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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孤独半生，一度在“地狱”旁环绕。
50岁之后，她离家学画，终让灵魂获得救赎。
她说：“人生的起点各不相同，我们也许逃不过苦难的宿命，但不要因此而心灰意冷。要继续前行，还要偶尔驻足，欣赏路边的花。”
   “陋室画家”
   Painting
北京北三环一栋写字楼内，一个保洁员手里拿着水杯，身体靠在墙上正侃侃而谈：
“我应该跟李白有一点像，自己一辈子活在云端，没有到凡间来，所以这样痛苦。”后来想想还是像杜甫一样，活得踏实一点好了。
这个其貌不扬的女人叫王柳云，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北漂。上班时，她话不多，认真地打扫着办公区、清理卫生间、擦洗玻璃......
下班后捡一些废品，然后拉去废品站，不停地耗尽自己的体力，只为了“少些妄想”。
她的妄想是画画。
晚上回到在6平米的出租屋，这里极其简陋，柜子、床、衣服等等都是她捡来的。
她随地挪出一平米，架起画架，拿起手中的笔就能让思绪在画板上肆意游走。
“画哪里，我就到了哪里”。
画鸳鸯的时她到了水边，想象着春天，那些横截的树枝和杨柳，想象那些桃花开的景；画猫躲花丛里的时候，她就会回忆起小的时候老是跟父母过不去的自己。
这样看起来，她过的像是泥里生活，云里做画的生活，但她曾半辈子都活在”地狱“旁。
王柳云出生在湖南偏远的农村，父亲天生残疾，全靠母亲支撑起整个家。她三岁起就开始帮家里干农活，立志要靠知识的力量走出大山。
王柳云也确实是块读书的好材料，后来她考上了重点高中，只是读了半年，母亲却告诉她，实在是没钱再供她读了。
辍学后，王柳云跟村里的其他人一样下地种田，并且帮忙照顾病榻上的父亲。
20岁时，全国刚刚开始搞绿化，她在报纸上看到农艺师，便拿着攒下的5块钱，出去拜师学技，回来后开始种绿化苗。
那几年，王柳云赚了不少钱，追求她的人也相继而来，只不过令她意想不到的是，不管是她自己认识的还是别人介绍的，不到一个礼拜就开始问她借钱。
“那我觉得宁愿打光棍也不会要”。此时看起来清醒的她，却没逃过宿命的安排。
24岁时，她遇到了前任丈夫。

他30岁，一穷二白，对她好得不得了，洗衣做饭不在话下，连她感冒了都帮她擦鼻涕。
“天底下竟有如此好的男人”，王柳云很快就带他到家里，结了婚。
本以为有一份工作，又结了婚，日子会过得平稳、幸福一点。但生完女儿后，她的噩梦就开始了。
前夫不仅将她存折里的钱占为己有，而且想打她就打她，想骂她就骂她，时常还带女人回家。若她不听话，就拿女儿威胁她说：“你不服从我就把小孩踩死、摔死”。
王柳云不是没有动过离开的念头，她只想把孩子带走，其他的什么都不要。但她丈夫不同意并说：“你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我把你折磨死。”
王柳云至今都感到庆幸的是，在她女儿七岁的时候，前夫开车被撞死了。
“如果他不死，死的就是我。”
后来王柳云带着女儿独自生活了几年，然后遇到了现任丈夫老林。
老林是一个脾气很好的农村老光棍，王柳云说他很幼稚，简单得还不如一只鹅，“恨他一阵子，也平平过。”
她对老林谈不上爱情，老林也不懂她。两人就这样搭伙过日子。
年轻时，王柳云本想找个教书的老师，至少能跟她说得上话，没钱也没关系。
但她遇到的人都聊不到一起，“你说那山梁上荞麦花儿很清雅，他说那东西味苦只给猪吃。”犹如鸡同鸭讲。
在农村，不管是她的想法还是行为举止都显得“另类”。她孤独，除了自己，还是自己。
“几十年里我孤独度日，遇到所有上班的女人，无一例外蜚短流长说是非。”她的两个妯娌，经常打麻将，穿的是各种质差却价高的衣服，她显得格格不入。
或许是为了填补心中的空白，王流云喜欢上了看书，不管是包过东西的还是在野外上过厕所的报纸，她都捡回来摊平，然后看完。
空闲时她也会去县城的图书馆或者书店看书，因为没钱买书，又怕书店店员说她只看不买，她就拿起自己喜欢的书快速阅读。
”好看的多看两眼，不好看的就翻过去，这样来回看三遍，就把那本书记下来，然后一路走一路想它的结构是什么，它写了谁，为什么这么想，表现了什么，一天能看三五本书。”
用这样的方式看书，让王柳云获益不少。
年过中年，她还看了很多古文书，最喜欢的是杜甫，“跟他生活的很多年”。
这段时期，或许是王柳云前半生最幸福的时光。
在农村，大多男人从事的是都是体力活，丈夫老林因为盖房子把腰累坏了，挣钱的主力就落到了王柳云身上，她在厂子里踩缝纫机。
有一天，她发现自己站不起来了，于是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她有严重的心脏病，回家后告诉老林，他只是两眼一睁，没什么回应。
前半生几十年，她踩过缝纫机、当过服务员、做过保洁......心脏坏了，腿也坏了，但生活还要继续。
2016年，王柳云在县城宾馆做服务员，有时打扫完可以到空房间里看电视。别人喜欢看电视剧，而她专看记录片。
有天她在电视里看到一个60多岁的老农妇正在画马灯，几天都无从下手，但在老师的鼓励下，一个礼拜后就把那盏马灯画出来了。
“我如获至宝，神情振奋。”有种不屈服于命运的念头在王柳云的心中慢慢发芽。
第二年，她决定去画画，在福建的双溪镇一个免费画室，这个画室对人员很包容，不管是农妇、工人、残疾人、白领都可以来这里学画。
女儿对她的决定并不惊讶，“我觉得她很孤独。”她去学画并不是为了名与利，只是为了忘记曾经的所有不愉快，不要再受到任何伤害就可以了。
拿着领来的颜料，王柳云也想学画马灯，像电视里那个老农妇一样。
助教拿来一个破旧的马灯，但王柳云左画右画都画不出来，助教鼓励她说：“你随便怎么画，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跟着你的感觉走。
”即使她画得一塌糊涂，助教都一直鼓励她。

