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昧源于无知,阅读可以救赎。别人的经历我不清楚,所以我只想以自己阅读的经验来讲一讲,那一段从荒芜到觉醒的救赎之路
我小时候所在的农村,是一个精神极度荒芜且充斥着愚昧的地方。那里的人从不信奉什么“唯有读书高”,他们更热衷于钻营,一切合法的与不合法的钻营。因此,他们对读书的认知呈现出两种极端,一种认识读书无用,还不如学门能挣钱,另一种则将读书等同于做官,认为读书不做官,读了也白读。
那会,年轻人的出路,基本上就两条,初中一毕业,甚至是小学一毕业,要么被家里人送出去学手艺,要么跟着父辈在地头干活,扒拉着可怜的收成。但大部分,则是在村里游荡,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消磨着无处安放的青春。
没有书读和没人读书,是我对儿时村里生活最深的印象。村里只有一家杂货店,但没有报刊,电视也很少,即便有,也只看电视剧。左邻右舍热衷的是饭桌上的推杯换盏,以及牌桌上的喝五吆六。他们对生活的所有警觉便是想尽办法一定要比隔壁的老王家过得好一点,仅此而已。
我的父辈也是如此。因此,家里几乎没有可读的书。而且那会家里也并不鼓励我看书,家里更不会有什么藏书。因此,很多年里,我也是一个不读书的人。十多年里,除了必须看的教科书外,我只看过两本“正儿八经”的课外书,一本是花了5块钱从旧书摊上买的《周恩来的外交战略》,为此还遭了我妈的一顿毒打,说我乱花钱;另一本是我妈上厕所时常翻的一本武侠小说,书很破,连封面都没有,所以至今都不知道书名。这在当时的村里,已经算是读过书的人了。
在那个充满躁动的时期,我像大多数农村儿童一样,干得最多的事情,就是逃课、打架、干坏事。现在想起来,我那会确实挺坏的。比如,跑到某个农民的瓜地里去,偷一些西瓜或者甜瓜,然后把余下的都毁掉。又比如,当时我们那边还有供销社,而它的仓库与我们学校就隔了一堵墙,我和几个伙伴常利用逃课的时间,把墙挖开,把里面的东西偷出来,拿去换钱,然后就去打街机。总之,坏事没少干。
升入初中,到了镇上,才能在学校边上的杂货店里找到几本阅读物,但大多是黄易老师的大卷本,以及一个叫全庸的人写的烂武侠,最好的大概就要数《故事会》了,我对当中的鬼故事相当入迷,便经常会花上几毛钱租来看。这大概就是我最早的启蒙读物了。学校里,照例是不会有什么图书馆之类的,因为这里的学生根本不会去看书,甚至在那个严厉的校长到来之前,这里的老师也不读书,他们最大的娱乐便是凑在一起打牌。
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瘠,让我麻木于当时的一切。我从未想过自己要通过读书跳出这种境地,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等初中毕业了,能学一门手艺,摆脱那下煎上烤的耕种生活,摆脱父辈的生活轨迹。
此时,阅读于我,就像遥远的星辰,朦胧中可以看到,却全然不在一个时空。
改变源于一次谈话。
初二那年,学校来了一个严厉的校长,采用铁腕治学,誓要打破学校多年零升学率的魔咒。于是,他要求老师,尽一切力量,培育有希望升学的苗子。幸运的是,那会,我虽然淘气,但成绩一直还不错(主要是别人都太差),被当时的班主任选中,认为是可造之材。于是,就有了一次改变我人生轨迹的谈话。
有一次,他把我叫到他的宿舍,很认真地对我说了他年轻时的经历,讲了许多他“鲤鱼跳龙门”的曲折故事。动情之处,竟声泪俱下。或许是他那真情的告白感动了我,又或许是他的经历唤起了我内心渴望改变现状的共鸣。总之,我当时就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跳出这个栓缚着我的圈子。
于是,我就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变得安静,他说,那你就从看书开始。我对他说,我现在对课本上的内容一点兴趣都没有,他说,没关系,他那里有本书,我应该会喜欢的。这本书就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果然我被孙少平这个人物的命运吸引住了,也被路遥的苦情励志击中了。我第一次开始确信,人的命运原来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而改变的。
此后,在这种模糊的“自我救赎”的意识的激励下,我开始疯狂地阅读。在他的指导下,我又读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傅雷家书》、《青春之歌》等小说,几乎都是励志类的名著,那些充满了力量且温柔无比的文字,冲刷了我内心的贫瘠和荒芜。我更加坚信,读书,能让我走上一条全然不同于父辈的道路。
有了这样的意识,我便开始了“逆袭”之路。多少个寒冬的夜晚和晨曦,我都在这股炙热的信念的支撑下,挑灯苦读。最后,仅仅用了半年多时间,就将与“优等生”的差距拉平了,并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高分考入了我们当地的一所重点中学。
到了高中,这种要“出人头地”的意识变得更加强烈。在繁重的课业之余,我疯狂的涉猎一切能够证明“逆袭”的作品。可以说,中学阶段的阅读,是我为了摆脱父辈的生活轨迹,努力做个人上人的一种挣扎。它更像别人递给我的一架梯子,让我跨过了横在我及我父辈面前的天堑。
但我没有意识到的是,这种一头扎进去阅读,并没有让我变得更智慧,而是将我推向了这个社会给每个渴望成功的人事先设定好的轨道——认可这个体制,并遵循它所设定的程序。我在疯狂吸收着所谓的“知识”的同时,也被灌入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毒奶”。
因此,尽管成了村里唯一考上重点中学的人,尽管我可能成为村里史无前例的大学生。但我的认知并没有变得与村里人有什么两样。我依然只关注于自我的得失,对生活的最大的警醒,无非也是比同桌分数考得多几分。对社会,对这个国家,对所有呈现在我面前的一切具有因果的事物,我毫不在意;更遑论去关注周边的不公,关注我的家人、乡人,造成他们贫瘠、愚昧,日子精打细算却依旧拮据的原因。
