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夏
从乌江上来的夜航船

当白日的缆绳从手腕上脱落
水晶的船队穿梭于脚下
你知道哪一条驶向母亲的港口？
——廖亦武《幻城》
已到凌晨3点，几乎每一个人都醉了。只是有的醉得轻一点，有的醉得重一点，有的发了酒疯被人架走，有的趴在灶台边睡得鼾声如雷。当然也有没有醉的，比如我和亚伟。我悄悄对亚伟说，我先射了，得去解放碑与廖亦武和何小竹聚会，这帮人马上就要下船，你把大家照顾一下。
廖亦武以前在成都，住在西门车站那一带。他们那一带也非常牛，属于成都先锋诗歌的又一联络点。除廖亦武外，住在那一带的还有杨黎（新二村）、孙文波（铁路新村）和朦胧诗人骆耕野（西二道街）。特别是杨黎的新二村，几乎是成都先锋诗歌第二接待站。
廖亦武的出现介乎先锋和官方之间，他的诗首先在《星星》发表，然后才与四川先锋诗歌接触，并成为先锋诗歌的重要一员。在四川，这样的诗人还很有一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石光华和周伦佑。一开始，他们都是在《星星》发表作品并走入所谓的诗坛，然后再转向先锋，并分别成为整体主义和非非主义的创始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是二代半。
后来廖亦武因为爱情，调到了涪陵文化馆工作。当时涪陵是四川的一个地区，现在是重庆的一个区。另一个非非诗人何小竹也是涪陵的，在涪陵地区歌舞团工作。他的名字以及他的工作单位，曾经在诗歌圈子里造成许多误会，大家以为他是一个美女诗人。
在80年代先锋诗歌中，涪陵的地位仅次于成都，远远在重庆之上。除了涪陵的廖亦武和何小竹外，还有涪陵下辖酉阳县，这地方从前出土匪，现在出诗人。亚伟、二毛、苟明君、冉云飞、冉子健、梁乐等人，也有当时著名评论家巴铁。1990年廖亦武因事变离开了诗坛。还有巴铁，这个颇有才华的党校老师，也彻底放弃了诗歌研究与写作。
朝天门码头已经很安静，即使四处都躺着呼呼入睡的等船人，打眼望去，它依然那样安静。我们选择了一个靠江的位子，就着一包花生，慢慢地喝着酒。这花生和白酒，都是我从洞洞火锅店带出来的。1980年代中期，凌晨4、5点钟在重庆的朝天门应该买不到东西吃，自然更买不到酒喝。我为我的先见之明而崇拜我自己。江风吹来，真巴适。
我有一个朋友王红，在涪陵下属丰都文化馆工作，与廖亦武他们属于一个系统，也属于朋友。前几天她告诉我，她和廖亦武、何小竹、苟明君等将坐船到重庆，然后再坐早晨的火车去成都，参加我们的诗酒大会。日期就是今天，准确说就是两个小时之后。
早晨7点，东方发白，他们的轮船准时靠岸。我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把廖亦武、何小竹、苟明君好一个惊喜。而我的朋友王红假装着惊喜，悄悄告诉我，她知道我会来。我问为什么？她说，我把时间地点写那么清楚，你不来我不是白写了。
对于80年代的先锋诗人，我认为她说的完全正确。

