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杰弗里. E. R. 劳埃德的《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和结构》尽管初版于1968年，但它在内容上却无疑是新颖的、有趣的并且极富批判性的。在生平介绍部分，它没有对亚里士多德的生平事迹做平铺直叙，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对发展论观点的批判和对发展论和整体论二者关系的反思之上，并提出了一种折中论的思想立场和方法建议。在思想介绍部分，它也并未简单地勾勒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板块，而是以高度批判性的态度揭示了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和其自然世界图景的整体性，并深入发掘了这种整体性背后的理论预设。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发展论；整体论；自然哲学
“Development Theory” or “Holism”?
A Review of G. E. R. Lloyd’s Aristotle:
The Growth and Structure of His Thought
Abstract: Although first published in 1968, G. E. R. Lloyd’s Aristotle: The Growth and Structure of His Thought is undoubtedly novel, interesting and extremely critical in content. In the life introduction part, it does not give a straightforward account of Aristotle’s deeds, but focuses on the criticism of th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holism. And then it proposes an eclectic position or methodological suggestion. In the part of thought introduction, it does not simply outline Aristotle’s thought either. Instead it reveals the wholeness of Aristotle’s natural philosophy and his natural world picture in a highly critical manner, and has uncovered the presuppositions behind this wholeness.
Keywords: Aristotle; development theory; holism; natural philosophy
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整体概述不乏权威和经典之作。就目前已有的中文译介而言，就有譬如W. D. 罗斯的《亚里士多德》（商务印书馆，1997年）、J. 巴恩斯的《亚里士多德》（三联书店，2006年）、C. 希尔兹的《亚里士多德》（华夏出版社，2014年）、W. 耶格尔的《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人民出版社，2013年），这些著作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我们展示了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基本面貌。既然如此，那么译介G. E. R. 劳埃德的这本初版于1968年的《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和结构》（人民出版社，2019年），是否只不过是在同类著作当中多添一笔而已呢？尽管劳埃德这部思想导读与上述其他著作都是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介绍，但它的展示方式和重心却颇为不同。以罗斯的《亚里士多德》为例，从内容上看，劳埃德与罗斯的著作都包含了亚里士多德的生平介绍和思想介绍，但罗斯将笔墨几乎用在了思想介绍上，并且呈现给我们一种极为详尽且态度中立的思想介绍[1]，相反，劳埃德不仅将三分之一的篇幅用于生平介绍[2]，并且无论是生平介绍还是思想介绍，劳埃德都采取了批判性的态度和叙述方式。这一点最主要、最鲜明地体现在其生平介绍的部分。不同于大多数的亚里士多德导论，劳埃德在其导论的生平介绍部分并没有仅仅复述一些中立客观的、普遍被承认的生平事迹，而是介入了与当时时兴的“发展论”观点的争论之中。发展论是由维尔纳. 耶格尔发扬光大的一种思想诠释方式，它试图寻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和其生平之间的准确对应关系，以此来解释其文本、思想中的内容变化和内容矛盾[3]，而与此相对立的“整体论”观点则将亚里士多德思想看作是某种静态的有机统一体。