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欧洲留学,暑假走上一场没有计划的旅行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欧洲留学,暑假一定是我的行走课堂。
有一年夏天,和当时的女友一起,怀揣着一百五十美金(那时还没欧元),背着双肩包和睡袋,一路搭着顺风车(Hitchhike),走了十多个国家。
一路上,我们没有预定不变的旅行计划;而是机动灵活、随遇而安。
在路上搭上一辆车,只要不是我护照签证进不去的地方,我们就跟着走。怀中只有有限的旅费,没有交通和住宿费。我们一路风餐露宿,主要以面包、香肠为主食,偶尔咬着牙破费尝点当地的特产小食。睡过公园、车站、田野、农舍、海边,无人住的别墅花园和大楼的转角屋檐下。
在路上,我们碰上了各种人和事,也尝到了人世间的各种善意与真情,去了欧洲的乡间、小镇、古城、现代化的大都市,也看了博物馆、美术馆、歌剧院、名人故居、历史遗迹、风景名胜、高等学府。
亲身感受体验了欧洲社会丰富的历史文化与各种真实鲜活的生活场景。这是我最好的“夏校”(暑假课程),也是我留学过程中了解西方社会与文化的“行走课堂”。
忘不了行程的第一站,是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白天游览完了有几百年历史的布达城堡,已近傍晚;在超市买了点食品,就匆忙去了位于安德拉什大街的歌剧院,买了学生的优惠票,看了西方经典歌剧《卡门》。
布达佩斯国家歌剧院建于一八七五年,据说比维也纳歌剧院的音响效果还好。《卡门》一剧中的那个吉卜赛姑娘,个性奔放、炽热如火,为情而殉身。剧终走出歌剧院,已是星光满天,我和女友漫步到多瑙河边。女友看着星光下流淌着的多瑙河水,告诉我,她最喜欢的歌剧就是《卡门》,剧中这个吉卜赛姑娘,大胆无畏地追寻她的爱,她跳着节奏明快的弗拉明戈舞(Flamenco Dance),给人带来的是满含生命之爱的韵律与跃动。
说着说着,女友突然哼起了歌剧中的音乐,也跳起了弗拉明戈舞,就像剧中的“卡门”形象,一转身,她似乎化作了那个充满激情与魅力的吉卜赛姑娘,努力冲破了人间世俗的束缚,成了一束耀眼闪亮的光,能点燃起心灵情感的“生命之火”……多少年后,这舞台上弗拉明戈的乐声与多瑙河边星空下的舞姿还时常在脑海中回响浮现。
还记得几天后在德国波恩出城的高速公路的边上,一辆崭新的本茨车停在了我们面前,坐上车后,开车的那位五十多岁,挺着一个啤酒肚的德国男士告诉我,他要去特里尔,问我们去哪儿?
我突然想起,特里尔是马克思的故乡,虽没在原先的旅行计划中,我转头告诉女友,我很想去看看马克思的故乡。女友说,那就去呗。
一路上,开车的德国男士告诉我,他是波恩一家公司的老板,我们开始聊马克思,他告诉我,德国的税负很重,他个人和公司每年收入的一大半要用各种税费、社会保险费的方式交给政府,再由政府进行再分配,德国的贫富差别不像美国这么悬殊。他开玩笑道:这怕要归功于马克思,马克思的思想主义影响了他的祖国。
我上个学期也在大学选修了“比较现代化”的硕士研究生课,曾与教授、同学讨论过美国、英国、德国、俄国、日本等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选择的不同路径,也问过自己,八十年代的中国,正逢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期,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路径?
我与那位德国公司老板聊了不少德国的社会市场制度的优势与问题。也谈到了效率与公平、自由与民主、平等与发展等一系列的两难与矛盾。如果说,在大学课堂,我们聚焦的,更多是概念层面的抽象化的学术理论,而车上与这位德国老板的对话中,让我了解到在一个真实的现代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中,逻辑完整,高度理念化的学术概念与社会的现实还是有间距的。
他也问到了我关于中国的改革,他听说了邓小平,知道中国开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办企业、做老板了。也开玩笑地问我,他想去中国投资,办个合资企业。我能帮他牵线搭桥吗?我也笑着告诉他,等过几年我读完博士,我回去做他投资的外企总经理,我女友可做他的中国首代。
几个小时一晃而过,特里尔这个干净、优雅的小城就在眼前,他没让我们下车,而直接开到老城离马克思故居纪念馆不远的一家饭店。
他说,你们是穷学生,我是老板,今晚请你们吃饭,接着聊马克思。在浪漫的烛光下,吃着盘子里德国的猪肘子,喝着由莱茵河谷生长的葡萄酿成的红酒,我们谈起中国的未来。
他很认真地告诉我,西方的制度有很多好东西,你们可以借鉴,但西方制度中也有不少问题,你们不能照搬照套。
他说我们德国税高、社会福利很好,有不少人就不愿多干活了,办企业开公司,超过了一定的收入,大部分都上交了,很多人就不愿做老板了。
幸亏德国人传统上勤劳严谨、做事认真,所以经济目前还不错,但欧洲有不少国家寅吃卯粮,政府社会福利负担很重,靠发债维持,很难持续。
年轻时,并不知“柴米油盐贵”,总觉得这些人有权有势有钱,是“既得利益者”,总对他们的话语观点持保留怀疑态度。
在我和女友及同学、朋友的世界里,只有那些勇于挑战权威、不问功利钱财、不向世俗主流低头的“离经叛道”者,如萨特、切.格瓦拉、鲍勃·迪伦、六十年代末席卷欧美的学生运动的领袖……才能激起我们胸中的心跳与波澜。
记得在从巴黎去尼斯的路上,搭上了一位索邦学生的雷诺小车,一上车他放着甲壳虫乐队的老歌,与我们聊起了法国巴黎六八年的学生风暴,他说索邦的大学生们现在没理想了,不像十多年前的索邦学生,那时他们与萨特、德波瓦、福柯等学人一起走上街头,声援越南反战要和平,差点将戴高乐赶下台。
六八年的学生运动,承载着欧美二战后婴儿潮那一代年轻人对一个新世界的想象与追寻。看看现在,里根、撒切尔,西方世界保守主义全面回潮,人人只想拿张学位证书、找个好工作,过小日子,这世界既平庸又看不到未来。也许,未来在你们中国。
听了他的一番话,也想起了自己文革后考上大学走进复旦校园时对未来激情满怀的憧憬与理想,八十年代的我,确实乐观开朗,总想着要改变世界,没有西方那时有些年轻人的失望与低沉。东西方那个年代时空交错,思潮变迁,也给了我比较与思考的更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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