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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子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笔者长期研究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深感乡村与县域发展的瓶颈在于人才的匮乏与文化的空洞。近日拜读清华大学鞠建东教授文章《县里办大学——产业升级与货币产业政策》，深感共鸣。
该文在网上争议很多，如每年投2万亿元到县里办大学，资金从哪里来？是不是所有的县都有条件办大学？能不能像当年的电视大学一样办网络大学？随着人口下降，未来县域还有没有那么大就读需求？但笔者认为，县里办大学的方向是值得探索的，以下就是是笔者的一些思考。
经济转型升级与“县域办大学”
鞠教授研究认为，经过1978～2018年40年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工业化已基本完成。除了工业化成就，一个关键标准是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已基本完成——显然，青壮年农民已基本从农业转向工商服务业，工业企业对剩余劳动人口的吸纳能力也基本停滞。
以2018年为分水岭，中国经济从工业化时代进入知识化时代，中国经济发动机从工业化时代制造、装配，需要转换成创新、高科技服务、知识服务。
而当下诸多经济问题，根本便在于全社会还欠缺一个转换模式，因此呈现两大两极化——小部分产业（和企业）成功升级和大部分深陷内卷，大城市、发达地区不断聚集的马太效应与欠发达地区不断边缘化。
显然，只有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升级，远远支撑不了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比如制造业，支撑“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早已不是大城市，而是分布于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众多县（区）域工业园、产业园、开发区等。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域2843个，占国土面积90%，占全国经济总量约41%，占全国人口约63%。多数县（以及很多乡镇），都有多个工业园。直至今天，招商引资、建工厂，依然是县域经济建设的核心工作。但现实中，大家都心知肚明，能拉来的企业成色如何，对人民群众实际收入拉动效果如何，对地方环境、债务的破坏力怎么样……
因此，普遍停留于工业化的思维方法惯性，与转型升级的时代需求之间的落差，亦是制约发展的一大关键因素。
要解决这个“普遍性”落差，就不能光靠趋向于大城市的高精尖式创新，更需要一个普遍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县域办大学，就是一个好方法。
一方面，同样是政府投入，能够投巨资建前景不明的工业园、产业园，为什么不能投资建大学？
另一方面，中国县域平均人口大约50万左右（超过世界上许多小国人口），如此经济体量，需要包括中小学教育、医疗卫生、大健康、金融服务、文化艺术、公共服务，以及企业发展、工农业科研推广、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产业升级等大量人才。
这些人才，主要依赖大城市回流、高校引进，但人数少、不稳定，且多数流入到政府公务员、机关事业单位去了，根本满足不了整个市场和社会需求。
因此，建一所取之于本地、服务于本地的高校，就是关键的高质量供给改革！
经济刺激与“县域办大学”
当前国家的经济刺激，往往倾向于扶持数字基建、新能源、芯片之类的高科技领域，以期带动整体经济升级。
一方面，它们难以覆盖县域；另一方面，这些“风口”领域本身就是社会资本之所好，引导即可，过多刺激，反而容易造成干扰和浪费。
对许多县域政府来说，不盲目找刺激、等刺激，而是盘活存量，通过扶持地方工业向知识化转型，以重新激发社会经济活力，才是更现实的路径。
第二层存量，体现在经过多年发展，各地一般都积累了一定的优势或特色产业，如特色种植、特色制造、特色服务业（如淘宝镇、电商大县、骑手大县）。要将这些优势、特色转化为“专新特精”的区域经济，必须从自发的初级市场走向知识化、专业化，此时，具备一定聚集、带头、科研能力的县域大学便是关键。
第三层存量，在于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地方化。
目前，一线城市已初步完成人才红利的转化，即以白领取代蓝领，成为城市生产、消费的主力。二线城市“人才大战”也如火如荼。
多数县域缺乏吸引人才的足够条件。目前，多数内地县域，工厂工人、商业服务业的平均薪资一般在3000元左右，5000元档收入一般集中在体制内，上万元收入则凤毛麟角。人才和收入结构的停滞，亦是县域内卷、经济裹足不前的关键所在。
与其引而不来，不如自己培养——通过县域大学，批量培养本地化白领，帮助地方从“蓝领经济”向“白领经济”（包括技术型蓝领）发展，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