1999年4月，廖亦武，宋玉，杨然等在成都
我们的火车能到天堂吗？

这就是我张开手指所要叙说的事
那洞窟不会在今夜关闭。明天夜晚也不会关闭
——马松《空虚》
早晨8点，我和廖亦武、何小竹、苟明君与王红一起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火车开后，我告诉他们，下一站李亚伟他们要上来。他们不信。我说真的，再下一站柏桦、张枣也要上来。苟明君说：对啊，下一站是沙坪坝，再下一站是北碚。
大家兴奋起来，仿佛这是一辆开往天堂的列车，至少它是开往酒坛子和诗歌意象的。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和网络，人与人的交往看上去没有那么方便，但却多了许多邂逅，以及因之产生的惊喜。特别是在火车上。比如你一个人从成都坐火车去北京，你一个人，寂寞地坐着，旁边突然出现一个认识的美女，你想结果将是怎样？你们曾经认识，但你们并没有好感，但在这漫长的旅途之后，你们也许已是情侣。
火车到了沙坪坝，我赶紧打开窗户，对着下面的人群乱喊乱叫。其实我并没有看见宋炜他们，但我知道他们一定在下面。果不其然，我乱喊乱叫没有几下，就得到了下面的响应。几分钟后，李亚伟、宋炜、二毛、刘太亨、梁乐、潘家柱和张渝等就冲了上来。他们一上来，啥子酒啊、甜皮鸭啊、手撕鸡啊、口水鸡啊，立马就摆了两桌。
我对宋炜说：你们是第一批，一会儿还有好多。
宋炜问：你说柏桦他们？
我说不仅。我说不仅时其实并不知道还有谁要上这趟火车，但我预感沿途将会有不少的人陆陆续续上来。多年后，在北京凯宾斯基喝啤酒，我就对杨黎说：其实第三代诗人，我们的本质就是快活。金斯堡的火车是开往地狱的，而我们的火车必须开往天堂。
即使海子，我想，他应该是我不同时间里遇见不同的人。
所有的第三代诗人都是快活的，至少是在那辆去成都的列车上。宋炜和廖亦武，何小竹和李亚伟，苟明君和刘太亨，我和王红。我们划拳、喝酒，偶尔还唱歌。王红突然说，要是有吉他就好了。而她话音刚落，火车就到了北碚，吉他就上来了。和吉他一起上来的是柏桦、张枣、傅维、郑单衣，吉他是傅维的，还带着一大堆乱七八糟吃的和大叠大叠的油印诗刊。
宋炜拿着一本由何小竹、李亚伟、廖亦武编印的《中国当代实验诗歌》，斜靠在座位上翻阅着。这是四川诗坛编印的第二本先锋诗刊，第一本是由我、杨黎和赵野编印的《现代主义同盟》（后因故改为《现代诗·内部资料》（想一想，现代诗居然还只能是内部交流，那时四川的诗歌环境是多么恶劣啊！）。这两本属于团结性的诗集，以四川为主，包含了全国各地的先锋诗人。海子有两首分别入选这两本集子，并且成为其中重要栏目的名字。一首是《亚洲铜》，一首是《源头与鸟》。这让海子非常好奇和欣慰，他利用假期，专门到四川来，将这些诗集里诗人的名字与活生生的人联系在一起。只是四川的快活和激情不仅没能改变他的结局，却让他更困惑了。
列车继续往前开，下面到了隆昌，我的预感实现了。我先看见瘦高的王琪博，带着一个戴眼镜的小男孩一样的人，继而看见杨远宏，还有冯林和赵毅。冯林是隆昌人，王琪博是重庆大学的学生，中国大学生诗派的第三号人物。他看见李亚伟，就抓着打听尚仲敏和燕晓东的下落。而他说的尚仲敏和燕晓东，就分别是这个流派的老大和老二。原来他们几个混火车去成都，路上走散了，那两个被售票员赶下了火车。亚伟把王琪博按在位置上坐下，说：喝酒，喝酒，找他们干鸡毛？
火车继续开，奇迹也不断出现。在内江，王琪博走散的兄弟尚仲敏和燕晓东也上来了，抱着一摞“大学生诗报”。他们本来在另一个车厢，听说这边有一群诗人，就走了过来。见到这么一大群朋友，立马加入酒局，并和老同志杨远宏干起了嘴仗。
下一站还有没有？宋炜号称半仙，对我的预言不得不佩服。我说：还有。宋炜问：那是谁？我说：我又不是半仙，我知道锤子。但我知道肯定还有。我补充。
过了内江，就等于走了一半。那个时候，重庆还没有直辖，四川有两个大城市，而内江就在这两个大城市之间。它的特点是产甘蔗，俗称甜城。在我们庸俗的想象中，甜与女性有关，所以我们莫名其妙地认为，内江一定美女如云。
后来还有好多人上了车，几乎每到一个站都会有参加诗酒大会的人上来。在内江，黎正光上来了，这个正在徒步考察长江的史诗派诗人，一上来就和大学生诗派的尚仲敏争吵起来。黑白分明的诗歌观念，让老同志和年轻人互相看毬不惯。
好在那个时候火车的声音非常大，让他们的争吵显得很累很不清楚。
资阳到了。恍惚中，有人在我肩头拍了一下，原来是赵野和胡小波。这两个四川大学的大学生诗人，正笑眯眯地看着我。我很奇怪，问他们咋个在资阳上车？赵野说，胡小波是资阳人，他们去他家耍了一趟，所以就从资阳上了车。
我和赵胡二人认识很早，这两个成都大学生诗歌圈子里的大小舵爷，一起搞过许多诗歌活动。特别是在年初成立四川青年诗协时，还一起联手，让周伦佑等老同志败选收场。作为大学生诗人，他们与尚仲敏他们的大学生诗派完全不一样。如果说尚仲敏他们的诗派是以韩东、于坚为旗手的话，那么赵野、胡小波他们的大学生诗歌就是以欧阳江河和柏桦为领袖。四川三拨大学生诗歌群体，重庆一拨，成都一拨，另外是南充一拨，各自有各自的追求。我和李亚伟、马松、胡玉和王建军是南充一拨，我们以南充丝妹为师。

