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厚辰，现居上海
在4月5日，我进行了一个调查，询问大家对逐渐解封时间的预期，当时有23%的人认为会在4月10日左右解封，46%的人认为会在4月15日左右解封，17%的人认为会在4月20日左右，14%的人认为肯定会在4月20日之后。
4月5日是最初通知的浦西解封之日。从3月中旬即开始封禁的闵行或浦东小区已经封禁了两个月之久，当然这个时间依然短于武汉封城的时长。
与当时武汉的情况不同，虽然武汉封城时间更长，不过那时大家确有对未知病毒的恐惧，且小区内部以及城市秩序相对宽松。两年后的上海，市民面对的是荒谬，以及与其相反，管控措施的系统化和严密。
我询问了好几位经历过2020年武汉封城，现在又身在上海的人，无一例外，此次的体感是更差的。不过在上海之外，看到的是疫情数字好转，复工复产，社会一片生机盎然的恢复景象，如媒体所述，“人间烟火气，正袅袅升起”。
01.
现在的上海，更多人开始下沉
现在上海什么样呢？和4月5日并没有什么不同，绝大多数人无法离开小区，在小区内等待着物资的发放与团购（现在团购与外卖比当时要容易一些），依然不断核酸，不断惴惴不安地刷着核酸结果。
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生活，恢复工作更是遥遥无期，每天都有新的企业死亡，有新的人失业。
这就是现在上海大多数人的状态，他们不面对骇人的深夜突袭，但也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何时复原。如果今天再问人们关于解封，能够正常生活上班的时间预期，恐怕你能听到的答案都会是需要再一个月以上。
这是一种心态上的疲惫和静止，初期应激状态下的愤怒已经消散，市民“认命”了，现在在各个小区中，即便是邻里猜忌、迁怒，都比之前大幅减少。
大多邻里自助组织和行动也就地解散或失去了最初的积极性。很多市民已经隔绝了对疫情信息和网上流传的各种视频的关注，一头扎进自己的生活，在团购中寻找最后的刺激和快乐。
这就是最近五天左右发生的事，大家彻底疲惫了，随后每一天都将变得漫长。
认命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因为现在个人的想法和行动几乎不会对你的生活处境有任何改变，对于绝大多数人，他们面临的静默是一种缓慢而沉闷的消磨，在这种时候，甚至没有一个显性的“问题”需要去解决。
即便是针对那些身处阳性病例较多，面临大规模转运风险的社区，很多人也已经认命了，毕竟隔离一下也不是什么伤筋动骨的大伤害。而且，之前在网上流传的那些警民沟通视频，不管是被冠以“教科书”的淮海坊居民阿姨的沟通，还是和“中国好楼长”浦东金桥楼长的沟通，都没有真正产生一个好的结果。沟通中呈现的妥协在之后一概被疾风骤雨般的深夜突袭打破。
人们越发相信，沟通也没有用，甚至有“智者”会站出来说：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沟通是没有用的。从真正问题的紧迫性和实际效果上来看，认命是理性且实证的，逃避虽然可耻，也没什么用。但看上去不逃避，也不会有什么用，这是当前的事实。
更多人开始下沉。
02.
在生活的实际事务上较真，
是最大的现实主义
在这个背景下，现在继续较真的人显得有点酸腐，口里念念有词的法律规章、防疫规范，面对苍白的生活像是喃喃自语。更不用说，较真会反过来被很多人斥责为不够拥护防疫政策，在“添麻烦”。
因此，现在在上海依然还在法理和程序正义上较真的人，他们应当有一些超越“理性”和“效用”的执念。
这种执念有很多不同的面相，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种“矫情”，是因为他们吃不了苦，顾全不了大局，因而过度关注“个人生活质量”；在另一些人眼里，这是一种“西方思想“，因为他们着了西方思想的魔，无法接受“集体主义价值观”；也有人把他们看作是理想主义者，要捍卫“自由”的崇高价值。
要我说，他们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最现实的那种。
回到防疫这件事上来，我们之所以不能完全信任抗原自测+自主居家隔离，是因为我们有现实主义的人性观，知道人并不完美，人会疏忽、会懒惰、会侥幸，因而外部约束是必要且必然的。这是今天很多人认可的现实主义。
那为何说，较真的人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是因为他们接受“外部规制”的存在，即市民不可能完全自律这种人性观；在同样的前提假设下，他们也不相信不受管理的行政执法团队可以做到任何的“自律”。他们极其现实地相信，人都需要被监督，而权力尤甚。
他们意识到，权力的监督是一个弥散到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几乎出现在绝大多数你看到的社会事件和争端中，所以即便他们现在没有切身面对紧迫的问题，但依然可以了解到权力的限制是持续紧迫的话题，因而去关心他人的生活。所以我才说，他们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
在生活实际事务上较真，是最大的现实主义。
03.