由此，不仅《劝勉篇》、《欧德谟斯》和《论哲学》这些公认的亚里士多德早期对话作品被规定了时间阶段，甚至作为一个整体的《形而上学》也被耶格尔拆散打碎，按照各个卷次的思想特征被指定了不同的写作时期，尽管它确实是被后世学者集结成册的[4]。初版于1923年的《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Aristoteles: Grundlegung einer Geschichte seiner Entwicklung）对亚里士多德学界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这样一个事实即可佐证这一点，即罗斯（W. D. Ross）和欧文（G. E. L. Owen）在不久的后来也同样表达了某种发展论观点。在发表于1957年的“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中，罗斯肯定了耶格尔发展论观点的大部分内容，尽管他已经认识到，像耶格尔那样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时期和经验主义时期截然分开是错误的[5]。而欧文在其1966年发表的著名的“亚里士多德的柏拉图主义”中则表达了一种与耶格尔相反的发展论观点，即并不存在一个“走出柏拉图主义”的思想过程，即一个从纯粹柏拉图主义者向纯粹经验主义者的思想发展，亚里士多德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表现出对柏拉图主义的彻底认同，毋宁说只存在一个从柏拉图主义的批判者向柏拉图主义的接受者的亚里士多德思想发展过程[6]。初版于1968年的《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和结构》深受发展论思潮及其争论的影响，并积极参与其争论之中，是不足为怪的。尽管发展论在亚里士多德学界的地位在耶格尔及其弟子的观点遭到决定性打击之后便渐趋没落，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学界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公认绝对完善的整体论方法论。事实上，发展论和整体论的争论和对立延续至今，其取舍构成了许多思想诠释者在处理其具体思想主题时必然面临的问题，以及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预设[7]。作为一部亚里士多德导论，劳埃德的《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和结构》似乎是陈旧的，但其中对发展论-整体论问题做出的思考尽管放在现在依然是独特的、新颖的并且极富启发性的。劳埃德在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一开头就表明了他这部书的主旨，即他试图展示一种方法论上的折中立场：20世纪60年代中期，剑桥大学出版社找到我，要我给大学生写一个适合于他们阅读的亚里士多德导读，而当时发展论的研究风靡一时……根据耶格尔的观点，凡是我们在亚里士多德现存著作的不同部分就一个具体的主题发现有明显分歧的观点，它们通常应当被看成标志着亚里士多德由于成熟改变了他的思想。我对我自己论述的组织方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先入之见，以致本书第一部分的题目是‘思想发展’，尽管篇幅更长的第二部分是以‘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基本要素’为纲目的。一方面，我对耶格尔命题的有些方面是态度谨慎的……另一方面，我当然不否认亚里士多德无论是在他是柏拉图学园中的学生和同事的20年期间还是之后，都深深地受到了柏拉图的影响。[8]劳埃德这部导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对“耶格尔命题”或耶格尔发展论观点的一个回应，但这一回应并非是站在整体论立场上的一个纯粹反驳，而是一种折中，即在充分意识到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体系性的基础上对其思想发展的一个探索。尽管劳埃德本人在这本非专业的书籍中并没有明确地发展出一种成熟的亚里士多德研究范式或研究方法，但他无疑明确了自己的方法论立场，他说：“如果我们试图就亚里士多德在一个具体主题上的思想变化作出诊断，那么，我们有责任考察为什么他要重新进行思考。在我自己后来的研究中，我更加强调的与其说是亚里士多德产生这类重新思考的可能性，不如说是另一种可能性，即，他认识到在一个问题上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持有不同的观点，这可以把看起来单一的问题变成一组有着复杂关联的问题。”[9]劳埃德在这里提醒我们注意他所关注的核心，即亚里士多德某些具体观点在其文本中表现出的不一致性。