韩东
午夜的成都装得下多少诗人

对于你来说
我便是怪客
——杨黎《怪客》
火车到成都，已是夕阳西下，浩浩荡荡的诗酒队伍从火车站鱼贯而出，在车站广场上，就差打个横幅标语：“四川，雄起”。出了车站，立马分为三队而行。柏桦、张枣、傅维、郑单衣、杨远宏、廖亦武、潘家柱、赵野和胡小波去了钟鸣家，欧阳江河、孙文波、翟永明都已在那里喝着咖啡和张裕白兰地等着。宋炜、刘太亨、张渝去了石光华家，宋渠、席永军、瑞生、张孝在一桌冬瓜连锅子边等他们。何小竹、尚仲敏、燕晓东、苟明君去了蓝马和刘涛的家，杨黎、小安用塑料桶提来的西昌苞谷酒，和从西昌来的周伦佑、吉木狼格、杨萍、文康已经喝起了。而李亚伟、二毛、王琪博、梁乐等，跟着我去了家里，我想胡冬和马松肯定也已经在我家对面的苍蝇馆里点了大刀耳片和折耳根拌胡豆，八毛钱一斤的陈色酒用碗喝。我和大家握手送别，并叮嘱每一个人明晚八点来古卧龙桥街相聚。我说一定好，全国各地的哥儿们可能都来了。

古卧龙桥街就是我家门口那条街，它密密麻麻开着八九家苍蝇馆。我和亚伟一群刚走到家门口，就听见胡冬喊我。原来他和马松、陈东已经在那里吃了大半天了，一边喝一边等我们。

亚伟和胡冬这是第一次见面，两个莽汉在我郑重介绍下，像介绍两个大人物，握手、拥抱，并说起了客气话。不仅如此，二毛莽汉、梁乐莽汉也是第一次见胡冬，他们在亚伟的介绍下，也分别和胡冬握了手。莽汉们在一起，居然使用的是文质彬彬的外交礼节，多怪异啊。胡冬说，几个莽汉咋都戴眼镜呢？

我们慢慢预热，半天才亢奋起来，决定立马大喝一台，算是莽汉兄弟的聚义之酒。从大学四年级开始搞莽汉诗歌，大伙还没有认真坐在一起好好喝一台酒呢。
正说着，一队人马走了过来。为首一人粗短矮胖，挺了个肚子，走起路来旁若无人。他的后面跟着两个瘦高个，一人长发飘逸（吉木狼格），一人满脸胡须竖立（蓝马）。在他们后面稍远一点，三五个女子叽叽喳喳、打打闹闹。我哈哈一笑，对亚伟说：你看，杨胖子（杨黎）他们过来了。

杨黎
那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哦，真爱、偏执、勇敢，小小的古卧龙桥街上一家苍蝇馆里，中国当代最大的两个流派非非和莽汉坐了下来。老板与小二齐上，为我们打酒端菜。在酒菜尚未上齐之时，我和杨黎分别介绍了自己这方的陌生人。何小竹、尚仲敏，我们在火车上已经认识。马松、胡冬和我，杨黎早就喝过好多台酒。而周伦佑、蓝马、吉木狼格和小安、刘涛、文雪、李娟、杨萍等诗歌美女，都是初次相见，自然应该是好大一台猛喝。
我和杨黎早就想比赛喝酒。杨黎认为莽汉喝不过非非。非非人多，是当时四川最大流派。而莽汉人最少，不过每一个都在半斤八两以上。其中我和亚伟要多一点，马松和胡冬紧随其后，二毛与梁乐稍弱，但也比非非一大半人厉害。
但杨黎不这样认为，他说蓝马和吉木狼格要比我和亚伟强，他们每一个都是一斤以上的量。而小安和杨萍绝对不输马松和胡冬。至于他自己，随便找一个人联手，也可以把二毛和梁乐丢翻。照他这样说，莽汉仿佛已经输给了非非。
其实莽汉和非非以及整体主义非常纠结，关系亲密而又复杂。杨黎号称莽汉第一朋友，和我一起创办过四川青年诗人协会和地下刊物《现代诗》。而李亚伟、二毛均参与过非非，是这个流派中非常重要的成员。何小竹在涪陵的主要朋友就是二毛和亚伟。作为老乡，他在每次的讲演和诗会上，都要朗读莽汉的作品，并因之赢得哈哈的掌声。我和宋炜、石光华的关系最好。作为朋友，我与四川先锋诗人交往最早的也就是非非的杨黎。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非非。

