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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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新生代农民工艰难奔波在城市和乡村之间。
作者 | 第一财经 黄琼
阿伟外出拔了一天的竹笋,只卖了30块钱。
在家里谋生,对阿伟来说,只能保证三餐有继,每月三千多元的房贷毫无指望。在广东务工十多年后,此刻的江西老家更像是他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他难以施展拳脚。
打工十年“被辞”
2010年,阿伟的儿子呱呱落地。随后便和妻子一同南下务工,孩子留在了家里。
据“85后”的阿伟介绍,那时村里年纪相仿、没考上大学的年轻人,要不会去学一门手艺,如修车、装潢、修家电等,要不就做一些小生意,而大多数是选择外出务工。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凭借着领先的市场机制和独特的区域优势,逐步形成了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和一定创新能力的制造业集群,并以相对稳定、丰厚的薪资待遇,吸引了无数内地务工者前往。
时代大潮奔涌,阿伟也沿着几代打工人的足迹来到这里。到2016年时,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9.7%。
阿伟在广东汕头市的一家保温杯厂上班,每年仅春节回家一趟。每次回家,阿伟必定会带回一些厂里生产的杯子,现在家里亲戚几乎人手一个。虽然是个小厂,但这十多年来,工资按时发放,订单稳定。一切顺风顺水,阿伟夫妻两个也打算在这里长久干下去。
在后续的几年时间里,阿伟陆续介绍了四五个朋友进厂,在外务工的生活也更加丰富热闹了。按照阿伟的打算,不久可以在老家的县城买一套房,方便孩子读书。然后继续干几年,等孩子考上大学,自己手头上还有一些存款,就可以回家养老了,余暇再做点小生意,也很是惬意。
只是“多干几年”的这个想法最终没能落实。
2021年底,阿伟收到厂里2022年春节前裁员的通知。尽管基于他十余年的工作经历,阿伟并不在裁员名单之列。但另一调整是,留下的员工上班时间几乎翻倍,并且还需上夜班,工资却没有任何变化。这在阿伟看来,就是对老员工的变相裁员。
阿伟和他的朋友自然不甘心这么离开,多次去厂里申诉,希望能给老员工一些照顾,但始终无果。其实阿伟也知道,这两年工厂生产成本上升厉害,利润压缩,再叠加疫情持续,销路受影响,扛过了2020和2021年,没想到2022年是更加难以跨过的一道坎。此次裁员,也是为节省人工成本。
离开这座生活了十多年的城市,于阿伟来说,更多的是无奈。
时代大潮在这里打了个漩涡,阿伟被迫离开。整体而言,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数量已连续多年下降。这其中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中西部开发开放、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制造业自动化、农民工就近就业等。根据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从2017年的4722万人,已降至2021年4219万人,五年间减少500多万人。

与乡村脱轨
2022年春节前夕,阿伟拎着大包小包回家了。最开心的莫过于他的儿子,眼睛直勾勾看着包包,他知道里面有爸爸答应买给他的飞机模型,但阿伟脸上却没有往年的欣喜。阿伟妈在厨房忙前忙后,这次阿伟回家,她请了一些亲戚来家里吃饭,也想为阿伟接下来的工作寻些建议。
但亲戚们的“出谋划策”,并没有得到落地的一声响。县城的机会跟汕头不一样,阿伟再就业的第一着落空了。
春节后,这片黄土地里,春笋正在努力冲破泥土,一群群挖笋人,每天能挖几百斤回家,再以1块钱一斤左右卖出,一天的收入也有两百多元。
阿伟并不擅长挖笋。十多年没有下地干活,哪里有笋,怎么挖,他都一头雾水。而挖笋还是力气活,和常年在家里干活的农民相比,阿伟只有打下手的份儿。
错过了半个多月的挖笋期,春雨过后,山上竹林里的小笋出来了,又迎来一波创收。将拔到的笋弄回家,再经剥壳、煮熟,卖给经销商,能卖近2元/斤。阿伟头天外出拔笋,接近天黑才回,最后只卖了30元。
在江西的这个小村庄里,除了四季自然带来的一些馈赠之外,农民更多的还是依靠田间作物来创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作物成为田间亮丽的风景线。愿意留在村里发展的人,已经是田间的一把好手,除了种植稻谷之外,还会种植橘树、茶树菇、芋头、烟叶、莲子以及养甲鱼等。依靠这些经济作物,一年创收十多万元已经是普遍现象,也有不少人因种植规模大、抓准市场行情而发家致富。
阿伟的父母在老家除了栽种一些莲子外,还常年在家门口做一些小生意,卖一些干货食品和冻品,如辣椒干、腐竹、大蒜、香料、鸡爪、鱿鱼等。年近六旬的母亲一有空闲便会在外帮工,摘烟叶、摘茶叶、摘桃子等,一天能赚100多元。
但阿伟并不希望父母还是这样“拼命”赚钱,每每看到母亲劳作回来,裤管上沾满泥水,头发被树枝弄得凌乱,坐在家门口不断敲打着酸痛的背,阿伟都十分自责。
只是,回到家乡,重新拾起锄头,对于阿伟来说,可能性不大。在家短暂的过渡期,已经让他浑身难受。而月月都要还的房贷,更没有时间给他试错。
走出去遇阻
留在村里始终不是个办法。过完元宵节,2月16日,阿伟经中介介绍,来了深圳一家电子厂上班。恰逢深圳新一轮疫情来临,阿伟刚到深圳,在中介安排的旅馆隔离了3天才进厂。
进入3月份,深圳疫情加重,阿伟所在的工厂几次因防疫而被迫停工。3月底,阿伟作为最新一批入厂的临时员工,因厂里订单做完,再次被裁员。
拿到了一个半月的薪资后,阿伟便离开了深圳。在中介的介绍下,辗转去了厦门。但又因分配岗位不合适,最终辞工再次回到老家。
在家期间,除了外出赚一些零花钱,阿伟更多的是在家查找各类招工信息。十多年来在一家厂的工作经历,并没有让阿伟在找工作上有更多优势,反而使得他与各类招工市场脱轨,信息闭塞。
4月中旬,阿伟一位初中好友联系了他,说5月初可以带他去深圳进厂。和朋友出去,总好过和中介出去,阿伟立即答应了朋友。但进展并不如意,等到5月,朋友开车只带了另外几个好友,并没有带上阿伟夫妻,为此阿伟恼火了好一阵。
5月15日,阿伟在县城中介的安排下,和一群外出务工的老乡出发去深圳的一家电子烟厂。这次的出行,阿伟已经不抱太大希望。
16日清晨,阿伟抵达了深圳市宝安区,下车做完核酸,中介给他们在厂附近安排了小旅馆,让他等通知面试。等到18日上午,阿伟给家里发信息说,这次进厂的可能性不大。一共来了200多个人,但厂里只招50个人,所以招人的要求很严格,不一定能进。
但背着房贷的阿伟,想抓住这机会。
这套接近120万元的房子,首付只给了两成,剩下的则贷款30年,阿伟月供3000多元。
18日下午,阿伟交了身份证、填写了报名信息、配合做了一系列入职检查。傍晚回到小旅馆的阿伟心里还是十分忐忑,能否在深圳留下,他也说不准。
*应受访者要求,阿伟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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