以耶格尔为代表的学者不假思索地将之看作“思想发展”的这些不一致性，劳埃德却提醒我们，重要的是反思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不一致性，而非简单地将它们视为某种“发展”或仅仅是“表面的不一致”，换言之，劳埃德提醒我们注意的便是对亚里士多德研究基本范式的重新反思，以防不加反思地采取简单的“发展论”或“整体论”。因此，可以说劳埃德这部亚里士多德思想导读首先是对耶格尔发展论观点的一个积极回应，它是劳埃德对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不一致性”这一主题深入反思的成果。如上文所言，本书最具特色和最有价值的诚然是第一部分劳埃德对亚里士多德思想发展图景的勾勒和一种折中立场的提出，尽管第二部分他对亚里士多德思想整体性的讨论也并非没有意义。这不仅是因为第一部分充满了作者自己的洞见和对根本问题的启发，而且因为劳埃德在第二部分对亚里士多德思想整体性的认识显然基于他对发展论的研究和批判。下面笔者将首先评述本书的第一部分。劳埃德对亚里士多德思想发展图景的独特勾勒可以从与耶格尔观点的对比中凸显出来。可以说，劳埃德的这本《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和结构》和耶格尔的《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同属于着重探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发展的导读著作，从而区别于上文提到的罗斯等人的著作，但基于劳埃德的这一折中的发展论立场，他勾勒出了一幅与耶格尔所给出的截然不同的思想发展图景。耶格尔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发展按照其生平分成了“学园时期”、“漫游时期”和“吕克昂时期”（或“返回雅典时期”），并认为亚里士多德这三个时期的思想发展是一个“没落的柏拉图主义和发展的经验主义的过程”[10]，按照这一整体设想，耶格尔自然会将亚里士多德偏重经验研究的著作例如《动物志》和《雅典政制》放在其思想发展的最后一个时期，并认为他的对话著作例如《欧德谟斯》和《劝勉篇》是学院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尚未脱离柏拉图主义思想束缚的证据，而其成熟的形而上学学说，例如四因学说和实体学说，则代表了其漫游时期的成果[11]。虽然耶格尔只给出了这一发展框架，但其研究激发了一系列的对亚里士多德思想分支的研究，包括逻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等。然而，劳埃德指出，耶格尔证明其“不断增长的经验主义图景”的两个重要依据都是不成立的：第一是《欧德谟斯》和《劝勉篇》表明亚里士多德仍然持有柏拉图主义的观点，第二是生物学著作都属于吕克昂时期也就是重返雅典的时期这一点。劳埃德在“第一部分”的“第二章”中[12]详细分析了这两个残篇对话作品的思想性质，他认为《欧德谟斯》尽管包含了与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的观点明显相左、但与柏拉图《斐德罗篇》中的灵魂神话内容相近的灵魂观，但《欧德谟斯》却只不过是“一个安慰，而不是对灵魂本性的一个系统的分析，更不要说是对知识问题的系统分析了……事实上，鉴于对话的主题，可以怀疑是否有任何这类的学说在其中被清晰地表述过”[13]，此外，《欧德谟斯》中的细节论述可以表明，亚里士多德已经开始修正他老师的灵魂学说[14]；而《劝勉篇》中尽管包含了类似于柏拉图所说的“摹本说”，但从细节上看，《劝勉篇》和《理想国》对人工制品的具体理解是不同的[15]。尽管《欧德谟斯》和《劝勉篇》都隐含了“灵肉分离才是灵魂的自然状态”、“灵肉结合是灵魂的苦行”这样的柏拉图式的观点，但这并不是将它们归结为柏拉图主义对话的依据，因为早期希腊思想家譬如毕达哥拉斯也同样持有这样的观点[16]；要得出这一归结，就要找到亚里士多德明确承认柏拉图的先验形式学说的依据，但这种依据在这两篇对话中至少是模糊的，而背离柏拉图学说的依据却是可以被发现的。因此，我们只能够说这个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多多少少受着柏拉图的影响，但却已经开始修正甚至背离他老师的学说。此外，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著作全都属于吕克昂时期这一观点也有明确的证据予以反驳，因为《动物志》中的许多地名都是亚里士多德漫游时期所光顾之处，因此生物学研究显然在其漫游时期就已经开始了[17]。劳埃德对耶格尔的“一个最终的、更为一般的反驳是，他在独断论与经验主义之间，或形而上学与科学研究之间所做的对比，是过于简单了。科学研究不是随便进行的，而总是依据一定的或多或少明确的理论或假定，亚里士多德也不例外。”