北岛，成都，1986年。参加“星星诗歌节”期间，在成都望江公园留影。肖全供图。
杨黎的亲人们

每个纸上的夜晚不在纸上停留
每个星球上的姑娘都要飞出
从我的窗口，不止我的窗口
每只酒瓶都有它的重量，都要落地
——韩东《吉祥的老虎》
那天的事情非常奇怪，比如莽汉和非非的比酒刚刚开始就结束了。这看上去像一个比喻（莽汉特别喜欢使用比喻而非非坚决反对使用比喻），因为就在这时，中国另一支非常牛逼的诗歌队伍突然降临古卧龙桥街的某一家苍蝇馆。就在我们苍蝇馆的隔壁（因为我们这家已经实在挤不下了）。一些普通话，打破了我们纯粹的川音世界。
在我们隔壁的馆子，比我们的馆子更小的苍蝇馆，坐着韩东、于坚、丁当、小海、于小伟、小君、贺奕、朱朱、周墙、刘春、王寅和孟浪。这些主要来自南京和上海的诗人（个别为云南、西安和上海），创办了影响很大的文学刊物《他们》以及同名的诗歌流派。作为诗歌流派，他们与莽汉、非非一起，推动了中国诗歌的第三代人运动，并完成了中国诗歌由文言、半文言写作向现代汉语写作暨口语写作的过渡和发展，成绩斐然。
1985年的春天我去过南京，正如诗人柏桦所说，那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与四川诗人相比，南京的诗人个个都比较文雅。即使客居南京的四川诗人覃贤茂，其个人风格也难得的倾近风雅。我与他们交往，仿佛拳入棉花。只有谈到诗歌时，韩东、小海这些风雅之人，才显露出他们的直率、坚决和豪迈。就连时任韩东夫人的小君，也意气风发。
我那次出游以诗歌交流为主，除了南京，还去了上海。回成都时，我带回了许多当时的地下刊物，其中有《他们》、《大陆》、《海上》等。这些刊物对当时比较闭塞的成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们》对杨黎。作为《怪客》的作者，面对四川汹涌的史诗潮流，杨黎自然有点孤独。看见于坚、韩东等人的作品，他告诉我，他看见了亲人。
不仅如此，韩东与小君的身份也让杨黎羡慕。这种羡慕不仅表现在口头上，而且直接落实到行动中。当年秋天，他在刘太亨那里发现了刚刚写诗的安学蓉，立马大发神勇，将我军纯洁的白衣天使揽入怀中。火速结婚后，他为自己的妻子取了一个非常小君的名字叫小安。后来韩东和小君离婚了，杨黎和小安也离婚了。所不同的是，杨黎和小安有一个儿子叫杨又黎。

