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朱轩 陈媛媛 编辑 黄芳
70岁的朱瑞生（化名）没想到回家的路这样难。

5月7日早上，他肩头一根扁担，挑着布包和蛇皮袋，准备从无锡搭高铁回安徽老家。行李里塞满衣服和被子，还有干活的铁锹、桶子。

正月二十八来无锡，老朱帮搞农业的老板干活，在村里砍树、开水渠，都是重体力。老板的产业多，开鱼塘、种花草、搞养殖……有活了就电话叫他来，有时候待上十天半个月，有时候四五个月。

没活时，老朱买张普快车票，62块钱就回去了。过去几十年，他都是这样，“漫天遍野”的打工：年轻时，从大别山驮木材，摸黑走三百多里路，运到长江边卖给木材商，冬天天寒地冻，衣服里里外外都被汗浸透了；50岁时，他又到上海、苏州的工地，跟在瓦工、建筑工、钢筋工后面干点活；到了60岁，工地不敢用“超龄农民工”，他就辗转打些零工。

“世上的事情真是无穷无尽”，但老朱说，他像野鹤一样，走到千里万里，也要回家。

这次回家，买票不容易。62块的车票买不到了，他咬咬牙花152块钱买的高铁票，没想到进站要扫“门铃码”，还要核酸证明，他拿着不能扫码的“老年机”卡在了进站口。

票退了，老朱在车站走廊铺上被条打地铺，待了三天。直到有人把他的视频传到网上。

5月9日，无锡站回应称，会同公安部门协助老朱购买了10日的返程车票，并为他安排了临时住所。
无锡站通报。
10日，在民警的陪同下，老朱回到了家。家里空荡荡的，妻子在浙江的超市打工，儿子在上海，女儿在河南，一年到头难得团聚，疫情时就更难了。

老朱想着，这次把家里整理一下，过段时间还要出去，都是为了生计。
【以下是朱瑞生的讲述】
“买了三张票，退了三张”
我本来是在无锡一个村子里给人家做事，但那户人家房子租给别人了，没办法继续住，我干活也累了，就打算回家休息几天。

我最早是5月6号去无锡车站买票，但是没买到，当天就跑回无锡村里，在村委会做核酸，搞那个（核酸）安全码的纸。

我老家是在安徽（铜陵枞阳县）麒麟镇。但我买不到去铜陵的票，无锡到枞阳的客车又不通。

5月7号十点多，我在无锡火车站买了到合肥的票，花费152块钱。门卫（注：安检人员）说我没有（门铃）码，不让我进站。

我的手机是老式的，扫不来这个码，工作人员一下子说“照”（注：皖南方言，意为“可以”、“行”），一下子又说“不照”。等他讲（我）可以进站，但我又买不到票，等我把票买到，工作人员又说你没有证件，不照，不能进站。

8号，我退了无锡到合肥的票，买了无锡到南京的票和从南京到铜陵的票，还是不能上车。我只好把这两张票退掉了，搞得我一下子火起来了，就和他们吵起来了。

这几天，我都是在火车站的走廊外面睡觉，在地上睡觉的人多得很，老百姓哪有许多钱住旅社。
老朱滞留在车站。视频截图
我自己带了一个布包，一个蛇皮袋。蛇皮袋里是衣服，还有干活的工具，铁锹、桶子、被子，晚上就把被子铺在地上睡。我自己有吃的，有时候就在车站边上买一点。我自己带了酒，怕装玻璃瓶打碎掉，就放到可乐瓶里，但我只喝一滴滴，在外面喝酒容易误事，我最怕牵连别人。

要进站，必须要有（核酸）检测的报告单子。8号下午我坐出租车去无锡市第二医院做过一次检测，9号上午，我拿到了检测的报告单子，从医院的电脑上打印出来的。

8号下午六点左右，我找了附近派出所的民警，民警知道了我的情况。

晚上，我在走廊上睡觉，一个“采访”的（男子）拿着手机拍我，他样子也很朴实，说要和我谈话，我当时要是知道的话，不会要他把视频播出去。搞这个东西，我面子都丢光了，像罪人。