一辈子没听过别人这么夸自己，明知道别人说的是假话，王柳云的心里也很高兴，”这就是一种向上的力量啊“。

有时她画到晚上10点才收笔，天气冷得牙齿直发抖，但她感到很满足。
学画时，为了弄懂山川河流、石头、树木于晴天阴日的光线变化，王柳云做了大量的速写与笔记；有时她骑着一辆自行车到40公里外写生，出不起住宿钱，就连夜骑回来。
王柳云说，作画时，人体自身是一套智慧系统，为了配合与达到指令目的，它逢山开路，对阻碍行进的环境进行改善或废除，“我生命中的忧患、失意，统统抛弃。”
她曾看过高尔基的《我的大学》，主人公阿廖沙在贫民窟与码头完成了他的社会大学，她想她的大学也在画室里完成了。
王柳云的学画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刚学画没多久，丈夫老林就追到福建劝她回家，说村里的人都在议论她。
她倒是也能理解，毕竟大家都是农民，别人都是下地干活，而她吃饭时还要拿着本书，几十岁了还去学画画，“
人家就认为我脑子不正常”。

村里人议论也罢，就连她二姐都打电话来讥讽她：“你学画呀，你还没饿死啊”。这让王柳云经常痛苦不堪。
有时她也会陷入思考的泥潭，“我本来就是一个农民。在农村一辈子，在地上趴着，还要想着那个天上的东西，这就是最可悲的人生了，太可悲了。”
后来王柳云也卖出去一些画，但她并不追求于此，她想学到更多的绘画技巧，这个非职业教学的画室能教她的已不多。2017年结束，王柳云就收拾行李回家了。
2018年，王柳云又去了深圳大芬油画村拜师学技，她一边做护工、一边接一些画照片的小活儿。
在这里，活跃着很多跟她一样的人，有人名扬也有人落魄，大多“只为生存而画，为市场而活”。大概是不屑与此吧，到了年底，她又开始另谋它路。
后来在一位画友的介绍下，王柳云来到河南的一所学校教美术。学生们都喜欢她，甚至有人告诉她说以后想做画家，她不想把艺术抬得很高，只能一遍遍跟他们讲多元的人生。
“能成为画家当然好，但画画很多时候不是为了做画家。”
王柳云在河南教了一年书后，疫情就来了，学校开不了学，她也没了收入。
此时，丈夫养猪亏了十多万，后来王柳云便拖着他去北京打工。
来到北京，夫妻俩租了一间六平米的房子。那时为了多挣钱，王柳云兼做护工、小时工，运气不好时会被骗钱、克扣工资。最后落脚在一个写字楼里做保洁。
每当找到事情做，王柳云就很开心。
她想杜甫53岁时已去世，穷得连酒也喝不上；黄公望53岁的时正好从监狱里出来，才跑到寺庙里去开始画画。而她53岁在北京还有工作，也可以画一点画。
在工作时，王柳云遇到过毛手毛脚的保安、出言不逊的管理人员，但只要她开始画画，就感觉尊严回到了自己身上。
6平米的房子外住了几十人，吵得“像一窝鸡一样”。她拿起画笔开始画画，哪怕外面天掉了下来也影响不到她。
王柳云的床底有几幅她画好的画，有意大利的修道院、草丛中躲起的猫咪等，意大利的修道院那幅画上有一个岛，她解释说：“这个岛，绝对不允许女人登这个岛，但是我画完她我就上了这座岛。”
她的灵魂似乎不再被困住，但现实的桎梏却锁住了她的身体。
她曾在公司厕所的储藏室画过一段时间的画，但画了没多久，就被责令搬走。她也向往能四处写生，但她还要赚钱，不能没有工作。

不过她也有弥补的办法，不管在哪里，随便捡起的一块石头，一棵树、一个房子、一个光影，她都尽收眼底，好像有了感情。
她说：“我之所以能画，因为我一直生活在真实的生活里。”
到了杜甫人生百岁独登台的年纪后，王柳云总结自己过去的一生，她说不喜欢名字中的“柳”字，“因为材疏质寡，性软多虫病，枝多可断，虽为风物人观而即去。”
但她似乎忘了，柳树有旺盛的生命力，不用刻意照料，只要提供土壤，便能长成参天大树，出现在每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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