我甚至沉溺于对国家虚幻的富强的崇拜,记得那时候,我最爱看的就是《参考消息》第二版的“新闻评述”,主要是翻译转载一些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或评述。内容绝大多数是正面的,主题是称颂中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国日渐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受了这些内容的影响,在我内心里,渐渐形成了一种狭隘的世界观:中国一切都好、美国及盟友都很邪恶。
所以,当听说美国轰炸了我们的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不等老师组织,我便同一位要好的同学跑到城里参加了反美的游行,还烧了组织者给我们的美国国旗。后来,当我在电视里看到美国遭遇恐怖袭击,双子塔被飞机撞毁,死伤无数时,心里不但没有悲愤,反而充满了欣喜,甚至与一群同学下馆子庆祝。
现在看来,这显然是愚蠢至极。
真正的“开蒙”,是在大学期间。是我大学的一位老师,将我引向了智慧的殿堂。
他是那种可能是所有念过大学的人都会遇到过的老师,学问很好,讲课也很受学生欢迎,但就是“郁郁不得志”,跟领导,甚至跟其他老师的相处都不是很好。但我恰恰很欣赏这样的老师,当初甚至有些崇拜,这或许与我自己以前比较叛逆有关吧。于是,我便在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跑到教师休息室去找他,让他给我开书单。
第二天,他给了我一份有4、5页纸的必读书目,大部分是政治类和历史类的经典。我按图索骥地一本一本读下来,几乎阅读了政治领域的几乎能读到的名著,比如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霍布斯的《利维坦》、《自由主义》,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及洛克、卢梭等人的作品,等等。其间,不定期地,我们会结合时事以及近期阅读的书籍进行交流和辩论,这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的思考能力。
一年多下来,我发觉自己有了惊人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不再迷信于权威;不再迷信于那些言之凿凿的所谓真相。这是一种认知和思维上的变化,它让我看到了更为立体和丰富的世界,让我了解了人性的复杂,社会的多元,以及一切真理背后的那伟大的质问。
不过,令我真正“觉醒”则是那些所谓的“禁书”。“一切被禁锢的地方,都是真理的藏身之所”,我开始疯狂迷恋这句话,并十分坚决地在读禁书的路上走了下去。记得,我读的第一本所谓的禁书,就是苏晓康和王鲁湘合写的《河殇》,这其实不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书,而是当年一部很火的电视纪录片的脚本。书中所具有的强烈的反思批判精神深深地震撼了我。
此外,卢跃刚的《在高层》《在底层》,以及春桃和陈桂棣《中国农民调查》,给我提供了观察社会的另一种视角。再后来,又接触了何清涟、郑义等作家、学者的书,它们都犹如暗夜里的流星,虽然在世间只是一闪而过,却至少照亮了我这个在暗夜里等待黎明人的眼睛。
此后,我的阅读就很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了。
说到此,就想多说那么一点。以我多年的阅读经验来看,相比只读那些充满正能量的励志书,我认为在年轻的时候,有机会的话,我们更要多看一些那些被世人称之为“邪恶”的书,包括那些真正的坏书。
为什么这么说呢?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也就说,当天底下的人都知道了美之所以美,丑的认识便产生了;当天下人都知道善之所以善,恶的认识便产生了。在我看来,反之依然。当人们都知道了什么是丑,什么是恶的时候,美和善的认识便也会产生了。
鲁迅在谈读书时也说过,若是碰到讲迷信的书,或者讲婊子的书,也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大可以翻一翻;还有那些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不必弃之不看,也大可以翻一翻。这样的好处,就是有了比较,而有了比较,才能辨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能辨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之后,人生才不至于在蒙昧中度过。
但在这类书中有一类书,我却十分不赞同去读,那便是纯鸡汤类的励志书。为什么呢?我觉得,一个人读心灵鸡汤类或励志类的书多了都会变成傻子。无论遇到任何困难、任何问题,他们只想到要勇往直前、排除万难、不怕牺牲。不会去考虑到,是不是自己错了,是不是一开始自己的决定就有些问题。对于这些,他们通常都不管,从头到尾,他们都志气高昂,去追求一种自己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
另外,一个志气太过高昂、太过自信、人生观非常正面的人其实都有一点傻,他会变得对世界的看法很单向、单调,对人生的看法也很单一,就是只从正面看问题。
他从来不知道世界的复杂,人生的阴暗,往往在蒙昧中度过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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