[18]按照劳埃德自己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实际上甚至在学院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对柏拉图形式学说的批评，这不仅基于早期对话中的文本证据，而且基于《论形式》（或译《论理念》）这部佚作以及《形而上学》A卷第9章中他对人称的使用，因为在这两个文本中亚里士多德仍用着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在进行对柏拉图形式理论的批评，这表示他仍当自己是学院团体中的一员[19]；其次，生物学著作[20]大体上可以被归为漫游时期；而如果生物学著作的时期确定的话，构成亚里士多德成熟哲学的核心部分的实体学说、四因学说、形式与质料学说、潜能和现实学说等等，则要么是在其学院时期、要么是在离开雅典不久之后也就是漫游时期之前就已经提出了，这是因为生物学著作对自然物种的经验研究已经预设了实体、质料和形式、四因等这些概念[21]，而并不像耶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是纯然的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此外，实体、形式与质料、四因、潜能与现实这些理论与其说是从具体经验研究中总结出的产物，不如说是对柏拉图以及早期哲学家一贯的形而上学问题的反思结果，譬如“什么是存在者”、“是否有生成”这样的问题，而对这些形而上学问题的相对独立的研究恰恰与学院派成员这一身份恰恰对应[22]；再次，除了生物学研究以外，逻辑学的三段论学说、科学方法学说，物理学的四元素自然运动以及第五元素以太圆周运动的学说、第一推动者的学说等等都或许属于漫游时期，但劳埃德强调了给这些具体学说定位的困难，以及这些结论的猜测性质；最后，经验研究和形而上学研究在他的吕克昂时期是并重的，这一时期亚里士多德一方面组织许多学生和朋友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例如《雅典政制》很可能就是对政体的历史集成研究的一部分，而另一方面他仍然在修正和推进“不动的动者”学说，而《形而上学》Λ卷第8章对不动的动者数量问题的研究很可能就属于这一阶段，此外，论著中修订和补充的痕迹表明，他在这一阶段仍在不断补充他原先已经提出的思想[23]。可以看出，按照劳埃德给出的这一发展线索，除了其一开始就对老师柏拉图的思想抱着批判态度这一点，以及创作生物学著作和提出形而上学诸学说的阶段定位是确切的之外，许多其他具体学说的阶段定位都是难以确定的，对于其绝大部分的具体学说我们都可以找到对应于漫游时期的证据，而它们几乎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整体，因此，我们绝无法确切地说，他的物理学、伦理学或形而上学中哪一部分是吕克昂时期才提出而不是在漫游时期就已经提出的，而这一点无疑是对亚里士多德思想整体性的一个承认、甚至是一个证明[24]。尽管劳埃德对亚里士多德思想发展的研究揭示了发展论者所追求的阶段定位的困难以及其思想的本身整体性，但这一结论并没有把劳埃德推向强整体论的阵营，相反，他依然肯定耶格尔观点的开创性意义。耶格尔发展论观点的提出和盛行反映出的是当时的古典学学者对待思想史文献的一种态度，即历史学态度，而处于对立面的整体论者反映出的则是另一种态度，即哲学诠释的态度。按照一种极端的历史学态度，我们仅仅需要摄取思想史文献的表面意涵（face value），并将它们概括为“抽象的本体论”、“具体的经验主义”等等这样的思想类型，而这些孤立的思想观点及其相互矛盾，就被排列在思想家的时间轴上，如此一来义理的联系，亦即文本的内在理路、观点与观点之间的逻辑联系，在这种历史学态度之下便被时间的联系替代了，而这多多少少是由于历史学者与其说是在研究思想本身，毋宁说是在研究思想家的生平历史，思想家的思想只不过是其个人史的一部分；而按照第二种态度，义理的联系便是文本解释中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这样一来思想家的思想必然要按照一个系统性的静态整体而被理解，但如果将之推至极端的话，则思想家的思想将独立于思想家的现实历史状况而自成体系，如果这一体系是融贯自洽的，那便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从而思想史整体则会变成了一个由诸多“错误论证”和“正确论证”构成的整体。如果说这就是强发展论和强整体论背后的思想态度，那么我们是否必取其一？实际上，正是耶格尔发展论这一对立面的出现也才将整体论者背后秘而不宣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态度真正揭示出来，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埃德才说，耶格尔发展论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耶格尔发展论是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研究方法的一次重新反思，以及由此得出的一种亚里士多德研究“新途径”，并且其研究是比其他发展论学者的研究更为成功的一项研究。无论其正确与否，这一重新反思毕竟是重要的，它促使我们重新看待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各种“不一致性”或“矛盾”：对于某个概念的两种相反理论，究竟是把其中一个理论还原到另一个理论之上，或把其中一个解释为“表面的结论”，还是把其中一个解释为另一个的发展？整体论方法和发展论方法的这一对立难道穷尽了所有的研究范式吗？