左刺激右刺激，不如对人的刺激。试想，一旦占国土九成、人口六成的县域经济“白领化”发动机启动，中国经济会是何等盛况？
乡村振兴与县域办大学
近年来，三农领域已成为国家财政事实上最大的支出项，乡村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初步完成，各地也政策频出，但乡村振兴始终难以燎原，一大根本便在于人才的缺乏。大城市的高等院校远离乡村，也并不培养乡建人才，所以当前乡村振兴，除了国家力量，就只有一些具有乡村情怀的个体，中间严重断档。
当前，针对乡村振兴领域的培训、教育，以各地一拥而上的电商培训为代表。各地纷纷成立电商园，作为一个任务，甚至不惜花钱买农民来上课。效果不能说没有，但放到乡村振兴大局，微乎其微。
事实上，乡村振兴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事业，从农牧业，到乡村管理、社会治理，到乡村教育、医疗、农村电商、民宿运营等，都是现代教育的空档。且乡村迥异于城市，各地人文地理、风土民情、社会关系千差万别，要搞好乡村，批量培养乡建人才，建立本地化的高等教育也势在必行。

教育改革、大学生就业与“县域办大学”
教育改革是一个老大难问题。高校不断扩招，大学生就业严峻，高中填鸭教育始终难有改观，疯狂内卷，中考分流，刺激职业教育引发广泛争议，以及大量撤并乡村中小学，双减等等，问题是全方位的。
整体来说，当前教育是一个县城抽乡村，大城市抽县域的人才抽血机制：一方面，只见抽血不见回流，另一方面，教育日益精英化，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日益远离乡土，“士”近“商”（与政），而日益疏离“农工”。
当然，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因为现代教育一大本质，就是人力资本化——即将人力资源转变成人力资本，以配合产业资本，为其服务。
正如“把文章写在大地上”，教育也应该“办在大地上”。以中美为对比，截至2020年，美国人均受教育13.4年，我国为9.91年，美国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88.40%，我国是30.56%，美国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61.60%，我国为15.47%，所以我们的大学生并不多，之所以显得“过剩”，是都扎堆在大城市不愿回流。
还有美国高校密度也很高。以美国伊利诺伊州为例，其面积15万平方公里，人口1281.25万，却拥有高校255所。面积相近的我国辽宁省（14.8万平方公里），人口数量大约三倍于伊利诺伊州（4351.7万人），但域内高校数量仅为114所，密度为平均每38万人一所高校，而伊利诺伊州是每5万人一所高校，辽宁省高校密度不到伊利诺伊州的1/7。
我们不能只看常青藤这样的全球化精英大学，事实上，西方的大学体制来源于教会。几百年前，分散在乡镇、小城市的各地教会，纷纷创立地方大学，逐渐奠定了现代高等教育模式。直至今天，美国地方教会大学、社区大学，5万人/所的密度，依然是“教育办在大地上”的体现。
再看眼门前的现实压力。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问题一年比一年严峻。2022年，我国有1076万大学毕业生（不含80万海归留学生），其中457万考研（招生总数110万人左右），200万考公，还有大量考教编，就是不愿往回走、往“下”走。
所以，屡见“杭州余杭街道只招清北博士”“河南漯河卷烟厂卷烟操作岗只招硕士”之类的新闻。但这些一点都不值得夸耀，因为，当人才都走向体制，当体制力量日益大于市场、社会，最终的社会成本还得由全社会来承担。
让这些知识分子回到更适合自己的岗位，比如县域大学老师，是不是更能发挥其所用，更利国利民？
共同富裕与“县域办大学”
中国大中城市已有4亿中产，为全球之最。但从2008年左右开始，M型社会、中产消亡论等观点就广受关注，彼时，经济大发展足以掩盖这些争论，到近年发展放缓，中产内卷便迅速成为不争的事实。
长期以来，经济学界片面鼓吹“大国大城”式聚集效益，却忽略了聚集的成本。比如，光聚不散必然导致的内卷，比如人们在“逃离北上广深”、又“逃回大城市”之间反复折腾。只不过这内卷、折腾的成本并不需要经济学家们承担罢了。
中产阶级不能只在少部分大城市产生，否则内卷必成规律。同时，中产的标准也应以区域划分，比如上海月收入两万，面对房贷、车贷、孩子教育多半还得紧巴巴，它跟省城一万多、县城五六千的收入，其实际“获得感”并没有本质差别。
大城市白领、中产要再进一步，从两万提升到三四万并不容易，它取决于全球大环境。但县城蓝领从两三千，批量提升到四五千，白领从四五千提升到七八千，只要内循环运转起来、方法得当，则是可以自我掌控的。一旦大中小城市各自实现中产化，届时，再结合户籍改革给予人们更多迁徙和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才是共同富裕的更优解。
如果说职校是生产技术蓝领的“流水线”，大学就是生产白领、中产的“流水线”。这样的“流水线”，比引进工厂流水线要重要、深远得多，广大县域们，都值得拥有！
文化复兴与“县域办大学”