5月9号，视频发到网上后，派出所民警找到我。他们说，我退了三次票，可以补贴我100块钱，他们核查了我的证件，说信息是没错的，讲“照”（可以进站）。

晚上，派出所民警说，“你进旅社吧”，第二天再走，并帮我买了10号从无锡到合肥的票。于是我就住了旅社。

我儿子打电话过来了，叫我不要收车站补贴，我就没有要，村委、镇上派出所的人也打电话过来，说我到了之后可以接我。

5月10号，无锡车站、派出所的人给我买了两桶泡面、面包、矿泉水和两包香烟，把我送上了火车，我坐到了合肥南站。在南站，我又把回去的票买好。

其实，我再为难也不（想）找人帮忙，在外面打工的人，顾不到自己，还有什么力气顾其他人？

我上火车之前，那个“记者”送我几桶方便面、两瓶矿泉水还有香烟，看我被条不多，还给我一条被条，实际上我被子多的是，都带不下，我不想要他们东西的。

到合肥站后就好办一点了，他们车站是统一安排的，把我们买票的人员数一数，问清楚你到什么地方去，统一接送。

当天下午，我从合肥南站坐高铁到桐城站，工作人员检查了我的核酸纸条后，就放行了，我在桐城下车，但车子到桐城和枞阳麒麟交界的孔城镇时也要检查。

孔城镇离麒麟大概五六里路，当时枞阳和麒麟的派出所工作人员，以及我村里的支部书记打了电话给我，开车把我从孔城镇接回麒麟，要不然又得卡在这里，很麻烦。
民警和村支书把老朱接回了家。
回家后我没有再出过门。我们村子很大，以前我每天会到村另外一边去转转，这次回来我哪里没去，就待在家里，我怕别人问我：怎么是派出所的人把你送回来的？你闯了什么乱子？
“一切都是要扫码的”
我家条件不好，我才去的无锡搞生活费，老家搞不到钱。

生活就是这样，有钱就过好生活，无钱就熬一熬。我们岁数大了，一秒钟的时间都是好的，就一直干活，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我是农历正月28号过去无锡的。那边有人打电话过来，我就过去人家里干活。

私人家里的事情是各种各样的，家庭的建设、杂务、种花草、搞养殖等等，无穷无尽。东家房子很多，有鱼塘和产地，在这个地方买几十亩搞这个产业，那个地方再买块地搞其他东西，都需要人。

有时候运气好，一个月能挣到几千块钱，余到2000多块钱。运气不好也挣不到钱，活不是天天有、天天干；有时候也挣不到什么钱，我现在是住在别人家里，一个人住一间房子，天天用水吃饭，那个时候给人家干活就不要钱。

打工一年赚个一两万，乡下的事情也很复杂，包括春节啊、人情啊、礼尚往来啊，都要耗费资金，机器都要耗油，人也要润肺。

大概在今年农历二月，我开始晓得什么是核酸、扫码，大家说有疫情了，广播也在一天到晚的播放疫情（的消息），无锡、苏州一带都开始加强管控，但我照常干活，我也没有（感染）疫情。

让我做核酸我就去做核酸，有时候晚上正睡觉呢，村里的干部或者派出所的人就打电话通知我说，你要搞核酸，要登记了。

我平时干活的时候喘气大，都不戴口罩，但现在，在外面坐车都要戴，有时候去超市买一包香烟也要戴口罩，不戴的话都进不去超市。一切都是要扫码的，超市、饭店、坐车，都要扫。

我这个手机是老年机，自己买的，只能打电话，也扫不了码。我搞不来那个智能手机，现在头脑子不行了，分不清楚那些东西。

我就在村委大队那边开了一个纸质的核酸（证明），随身带着，上车时拿纸条和身份证给工作人员看一看，但也不是所有人看到纸条就让你上车的，有性格好的（工作人员）就说有照（可以上车），性格不好的就说，你这个东西不照。

上不了车，我这个人脾气又暴躁，只能选择不坐车，找其他办法走。

我比较节约，对很多东西不信任，我也是老来才有手机的。我老婆有智能手机，可以扫码，她人在浙江，62岁，在超市里给人家卖货，要在车库里头卸货、上货，也是要力气的活。

我和子女也会用手机打电话，但不是天天打，小伢（小孩）都有事，老是打他们电话，他们不也烦呐。

但小伢们经常打给我，不像现在我们这么讲话（这么久），跟你讲话我很啰嗦，我和小伢讲话，会事先理清楚讲什么，在手机里听到对方声音，晓得对方什么情况，一切太平就行了。
“走到千里万里，也要回家”
这几天天气逐渐热了，我回来也好整理下老家的东西。人不在家，蒿子和扎不刺（枸骨）长得到处都是，都是野草。

我家里东西很多，有些放在门口，不值什么钱，但就是有人趁着你不在家，把这个也搞走、那个也搞走。

我门口和人家交界的地方，有一棵香樟树，也被人扒掉了，他们嫌弃树碍事。所以说人要努力，要不然就会“挨打”，比如猫和狗之间也是要搏斗的，羊没有能力，狼来了就会把它吃掉。

这两天我把门口的树又栽起来了，也好乘凉。我家有田，还有山地，但很久前就不种了，给村里的大户承包。

我两三岁的时候和家人就开始在（枞阳麒麟镇）梅花团结圩挑土，用担子挑烂泥围堤，形成田地，好种庄稼。那堤坝有14公里长，我们要挑几十公里路。
麒麟镇团结圩。
那时候一亩田一年只得200斤稻，还要征收，很多上七十岁的老人到冬天，一天只吃两顿，吃点腌菜、萝卜。