通过对这同一问题的反思，劳埃德给我们的呈现的是一种折中的发展论立场，或折中的整体论立场，这一立场不仅避免了耶格尔的简单发展论观点中的谬误，而且避免了强整体论为解释不一致性而可能造成的刻意歪曲。例如，灵魂作为“自然有机体第一现实性”的理论和心脏作为生命功能的处所的理论似乎是矛盾的，但劳埃德指出，“没有任何良好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不能同时持有两个学说”，因此没必要证明其中一种观点其实是不存在的，或者是一个发展；此外，在不动的动者的数目问题上，以及在生物与非生物的界限问题上，我们都没法断定亚里士多德最终采取了某一结论，或他最终发展出了哪一结论，因此，保留这种不确定性便是必要的[25]。可以进一步说，劳埃德对“结论不确定的保留”的建议只是一个初步建议，它启示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之前仍需要通过深入研究区分矛盾的各种类型，哪些矛盾是通过还原可以得到解释的，哪些是纯然疏忽，哪些可以被归结为态度的转变亦即“发展”，哪些是真正无法调和的，他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无法调和的矛盾？其中哪些反映了他自身的思想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尽管劳埃德这部书成书于1968年，但直至今日，对这一“元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可以说才刚刚开始。劳埃德这本思想导读的第二部分“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基本要素”包含了“逻辑学与形而上学”、“天空区域的物理学”、“月下区域的物理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文学批评”、“结论”八章。值得注意的是，劳埃德对亚里士多德思想内容的整理方式是相当独特的，首先，对《形而上学》的内容只做了非常简略的介绍，而实体、形式和质料、潜能和现实这些核心形而上学学说的介绍则被放在了本书第一部分对学园时期工作的介绍当中。第二，生物学的主要内容在本书第一部分被当作亚里士多德漫游时期的工作得到介绍之后，便在第二部分中被省去了。第三，尽管省去了生物学的内容，但他对自然哲学整体的介绍却是相当系统性的，这一点可以从“天空区域的物理学”、“月下区域的物理学”和“心理学”三部分的思想连续性看出：自然哲学-物理学处理的是运动变化的事物，而运动是从月上的不动的动者和天体传递到月下的四元素的自然运动的；自然物体的生成和运动遵循自然目的论原则，而生物，也就是有灵魂的物体的生成和运动最能体现这一原则，从而被视为自然物体的典范[26]。不同于罗斯《亚里士多德》按照亚里士多德全集的著作顺序进行介绍的介绍方式，劳埃德让著作顺序服从于思想逻辑的顺序，例如“天空区域的物理学”关于不动的动者、天体圆周运动和第五元素的介绍实际上涉及《物理学》第八卷、《形而上学》Λ卷、《论天》的内容，“月下区域的物理学”关于月下四元素和元素合成物的介绍涉及《论生成与毁灭》、《气象学》的内容。总体上，第二部分的一个相当突出的特征是，劳埃德对各个主题的介绍都是相当简略和扼要的，这一特征一是由于前面所提到的，对思想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呈现需要将文本顺序置于思想顺序之后，二是由于劳埃德将另一半的篇幅用于自己对这些主题内容的评论，这些评论常常涉及到亚里士多德观点与现代观点的比较；此外，通常被称之为亚里士多德核心思想的实体学说、四因说、形式与质料学说、潜能与现实学说都被他放在了本书的第一部分进行介绍，这显然是为了突出这些核心思想与柏拉图学说的批判性继承关系，而第二部分所介绍的许多内容恰恰是一些其他同类著作所不重视的主题，譬如《论生成与毁灭》中的元素理论和《气象学》中的元素合成物理论[27]，以及《形而上学》Λ卷第7章中的复杂的天文学处理。以上种种，一方面是对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系统性的强调，另一方面是对自然哲学中看似次要的主题的强调，不仅体现了劳埃德自身的价值取向，它们同时也是劳埃德引导我们作为亚里士多德研究者重视的价值取向。最值得一提的部分，我认为是第二部分最后一章的“结论”。这一章是对亚里士多德思想整体性的集中说明，在其中劳埃德总结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及贯穿其思想整体的几个理论预设。劳埃德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概括为在理论预设框架之下使用辩证法处理经验依据，这一方法通常又被称作“拯救现象”，现代学者对这一方法的研究讨论已经相当充分了[28]。但他对几个理论预设和核心特征的总结却是十分出色并且十分重要的，除了“形式与质料”[29]、“潜能与现实”、“目的论”这些通常被明确表达的、我们非常熟悉的理论预设之外，劳埃德还提到了“宇宙论的统一性”、“宇宙的永恒性”、“合理性”和“权威主义”[30]。