与经济格局一样，当前的社会文化同样呈现两极化特点——“文化”集中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小城市、县域则成为“文化沙漠”。以至于从大城市返回小县城的中产们，最难以忍受的，往往还不是经济，而是“没有文化”。
社会文化的第二大问题，体现在大城市文化的标准化、市场化，仿佛只有博物馆、美术馆、歌剧院、电影院、演唱会才叫文化。而许多地方，本该代表文化自信的优秀传统文化，则因为“土”、地方化、缺乏市场空间，反而渐渐被淘汰、消解。
事实上，文化复兴才是民族复兴的根本。
孙中山可能是最早认识到这个问题严峻性的先驱。他指出，“中国人经过了义和团之后，完全失掉了自信力，一般人的心理，总是信仰外国，不敢信仰自己”，而“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便提倡世界主义”，所以他的三民主义，即以民族主义为先。
历史学家钱穆也继而指出，“中国人自义和团以来……已经不敢自己用思想，不肯自己用思想，也不信还有别个中国人能有思想。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起先是学德、日，其次是学美、法，再其次是学德、意，又想学英、美，最后则学苏联（注：改革开放以来继续学欧美）。民族主义丧失了，又尚未甘愿做殖民地亡国奴的心地，则必然要转向世界主义”。
我们当然要张开怀抱拥抱代表发展的世界主义，但不能因此关上民族主义、传统文明的大门。须知，没有民族的，便不会有世界的，不明了“我是谁，从哪里来”，便不可能真正知道“我要到哪里去”。
显然，大城市便是按西方模式、工商业思维建设的，大城市的精英化教育也培养不出李子柒。要城市转换思维和行为模式，并不容易，也不划算。更好的办法，依然是自下而上的修复、重塑，两条腿走路。
因此，县域大学，不止培养地方文化人才、满足县域文化市场需求，也是重塑民族文化自信、走向文化复兴的关键所在！
现实路径
近年来，一些大城市高校由于扩张需求、土地匮乏、办校成本等因素，在地方“求校若渴”的大力邀请下，将一些分校搬到县域。但这种行为，主要局限在大城市周边，或经济较发达区域的县级市。
一方面，这种县域办大学的方式，相较而言仍属于现有大城市高校外溢的市场行为，并非县域主导，因此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另一方面，其事实也证明着，县域办大学的旺盛需求和可行性。
第二种现实路径，是美国的社区大学。他们可以在社区办大学，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人口更多、需求更大的县域办大学？
第三种现实路径，是改革开放前曾遍地开花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模式。
共大起源于江西，1958年，在“半工半读”思潮下，江西省结合当时实际情况，提出了创办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决定。它主要面向农村地区，招收比较贫困的农民子弟，毕业后也倾向于服务本地，同时，它还承担着向乡村普及文化科学的任务。
江西共大采取半工半读、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式，一般都有自办农场、工厂，以自我供血。这个传统，曾深入到江西的地方教育，到90年代中期我上初中时，我们乡的三所中学都还有各自的农场、果园、鱼塘之类，而且我们都要上劳动技术课（如洗衣、种菜、做饭之类），并定期参与劳动。
贴近工农、服务本地的江西共大，曾创下遍布全省各地127所分校的纪录，拥有21万来自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其中总校毕业生为10563人，分校为202966人），她曾是全国占地最大、地域最广、学生最多、国家花钱最少的学校。这种模式，还陆续复制到内蒙古、安徽等众多省份，安徽劳动大学、内蒙古劳动大学等“共大”纷纷成立。
我老家大伯就毕业于县里的共大。虽然当时的县级共大，仅相当于中专（当时的中专堪比现在的大学）。他学成毕业后，没有留在县城，而是回村做了电工并且一边还坚持务农。他们这代乡土“大学生”，为乡村面貌的大改变，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这些，在我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也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从1963年起，江西共大就被外交部列为对外参观点。仅仅1968年至1980年，就有86个国家和地区的549批外国朋友共7496人到共大学校访问考察。
江西共大收获赞誉无数。美国学者在共大逗留期间称赞道，“共大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富有创造性和具有鲜明特色的大学”，70年代，以江西共大为代表的教育模式还被联合国表彰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1978年，江西共大成为全国重点大学。