此处的现实
在本次上海流传于网上的视频中，有一个爷叔的“普法”视频很流行，他在视频中谈到，面对私权利，法无明文禁止即可；面对公权力，法无明文授权即不可。
我当然双手双脚赞同这样的现代法制根本原则，并认为这个原则与上面那个现实主义思路有着最本质的关系。不过我也确实认为，面对基层社会的具体问题，例如一次肆意扩大密接范围的转运，与一次一刀切的进户消杀，强调这样的顶层规则似乎没有力度。
也许对权力的监督和限制有以下几个方向，一种是“法理的制衡”，即前文提到的爷叔所引述的原则，或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引述宪法来说明一个问题。但这种限制的方式似乎仅仅适用于法律共识更深厚，社会的力量更充实，法律体系对权力熟练制约的地方，不然这些原则就是一些肯定正确但完全缺乏落地条件的空洞真理。
还有一种是“程序的制衡”，是我们现在唯一可以依赖的。请注意，这里所说的“程序”并非指法律程序、程序正义的意谓，而是行政程序，是行政部门为了保证行政执行和效率所制定的流程和规范。
例如，密接与次密接的划定范围和依据、密接与次密接的不同处理方式、进户消杀针对什么样的对象？再例如，“三区划分”的职权单位是哪里？区一级和街道一级在防控职权上的区别是什么？提级防控以及其他的加码措施，分别到哪一级有这个权力？
还有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静默期”设置。在“上海发布”中搜索会发现，并没有提到过“静默期”（仅有一次在说生产管理）。而仔细看，“静默期”的文件上也只提及其为“公约”或“倡议”，因此所谓“静默”管理从来不具有任何行政强制力。这个“倡议”，却在实际执行中被当作像“三区划分”一样具有程序强制力的措施一样被执行着。
这些就是“程序性内容”，在今时的上海，如果不了解这些细节，恐怕在和各个防疫部门与人员的沟通中，是无法提出有力的条件和内容的。这里没有一个是典型的“法律程序”，即公民作为个人与政府打交道时候的权责边界，而完全是“吏治程序”，即行政部门的工作规范和内部协调。
在一个运转顺滑的社会，吏治制度和其细节是一个公民不需要了解的知识。“法理的制衡”是一个公民唯一需要了解，也足够保护他的东西。
但很可惜，作为最现实主义的“较真的人”，这恐怕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运转的真正机理，这就是此处的“现实”。
04.
“说他们的语言”
这当然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你需要像个市政官员一样阅读发布的文件，不仅阅读公众号的头条文章，也要阅读更具细节的后几篇；不仅阅读其中“标重”的重点句子，还要深入细节去看到其中具体的范畴划分。
你还需要搜索行政部门的架构，找到他们的权责分布。为了能够好好应对可能出现的对话，你还需要掌握很多别的知识，例如对于密接、次密接的感染风险，你需要了解传染病学的知识：什么是气溶胶？室内气溶胶在多大范围内是危险的？
如果你真的在准备可能发生的对话，这些内容仅仅看过一眼是不够的，你需要记录下来，不仅如此，你需要练习，需要想象可能的情况，并在心里反复排演你的论述、证据，让其条理明晰。因为大多数人面对权力的高压，脑子大多一片空白，若不是之前反复准备，大多口讷结巴。
对了，就算你完成以上这一切，你的沟通也未必能成功，或者说，很大程度上不会成功，在当前很多行政执法人员所谓“紧急状态”的语境下，这些行政规章的合规性打了很大的折扣。
如果你开始设法沟通“紧急状态”的定义和权限，恐怕又太宏观，进入了“法理制衡”的领域，这根本不是和基层行政执法人员可以讨论的范畴。
恐怕现在我们只能纠缠于狭小的、事务性规章的空间，这听上去并不让人好接受。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学习这样的一套话语？我想引述我上篇文章的一些内容，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主张我们不能满足于对“大白”或“羊”这些词汇的反抗，单个语汇的禁止和替换并不能解决问题。我提到，如有必要，我们要学会他们的语言，并将其拉入我们的视野。
今天这篇文章就是提供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解释“说他们的语言”，以及这与实现我们捍卫自身权利的目的之间的关系。希望你可以从这两者的对比中，看出它们在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区别。当然，它们在难度上的区别也是巨大的。
我确实认为这是社会进步的某种必经之途。我们过去寄望于通过一种“理性”的方式，例如“法制精神”对所有人的笼罩而自动实现一个公私权力清晰的社会，但这个共识如何产生？谁来教育？制度又会如何改变呢？
促使一种传统的变化，以实现一种至下而上的社会精神与文化的转变，正需要社会力量介入“最现实”的行政规章，实现基于行政的“程序的制衡”。
而我们需要的“法理的制衡”的机会将从对基层吏治的改变中浮现。
基层吏治的种种问题不是只有今天才发生，而是移动互联网和短视频的普及，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切。在过去，他们都悄然蔓延。
这本身就是进步，移动互联网在揭示这些问题上拥有优势，透明化本身就是“程序制衡”的依傍条件。
我不觉得我们是好运的，需要从这样的基础上，以这种困难程度重塑社会。但我也不觉得有彻底丧志的必要，技术、历史、公义，毕竟都站在我们这边。
*本文原名《上海问题，一个现实主义者的视角》，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看理想平台立场，欢迎提供不同意见的讨论。配图来源于《爱情神话》《我是布莱克》，编辑：Pur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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