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坐在电脑前，面对屏幕，思绪纷乱。就要动笔了，却不知道今天写作的主题是什么。
中午，突然接到一个初中同学的电话。
自从七年前彼此出于客套存了手机号码，我们从未有过任何通讯记录。
他突然给我打电话，难道有什么急事？
对于他来说，那真的是天大的事情，因为事关他儿子未来的人生之路怎么走的问题。
他的儿子去年考上了一所211大学，读的是基础学科。经常通过微信，向我请教各种问题。
我知道，他喜欢动脑子思考问题，英语非常不错，然而，基础学科就业却不容易。所以，我就建议他，毕业之后，到美国深造，最好攻读一个博士学位。
高考被调剂到基础学科的他，经常为前途感到迷茫。我这么一说，他突然看到了希望，并且与自己父母分享了“在黑灯瞎火中隐隐约约发现远处灯光”的喜悦。
没想到，这个好消息立刻触发了他父母深切的焦虑。他们决定，必须马上打电话给我。
在电话里，他用指责的口气对我说：“麻烦你以后不要给我儿子建议去美国读书的事情，好不好？美国疫情死了多少人啊，你懂不懂？美国三天两头枪击案，我可不希望我的儿子将来往火坑里跳。”
我哭笑不得地回了他一句：“如果美国真的那么不堪，董卿会愿意花大把钱在美国买豪宅，把自己的儿子生在美国，并获得美国国籍？”
遗憾的是，对于这样的脑袋，事实和逻辑是毫无效力的。他在电话那一头，连续说了三个“我不管！”。
他们一辈子都呆在小县城和小乡镇，除了送儿子上大学，到过一次郑州，几乎从未出过省。
然而，对于自己抬头所能看到的、只有一米口径的井外世界，他们的认知却非常的确定，口气是那样的不容置疑。
这个父亲和我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的父亲非常相似。比起就职于乡镇体制内的这对夫妻，这位父亲更是离谱，在贵州一个县城中学教了三十多年的书，认知偏狭扭曲到极点。
那一年暑假，我买了上海三联书店每年都在加印出版的一套畅销历史书，送给那位学生阅读。
有一天晚上，他的父亲意外发现，自己儿子突然变乖了，看书看的那么投入。
出于好奇，他赶忙推门进入房间，捞起儿子书桌上的那几本书，随手翻了翻。他意外发现，作者对美国的评价竟然偏向正面。
他简直是如临大敌，恶狠狠地把书掷到儿子床上，警告说：“以后，和这样的老师少来往。”
今天中午，放下电话那一刻，我的头脑仿佛凝固了。看书看不进去，看视频提不起兴趣，决定还是出去走一走。
春节之前，从自动取款机取出来的五百元，竟然在钱包里放了半年，原封不动。
今天，路过一家水果连锁超市，买了一斤蓝莓。付款的时候，我决定用现金支付那三十元钱。
现在，大多数人都不带现金了，都用移动支付。我对它本身并不排斥，但是，它完全成了主导性支付手段，我却不愿意看到。
因此，有时候，我会多嘴提醒学生、朋友、熟人、街坊四邻，不要总觉得移动支付非常方便，其实，它间接泄露了个人隐私。
他们大都不以为然。听闻外国买东西还要带钱包，他们都认为那是落后的表现。咱们这移动支付如此普及，那是崛起的标志。
水果连锁超市里的点钞机蒙满了灰尘，估计是很久没有运行启动了。也许是这个原因，我的五十元钞票，在通过机器的时候，两次被卡。
收银员看都不认真看看钞票，直接要求我改用移动支付。
虽然打开手机，点开支付宝或微信，并不麻烦，但是，我不甘愿，因为那明明是真钞票，只要是用过真钞票的人，摸一摸纸面，立马就可以判断。何况是从农业取款机取出来的，取款机都有记录钞票编码的。
收银员就是不收，她只相信点钞机，哪怕伸出手，摸一摸，就可以验证，她就是不肯摸。
人一旦适应了一套固定的程序，按照程序运行，是最简单、最稳妥的。如果有什么人或什么事，横插一杠，导致程序不得不暂停一下，就会招来他们的厌恶和反感。工作如此，生活如此，思维亦如此。
那一刻，我想起了某大城市曝光的一些假阳性病例。明明医护人员告知他们是阴性，但是，防疫人员看到的码却是黄色的。
他们要求申请复核，防疫人员就是不答应，只想严格按照程序办事，把人拉走。
防疫人员如此刻板，并非因为他们心地有多坏。他们只是既不愿意为了别人的事情，担一点点额外的责任，也不愿意那套固定的工作流程被打断，哪怕只是短暂的停顿。
在你我身边，大多数人，在无意识中，一辈子其实都在追随着惯性，或被惯性裹挟着，生活、思考和工作。他们既受制于惯性，时常抱怨发牢骚，同时，自己又是惯性的力量来源。
我心有不甘，拿起钞票问周围的其他顾客，让他们摸一摸看。
一看到我递过去的钞票，周围几个顾客，全都跟躲瘟疫似的，赶忙往后退，不停地摆摆手，表示自己摸不出真假。
尽管简单的举手之劳，就可以验证真伪，收银员不肯做任何变通，要求严格走验钞机的程序。
顾客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不想管别人的任何事情，并且认为，自己的冷漠，是非常有智慧的表现。
我想起了疫情之前的那一次国际旅行。
在泰国曼谷的一个晚上，我在湄南河边的一家小餐馆点了一盘炸猪肉。
等了十分钟左右，服务员竟然给我上了鸡肉。
我据理力争，要求退换。然而，服务员坚持说我点的是鸡肉，我一时死无对证。
这个时候，邻座两位结伴出来旅行的二十出头的美国女孩，主动走过来，和售货员说，她们刚才真的听到我点单的时候说的是pork（猪肉），而非chicken（鸡肉）。
有了旁证，服务员只能给我退换猪肉。