由于从神到生物到元素每一个存在者在宇宙的存在链条中都有其等级和位置，由于宇宙本身是一个整体，这个宇宙整体是永恒的，因为尽管月下区域有运动和生成发生，但自然生物的物种确是永恒的，天体的圆周运动和不动的动者也是永恒的；此外，宇宙整体的永恒性也包含着合理性，亦即有着永恒秩序的和谐整体，这体现在自然世界——包括月上区域和月下区域——的生成和运动都是按照“永远如此”或“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此”并为了某个目的这一“原理”（logos）发生的，偶然性和自发性是从属于自然目的的，而正因为宇宙本身是一个和谐统一、有秩序的整体，宇宙论，作为对宇宙的内在原理（logos）的描述（logos）本身也是一个整体，因此伦理学、政治哲学与物理学、形而上学并非没有关系，人也并非是高于自然和宇宙的“有理性者”；最后，这一宇宙整体的存在者之间存在着普遍的统治者-被统治者关系，譬如政治中主人-奴隶关系，在生物中灵魂-身体关系和雄性-雌性关系，以及宇宙整体上神与万物的关系，劳埃德称之为“权威主义”。劳埃德指出，作为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核心特征的宇宙永恒性、合理性和权威主义，与现代科学信奉的膨胀宇宙观、物种演化观、测不准定理以及现代社会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等等是截然对立的，对这些理论预设的概括突出了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或时代局限性。尽管劳埃德并没有深入探讨这些局限性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对亚里士多德思想背后这些理论预设的讨论无疑具有重要价值，这也是其他同类思想导读著作难以与之相匹敌的一个部分。总之，劳埃德《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和结构》这部思想导读有其价值，并且其价值是明确的：劳埃德在批评耶格尔命题的基础上试图发展出一种折中的立场，从而在其思想发展脉络的探索中揭示了其思想的整体性，但这并不导向一种盲目的还原论，而是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亚里士多德研究范式的问题；另外，劳埃德着重强调了自然哲学的整体性，以及整个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整体性，并深入发掘了这种整体性背后的理论预设。但必须承认，本书第二部分对亚里士多德思想内容的介绍相比于罗斯、希尔兹等人所著的同名著作，在详尽性上可以说是十分不足的，譬如劳埃德仅仅在“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一章的“形而上学”一节中仅非常简略地概括了《形而上学》核心卷的内容，并且他对“实体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观点也是十分模糊的，此外，他也几乎不曾涉及到《解释篇》和《论题篇》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并非不重要。这些不足多多少少可以通过其他同类思想导读得到补充，尽管如此，它们并不影响这本书的核心价值的分量。参考文献
劳埃德，杰弗里. E. L.，2019，《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和结构》，聂敏里译，人民出版社。
罗斯，2009，《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载于聂敏里（选编）：《20世纪亚里士多德研究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欧文，2009，《亚里士多德的柏拉图主义》，载于聂敏里（选编）：《20世纪亚里士多德研究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耶格尔，维尔纳，2013，《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朱清华译，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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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oyd, G. E. R., 1968, Aristotle: The Growth and Structure of His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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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ve, C. D. C., 2000, Substantial Knowledge: Aristotle’s Metaphysic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Ross, Sir David, 1995, Aristotle, London: Routledge.