杨黎
一群马队穿过午夜的广场

晚餐一直持续到我的垂暮之年。
不会再有早晨了。……
我已替亡灵付账。
不会再有早晨了，也不会再有昨夜。
——欧阳江河《晚餐》
韩东他们刚坐下不久，宋炜、石光华他们也来了。古卧龙桥街上，诗歌的空气越来越密。七个苍蝇馆，已经坐满了三四个。我又有一个预感，过一会儿，还会有好多人要坐满剩下的另外几个馆子。我悄悄过去，给酒馆的老板商量，请他们别忙关门并多准备些水酒和凉菜、卤菜，给诗人们吃好点。诗人，特别是先锋诗人，他们天生就不喜欢被安排，既然已经到了成都谁还能让他们等到明天？我明白，所谓的诗酒大会，在这个晚上就已经开始了。
是这样的，在那个诗人们都年轻的时代，荷尔蒙和酒精让我们静不下来。我刚刚与老板商量妥当，满头华发的芒克就空降了。他和马高明、大仙、俞心樵一起来的。这显然是已经喝醉了的几个人，偏偏倒倒，一走近古卧龙桥街就大声喊我的名字。我飞快跑出去，赶紧把他们安顿在我们右手边那家馆子里，并让李亚伟和二毛去陪他们喝酒。
芒克说：北岛、杨炼和顾城他们正在路上呢！
那时已是深夜，我突然想起欧阳江河的一首诗，一群马队正穿过午夜的广场。“它们杂乱的脚步，有着统一的步伐”。差不多六七十人吧，都是一些奇形怪状的人，昼伏夜行的人，这个时代最牛逼的诗人，正在穿过成都古城的广场和迷乱的巷子。
多年以来，我对成都的印象是这个城市没有安静的时候。在成都，一天到晚都有人在喝酒，在炒回锅肉，在打麻将，在煽合盒或者在掺粉子。如果硬要说它啥子时候清静，那就只有早晨八九点钟的时候。对于一个很少看见日出的城市，这相当准确。
杨炼那个时候很喜欢来成都，而北岛来得比较少，他喜欢去重庆，与柏桦关系特殊。那时杨炼的史诗风头很劲，他和四川诗人骆耕野关系密切，后来和欧阳江河、翟永明交往也很深，其史诗的诗歌观念还影响了宋渠、宋炜、石光华、廖亦武、黎正光等人。当然也有反对的。杨黎、李亚伟、胡冬、吉木狼格、何小竹等人，对杨炼的诗歌与诗歌观念就特别反对。他们的反对以及他们的努力，最终影响了一大群更年青的诗人。北岛来了，舒婷来了，顾城来了，徐敬亚和王小妮夫妇也来了。陪伴他们的是欧阳江河、翟永明、柏桦、张枣、孙文波、钟鸣、向以鲜、赵野、胡小波和唐丹鸿。杨炼也来了，陪伴他的是骆耕野。整个古卧龙桥街七八家苍蝇馆，被坐得满满的。
骆耕野曾经和杨炼、江河一起搞现代史诗，他是我们四川先锋诗歌的老大，但是他没有珍惜大家对他的好。为了他的烂生意，把四川诗人都得罪光了。我记得他曾经对四川诗人有一个评价，非常好耍。他说欧阳江河的诗是哲学的肉化，说宋炜是现代大赋，说杨黎是假叙事，说我和李亚伟是模仿金斯堡。那也是一个夜晚，成都西二道街，我们在他的家里。

北岛与四川诗人
他们都是些啥子人？

你们，给我的印象深极啦！
——刘涛 《阿维尼翁》
大家喝着，一个苍蝇馆老板来到我的面前，神秘地问我：这都是些啥子人？
是啊，这都是些啥子人？他们，以及在此之前就已经到了的于坚、韩东、张小波这些人，以及四川的宋炜、李亚伟、杨黎……这些坐满一条街的七八十人，他们究竟是啥子人呢？我问自己。
成都的诗歌与其他所有地方的诗歌都不一样，它有一种罕见的对立性，并彼此达到惊人的高度。欧阳江河与李亚伟的对立，思诗的修辞炫技与身体的想象暴力构成了今天中国诗歌的标杆，一直高高无人可及。柏桦与杨黎、张枣与宋炜的对立，可为的语言与无为的语言各自扬长而去，导致世界诗歌价值重新确立，继往开来，影响好大一群。而小安与翟永明的对立，两个女人的温柔差异与秘密统一，深入与灿烂，常常感动我这个不易感动的男性读者。

于坚
不仅如此，石光华、马松、吉木狼格、何小竹、廖亦武、赵野、钟鸣、周伦佑、蓝马等人，其诗其文，均自成一格，成为成都这个城市与时代的宝贵财富。他们现在主要聚集在成都宽窄巷子，吃李亚伟的香积厨、胡小波和石光华的上席，喝翟永明和王敏的白夜、文康的芳邻旧事，以及吉木狼格和杨黎最喜欢的小房子。白天睡懒觉，晚上不睡觉，偶尔下午出太阳，纷纷吆喝，到露天茶铺打牌下棋，不与时代同步，拒接可持续性发展。哈哈，妙哉，拿酒来！
1985年仲夏的一个夜晚，我以诗酒的名义把中国先锋诗人们聚集在一起。这也许是一场梦，一首诗，也许是几回武侠演义。多年之后，这个古卧龙桥街已经拆除，虽然它的名字还在，却已经找不到它的影子了。但只要翻开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它的一砖一瓦都历历在目。无论从大历史还是小历史、从正史还是野史看，未来能够被世界更多说到的成都，只会是第三代人的诗歌。它不仅是这座城市的福气，更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幸运。
关于万夏

万夏，先锋诗人、小说家。1962年出生于重庆，在成都长大。1981年开始诗歌和小说创作，1982年与胡冬、赵野、唐亚萍等发起“第三代人”诗歌运动，1984年与胡冬、李亚伟、马松等发起“莽汉主义”诗歌运动。1993年主编《朦胧诗全集》和《后朦胧诗全集》，2000年出版个人诗集《本质》和小说集《丧》。现从事出版工作。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