炸得酥黄的猪肉端上来，我打开一瓶冰镇黑根啤酒，白色泡沫马上往上串，不忍心白白流了浪费，我赶忙对着瓶嘴喝一口，舒爽得禁不住“啊”了一声。
邻座那两位美国女孩，朝我点点头，微微一笑。
乐于感知和分享别人的喜悦和痛苦，这种素质，在国人身上仍然十分稀缺，更不用说让他们为陌生人捍卫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正义。
如今，我们大城市到处人潮密布。然而，拥挤的人群不过像一堆土豆，看似密集，实则松散，一把水枪就可以轻易把它们冲散。
集体主义绵延了几千年，这个民族却至今没有发育出共同体精神。
写到这里，我的思绪暂时停留在了泰国曼谷。
2020年3月9日早上，在国外旅行了两个多月之后，我踏上了回国的客机。
在高空中，透过飞机舷窗，我对曼谷投去了深情的一瞥。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座城市，我每次离开，都会情不自禁地掉下眼泪。一个是台北，一个是曼谷。
在那里，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大多数人的态度都是不瘟不火。人们普遍非常友善温和，待人彬彬有礼，社会秩序井然。
离开曼谷那一天，武汉疫情即将结束，泰国的疫情却开始小规模爆发。
在飞机上，我深信，疫情半年就会结束。我很快就会再次飞到曼谷。
过去两年时间里，每次听说泰国旅游业遭受疫情重创，一片凋零，我总会不时担心，曼谷马路边那些泰式推拿店的小弟小妹们是否失业，路边摆摊子买鸡饭的一对夫妻是否还有生意.....尽管他们和我素昧平生。
两年多过去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去泰国。深夜时分，偶尔想起曼谷清迈和那些温和友善的人们，我竟然会泪眼婆娑。
不好意思，我又感情泛滥了。回到今天的话题吧。
没办法，拗不过那台点钞机，我只好点开微信，付了款。
尽管这不过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我的感觉却像是在同一股看不见、摸不住的强大惯性力量周璇。最后，无力地落败了。
提着一袋子蓝莓，走出水果超市。迈上台阶那一刻，就像有一块铅压在我的心头，我有点沮丧，脚步有点不大得劲。
我非常清楚，那一刻，我心头密布的浓云，并非那台点钞机制造的。
一段时间以来，看到一些图文和视频，屡屡让我伤心泪目，一片片云雾早就压在心底。意外被小事搅动一下，它们便迅速滚滚升腾。
上了十几级台阶，来到街面。人行道前面，走着一对中年男女。
冷不丁，那个男的举起右手，用食指压住左侧鼻翼，把头朝右边一歪，肩膀一耸，“哼”的一声，用右侧鼻孔喷出一股浓浓的白雾。
在微风的轻轻吹拂下，白雾全都往后面飘散。
后面的行人，似乎对此早就已经习惯了，毫不遮掩，敞开口鼻，坦然迎面消受。我却恶心得不行，真想立刻冲回家洗洗脸。
往前面走几步，快到十字路口了，看到一辆被红灯拦下来的轿车车主，摇下车窗，把烟已经抽完的盒子，随手扔到马路中央。
他根本不关心，保洁人员到马路中间捡垃圾，要不要冒着被车撞到的危险。
在西部城市，这种行为现在还时有所见。很多市民脑袋里完全没有“公共责任”这根弦。要让他们进化到现代公民，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回到家，打开电脑，一条社会新闻扑面而来。
在某大城市，一些阳性感染者，被拉到方舱医院隔离半个月之后，终于转阴了。他们收拾行囊，兴高采烈地回家，却被小区居民集体挡在门外，不让进去。
这些返阴居民中，既有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有七十多岁的老年人。晚上，他们都只能露宿街头。
前几天，看到小区居民集体跟防疫人员诉苦说，他们不希望哪一天被拉到方舱医院去隔离，他们强烈反对把家里七八十岁的阳性感染者拉去方舱医院......我非常同情，能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的心情。
没想到，当他们遇到比他们更加弱小的从方舱医院返回的街坊邻居时，竟然集体换上这一副嘴脸。
他们和他们痛恨的人，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傍晚六点，到了应该写作到时间了。
今天，细想起来，好像我并没有遇到什么大事，在电脑前坐下那一刻，却感觉心堵的慌。
有些读者说我有点像“当代鲁迅”。我比较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离鲁迅差远了。然而，尽管隔着将近一百年的时空距离，我对鲁迅内心的绝望，却有着强烈的共情。
愚公移山，面对的是一座看得见的山。山体虽然庞大坚硬，愚公却能找到发力点。只要他持之以恒，移山只是时间问题。
而此刻的我，很想出点力气，做点什么，却痛感无处发力，因为狠狠罩住我心窝、掐紧我双手的，是严重固化的群体认知、价值观和思维惯性。
它们无处不在，却看不见、摸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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