* 鲍秋实，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BAO Qiushi, PhD Candidate, College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Email: [email protected]）。 [1] 见Ross（1995）在306页的原书正文中生平介绍只占21页。
[2] 见Lloyd（1968），在315页的原书正文中生平介绍占了108页。
[3] 见耶格尔（2013）。
[4] 耶格尔（2013：31以后）。
[5] 罗斯（2009：35-48）。
[6] 欧文（2009：97-119）。
[7] 譬如Graham (1987)认为，由于静态来看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有“两个不相容的体系”，所以必然存在某种思想发展。这是一种新的发展论观点。而Reeve（2000），作为强整体论者，则否认亚里士多德思想当中任何决定性的转变，他甚至将亚里士多德的早期对话著作和被怀疑是伪作的著作用作观点论证的文本依据。
[8] 劳埃德（2019：1）。
[9] 劳埃德（2019：1-2）。重点为笔者所加。
[10] 劳埃德（2019：14）。
[11] 劳埃德（2019：14）。
[12] “欧德谟斯”和“劝勉篇”两节。
[13] 劳埃德（2019：20）。
[14] 劳埃德（2019：22）。根据辛普利丘（Simplicius）的记载，在《欧德谟斯》中亚里士多德宣称“灵魂是一个形式”，但这一思想显然不能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找到，这就表明亚里士多德在学院时期对“形式”的理解尽管不同于其后来的成熟观点，但已经背离了柏拉图的教诲。
[15] 劳埃德（2019：23）。
[16] 劳埃德（2019：23）。
[17] 劳埃德（2019：15-16）。
[18] 劳埃德（2019：16）。
[19] 劳埃德（2019：28）。
[20] 《动物志》、《论动物的部分》、《论动物的行进》、《论动物的运动》《论动物的生成》
[21] 劳埃德指出，亚里士多德研究动物并不是为了“发现事实（事物是这样），而是要揭示原因（它们如何和为什么是这样），而且特别是要揭示目的因和自然作品中没有偶性”，一言以蔽之，生物学研究最终是为了揭示“自然物种的永恒性观念和完满的等级”。见劳埃德（2019：46，58）。
[22] 劳埃德（2019：58）。
[23] 劳埃德（2019：63-67）。
[24] 劳埃德（2019：190）。
[25] 劳埃德（2019：184）。
[26] 劳埃德（2019：103-104，116）。
[27] 劳埃德对《论生成与毁灭》与《气象学》中元素理论的重视多多少少是基于这一洞见，即元素的运动方式及其合成物的合成方式（动物的骨、肉、器官等等）是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物体质料因的研究，对立于心理学和生物学中对自然物种及其功能的形式因研究，而亚里士多德曾明确提醒，自然哲学家要着手形式和质料两方面的研究。
[28] 自G. E. L. Owen的“Tithenai ta Phainomena”（Owen, 1986: 239-251）这篇经典论文以降，无数学者写过这一主题的专题论文，或在其他研究中包含了这一主题。
[29] 与此联系的还有“界限和中道”的学说。
[30] 劳埃德（2019：182-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