和深刻，对于上海的认识会更加清醒，这里就是好好赚钱的地方，超大城市不再是很多人安居乐业落脚的向往，当然，年轻人当然还是会永远追求大城市的快乐，但中等城市会是未来发展的主流。
在超大城市，人就像一只蚂蚁一样没有存在感，只是一个ID，中等城市的人情关系网让人更加有安全感，工作也充分，看好一批500-1000万左右人口城市。此外，决定一个城市的始终是广大市民的基本素质，和蕴藏在市民习惯中的城市底蕴。
封控期间，带来了哪些管理上的启发与思考？
刘勇：在管理方面，我想说的第一点是做人做事要放松，不要太执着。我们以前创业，就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很强调实现目标，会把自己逼得很紧。但其实，往后跳一步看待问题，不是全情投入才能把事情干好的，例如我在做志愿者的时候，公司的事也没耽误，大家还是天天干活，做好交付。所以，还是放松心态，不要明明看到公司的很多不可能性，还一味执着地去处理。
其次，对于大部分普通公司来说，公司和员工的关系是赤裸裸的。对员工最好的方式就是找到好的商业模式，给予足够的工资等物质激励，我觉得目前字节跳动拼多多就是这样的模式，更多的工资，让员工更有安全感一点，其他内容都是附加的，不是最重要的。
第三，如果回顾这次疫情的很多决策，在管理上，做事要坚决，该干的时候，就果断去做，很多时候摇摆和犹豫才是最大的敌人。
王建硕：在40余天的“封印”生活中，我觉得比过去十年来经历得更多，每天都伴随大量的思考，我甚至还逼着自己看了很多历史、哲学类的书籍。
有时候，人们会倾向于假设坏人的存在，因为一旦把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归罪到坏人身上，我们自己就是好人，再不济，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受害人，幼小而可怜。
只要假设了问题是坏人造成的，我们就成功的洗脱了嫌疑，就可以继续天真的相信，坏事本来就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需要坏人充当真实世界的挡箭牌，但其实历史上的很多悲剧，都是好人做的，历史上的太多苦难，都源自假想坏人，抓出坏人，毁灭坏人。但从此，世界就真的美好了吗？
我们排队的做核酸的时候，甚至质问志愿者，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把队伍搞得那么长？因为对个人而言，如果不能把志愿者当坏人，那么谁应该为这长长的队伍负责呢？
但这是没有必要的。世界原本的坏人已经不少，除了已经被法律或者道德确定的坏人之外，又有多少坏人，是因为我们需要他们充当真实世界的挡箭牌，被我们自己的脑子创造出来呢？
我们要理解那些试图解决问题的人们，或许每个人身上都有不足，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改进，志愿者做的取舍可能不和自己的口味，但不应该把试图解决问题的人，想象成坏人。相信这次疫情过后，大家也都成熟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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