江西共大生于艰难困苦，却消解于市场洪流。1980年，江西共大南昌总校改制为江西农业大学，各地分校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相继更名，有的取消，有的归并其它学校。继续坚持“共大”的很少，原婺源县鄣公山共大校长林春就回忆，“自1980年共大总校改名后，我们没有接到任何行政命令说不办或者不能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这个校名”，至于为何很多分校都改名了，林春把原因归结于“多半是他们觉得共大这个名字土”。
市场化语境中，有人认为它只是中国教育的“乌托邦”，但教育界主流评价，还是认为这是值得借鉴的、一所在试验摸索中前进的大学，它用实践为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县域要不要办大学、能不能办大学？江西共大已用实践证明、并积累了丰富经验，只不过被追求“洋”否定“土”、追求“时尚”厌恶“劳动”的现代人遗忘了。
假设当时，江西共大不叫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而是叫个科技大学、经济大学之类的时髦名字，它的历史会不会改变？中国教育的历史会不会被改变？
运作方法
综上，县域办大学，是一把破解当前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等诸多矛盾的，四两拨千斤式的钥匙。那么该如何推进呢？
1、国家财政投入
鞠教授分析认为，县里办大学有两个难点，一是师资、课程建设，二是经费来源。
数字经济时代，师资、课程建设可以借助信息技术，通过现有重点大学传、帮、带来实现。我国现有985、211重点高校大约150所，新建县域大学大约1500所（刨除市辖区，同时，人口太少的小县宜合办），每所重点高校通过信息技术帮助10所县域大学的师资、课程建设，可以快速满足县域大学初步的师资、课程需求。
经费方面，假设每所县域大学建设周期为10年，每年需要10亿元投资，那么2000所县域大学今后10年每年需要1.5万亿元投资需求。除了少部分经济发达的县（市），多数县域经费还得依赖于国家。
现实中，我国经济发展确实需要更加宽松的货币、财政刺激来提振需求，问题在于钱投向哪里？县域大学具备变革性的直接经济收益、综合社会收益，这1.5万亿的“精准货币政策”，不应该成为问题。
2、整合县域中专、职校
当前，我国依然存在大量的地方中专、职校、技校（以及电商培训基地之类），由于国家和社会重视程度不足、办学理念落后等原因，办学质量早已严重下滑，甚至只能说聊胜于无。为了生存发展，他们不得已以“发展职业教育”为名，与各地教育部门一起，强行推进中考分流、抢夺生源，引发大量争议。
另一方面，2000年开始的高校扩张潮中，大多数地级市已在市级层面整合过一部分中专，已证明了这个方式的可行性。现在，在县域层面再整合、升级一次（并降低国家的投入），应该也不是问题。
3、鼓励企业家参与
中国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很多，很多对办教育具有深刻的体悟。譬如陈嘉庚之于厦门大学，曹德旺投资100亿建设福耀科技大学，虞仁荣出资300亿办东方理工大学等等。
众所周知，很多全球优秀大学都是企业家或慈善家建立的。地方优秀企业家的参与，充分调动其积极性、社会资源、管理能力等，在非盈利、纳入监管、政府参与的前提下，也足以办出有特色、打破县域、走向全国的好大学。对中国教育发展的贡献，更善莫大焉。
4、试点改革
县域经济改革应当日益提上日程。尤其在当前工业化基本完成的背景下，县域经济的竞争，必须从招商引资为主导的“加价（优惠条件）-压低人工成本-牺牲地方环境和民众福祉”的简单竞争中跳脱出来，转向以特色/优势产业、人才培养和竞争为导向的知识化竞争。
但是，县域要比大城市的差异性大得多，县域办大学必须防止一拥而上又迅速退潮、甚至导致改革失败的局面。应当在试点、完成经验积累、模式成熟的基础上，有序推进为要。而且，纵有个别县域失败，其影响也是区域性的、可控的。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历史时期，必然面临许多转型痛苦。我们不能因为暂时的痛苦、挫折就情绪反弹，转而再次愚蠢地否定自己、拿来主义，甚至逃跑主义。
当然，人人都有追寻自我认知的幸福的权利，我们依然要尊重、捍卫他人的自由选择权（乃至“逃跑”的自由选择权），但根本还在于以我为主，继续将国家和社会改革向深水区推进。
转变思想，办法总要比困难多。县域办大学这个办法，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 作者：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专栏作者，撰稿人，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学者。个人公号：刘子的自留地。
  • 鸣谢鞠建东教授。
  • 参考文章/书籍：
    鞠建东、李思佳，《县里办大学——产业升级与货币产业政策》；
    楚秋说江西，《江西青春往事：赣鄱大地上的共产主义大学》；
    佚名，《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历史》；
    钱穆，《中国思想史》。
「图片|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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