你知道树叶子是什么吃法吗？你知道哪个树皮能吃、哪个树皮不能吃吗？（我们）用石头把梧树皮砸得粉碎，就像烂泥一样，搁锅里做粑，一吃到嘴里，喉咙眼就塞起来了。

一切都是为了生计。

所以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去外地漫山遍野地打工，到外面山上砍木料。家里的田，就变成小伢辅助老年人种，七、八十岁的老太婆、老头子们都还在（种田）。“八十岁公公砍柴蒿，一日不死天天都要柴火烧。”
不过，我像野鹤一样，不管走到千里万里，都会回老家，毕竟外面人生地不熟。

落到穷山恶水的地方，要想生活就必须付出努力。那时候，万一你遇到豺狼虎豹该怎么办？你怎么与它搏斗？你要身上有刀，但狼用嘴巴把刀叼走怎么办？你必须要有两把刀。

我在高山野岭干活的时候就碰到过狼，还碰到过毒蛇，不过当时我们有很多人，一个人是对付不来这些的，世上的事情真是无穷无尽。

山上的水和别处是不一样的，山洪爆发的时候，能把田里的石头冲到蹦起来，有时候会漫到膝盖深；山和山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山延绵几千里但不长草，有的山上的树木长得相当大，一天到晚都看不到头顶的太阳。

一九七几年、八几年，我们就在山上砍树，再把树放到肩膀上驮着，步行运到江边卖，可不是走一里、两里路，有时候要几百里路，你肩膀上挑个几十斤的担子可能无所谓，但走个十里开外，那就知道吃力不吃力了。

一棵树可以卖几十、一百块钱，木材像金子一样，砍下来的木料可以做房子的椽，有的大木头可以做棺材。安徽、江西交界的长江边上，有专门的人收这些木料。

一个人可以驮一棵树，有时候可以驮两棵，有的狠人可以驮三棵，要花个三天到四天才能走到江边。像我从大别山驮一棵树到家里要七天，三百多里路，我不敢上大路，都是晚上走一些小路，也不怎么歇息，冬天下雪正冷的时候，衣服又被汗湿了，很不容易。

驮完树回家后，村里生产队的人觉得你是投机倒把，你一棵木料就能卖二、三十块钱，哪里能让你歇工，驮一棵树就要减一个月（工钱），有时候还要给他们交钱。
“过几天想换个智能手机了”
我从在生产队的时候就开始交农村合作社的保险，具体什么时候也记不清楚了，一直交到60岁。现在一个月能拿到个七、八十块钱，一年大概千把块钱。所以还是要出去打工。

我老婆也是做农活的，我三十岁结的婚，婚后我们养了一儿一女，儿子媳妇在上海，在公司里上班，想买房；女儿女婿在河南，做医生的工作，小孩读书也要花不少钱，都是普通人。

现在的农村都没有人了，大家都跑到外面打工了，就剩下几个老头子老奶奶在家里。

一开始，我出去打工都是用步行的，一九八几年初期，我才开始坐火车。我记得1984年我到上海去，只要带15块钱，还能剩，从安庆坐轮渡到上海的五等舱，只要7块钱。

50岁左右，我去了上海宝钢打工，后来又在苏州的建筑工地，跟在瓦工、木工、钢筋工后头做事，都属于力气活，村上出去打工的人介绍的。

大概三四年前，我就找不到工地上的工作了，因为我（快）70岁了。一般到60岁，工地上出于安全的考虑，就不太会想要你。所以，我只好去无锡人家里做事。

行行有壁，没有本钱也就搞不成基业，所以还是有知识好。

我没读过书，但我喜欢文化。我是孩子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放牛，小孩玩累了，他来教我们嘛！我都是看文言文的，我认为，一个人要端正自己的态度，才能得到安宁，才能有家齐。

我记性本来是好的，但年轻的时候经常断胳膊，麻剂打多了，所以头脑不清楚，把很多东西都忘记了，但对于文字方面，我很少认错。

我以前在野外做事，没时间照顾到我两个小伢，那时候都寄托在外公、外婆家里，老来后，我相当后悔。

两个小孩都上了大学，不是什么重点和名牌，但人智慧高明一点，当然要好一点。我老了，也问不到两个小伢的事情，我不要他们的钱，他们也要发展，他们也困难。

今年因为疫情，我女儿、女婿没能回老家，我和儿子、媳妇、我老婆和家里亲戚在枞阳过的年，不过没多久我就回老家的房子里了。

老家的房子不好，但我习惯了。我吃烟，有烟灰气，会妨碍小伢子们，在家就比较自由。老百姓不能脱离土，离了土就没法生根，我们就喜欢跟土打交道。
老朱家的房子。
我现在的手机其实没用多久，但现在到哪里去都要扫码，过几天想换一个智能手机了，可能到镇上手机店买个一两千的手机。

这次回来就是想看看老家的房子。我准备休息20天左右，去不去无锡还是要看情况，如果实在走不成，那还能怎么办呢？路上如果查得狠，比较曲折，那就不走。要是路上宽松就走。

（王若雪、丁超逸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期编辑 邹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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