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分别刊载于《科学文化评论》2021年18卷6期、2020年17卷2期。浩瑛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博士，克莱尔堂研究员，现在美国从事石油化工行业工作；梦隐曾是他在剑桥的房客。《赛先生》获授权转载。
撰文｜浩瑛 梦隐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中国读书，特别是学英文时，经常会听到或读到一些西方人的幽默段子。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认为西方式的幽默只是开玩笑的一种方式，有些段子充满讽刺与诋毁，个别的甚至带有低级趣味。对于一向以严肃著称的国人来说，西式幽默往往令人难以理解与消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必然会相互影响与融合，理解西方文化中的幽默也是一种文化融合。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和林语堂这两位文化大师就因为英文单词Humor的翻译发生过争论，可见中国人在生活、言语和文字中接触西式幽默并非始于今日。然而真正能够品味其中窍奥，还是身临其境方有更佳的感悟。
我亲身体验的西方幽默是从20世纪80年代去英国读书时开始的，后来在美国又听到人们谈论美式幽默与英式幽默之别，才知道我们过去所说的西式幽默竟然还有美英之分；或许还有法式、德式等等，但我知之甚少不便多谈。多少年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在剑桥听到的一些段子竟然是典型的英式幽默。
记得我在剑桥第二学年的某一天，突然收到三一学院院长的一封信，邀请部分已婚的研究生在某个星期天下午二到四点钟到院长官邸做客，其实就是我们熟知的英国人的周日下午茶。我和太太为之非常兴奋，因为自从成为三一学院的学生以来，我们还没有机会与院长说过话，更没有参观过院长官邸。尽管早就听说三一学院的历任院长都是某个领域的世界一流人士，但现任院长何许人也，当时一无所知。要知道那年月还没有网络，无法即时查询。
到了那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早早用过午餐，花了很长时间整束衣冠。虽然约定时间与通常的周日下午茶无异，对着装也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听说院长的任何活动都不可随随便便。在我们衣冠楚楚地前往学院的路上，碰到一位学长说院长官邸正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总理访问剑桥时去过的地方，无形中又给我们增加了兴奋感和对那个地方的神秘感。
进入三一学院大门后直奔院长官邸。门前站着一位工作人员，问明我们来意后马上说欢迎欢迎，并指着楼梯说上了二楼就是院长夫妇的会客厅，他们正在那里等着我们的到来。我和太太顺着所指上了二楼，果然看到院长和夫人已站在离楼梯仅有几步远的地方等候客人。看到我们，院长远远就伸出手，颇似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时在飞机悬梯上把手伸向周恩来总理的样子，我当时备感荣幸。
院长中等身材，看上去六七十岁。果然不出所料，即使是下午茶，仍然西装革履，典型的英国绅士派头。他首先介绍自己是院长，再将夫人介绍给我们。我们彼此握手寒暄之后，院长马上问我是学什么专业的。当我说是学物理化学时，他立刻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说“好极了”（Excellent），并说他在中学时非常害怕化学（原文是：Oh dear, I was so scared of chemistry in high school）。经他这么一说，我马上猜想这位院长的专业一定是文科方面，如法律、历史、经济、文学、艺术等等。于是我便接过话茬讲起化学方面的事情来，并着重向他解释化学并不可怕，比如“只要了解物质的化学性质并遵循基本的实验操作程序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一般人对化学的看法多属缺乏认知以至形成偏见”等等。我越说越来劲，院长始终饶有兴趣地听着而且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并适时地点头赞许，直到又一对研究生夫妇到来我才停下来。
接着院长夫人招呼客人们去客厅喝茶。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和其他学生互相介绍认识，同时不忘观赏客厅里的摆设。可以想象客厅里陈列的都是古董、老油画和其它珍贵物品。印象最深的是牛顿曾经用过的一把椅子。我和太太直到现在还经常说起那把椅子，说若把它扔在大街上大概都不会有人去捡，但摆在院长官邸并标上牛顿的大名就成了无价之宝。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我们辞别院长夫妇离开其官邸。紧随我们身后出来的是一对印度学生夫妇，我随口问了一句院长是哪方面的专家。那位学生说他也不十分清楚，但知道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我马上追问是哪个学科的诺贝尔奖，他说虽然不能完全肯定，但确信是化学或者生化、医学方面的。我顿觉好不自在，果真如是，刚才显然做了一件愚蠢而不可原谅的事。回到家里想了好一会儿我才慢慢地悟出点道理，原来他说在中学时害怕化学是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可以自信地高谈阔论，尽快丢掉拘束感。多少年后我还常常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仔细琢磨之后，也没有觉得他所说的不合逻辑——中学时期害怕化学并不代表他在大学及其后的职业生涯中害怕化学。
第二天跟同组的几位英国学生喝茶时讲起此事，他们大概已经习惯了英式幽默，听众中居然没有一个人大笑，只有一位夸奖院长的幽默感，另一位告诉我院长不仅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出身名门，这让我更加忐忑不安。赶紧查了一下资料，天哪！原来是诺奖得主安德鲁•赫胥黎（Andrew Fielding Huxley，1917-2012），自诩为“达尔文的斗犬”的老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嫡孙。他还有两个了不起的哥哥：大哥是被称为“科学公仆”的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Sorell Huxley，1887-1975），演化生物学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干事长；二哥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3）是著名小说家、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的作者。他本人因对神经细胞膜外周和中枢部分激发机制的研究而荣获1963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想必是化学实验室里的资深老手！他于1974年被封为爵士，1983年荣膺英国皇室的荣誉勋章（Order of Merit），1980-1985年担任皇家学会会长，1984-1990年出任三一学院院长。
曾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的安德鲁•赫胥黎 图片来源：英国《卫报》
无独有偶，也是在剑桥的第二学年，我在指导教授的研究小组里经历了一件至今回味起来兴味盎然的幽默故事。话说某天上午我和两位博士后一起做实验，其中一位（在此姑隐其名而以老安称之）不慎将一台仪器的关键部件弄坏，这样整个设备便无法使用，而且当时不知道需要花多少钱和时间才能修好。那台仪器（超高真空设备配有齐全的表面分析仪器）是全组仪器设备中最贵重（也许是全系最贵的），而且也是使用率最高的一台，几乎连周末和晚间都被连续使用。对于这样的严重事故，作为实验负责人的另一位博士后理所当然地向教授报告，教授闻讯大为光火，停下手中的事情冲到实验室。他简短询问了一下事故的经过，然后瞪着老安提高嗓门吼道，从今以后这台仪器你只能看（you can only watch），不能摸（but not touch），随即拂袖而去。这件事就像爆炸性的新闻一样很快在组里转开。
老安在实验室稍事滞留片刻，随后沮丧地离开了，我和另一位博士后也相顾无言。以后几天老安没来上班。大概情绪慢慢稳定下来后，有一天老安又出现了，但是没到实验室，而是在办公室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们都装着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十点钟左右，老安和我们一起去喝上午茶。同组的人三三两两围坐在同一个长桌两边闲聊，不一会儿教授也来了。其中有一位苏格兰来的新生，大概不知道前几天组里发生了什么大事（因为我们组的四个实验室分散在不同楼层），于是问老安怎么好几天没见。这时老安的表情看上去还有些不自然，稍加停顿后才慢条斯理地说，前几天身体不舒服在家里休息。这位新生又天真地问是什么引起的身体不适，老安回说大概是食物中毒。这位新生睁大眼显得十分震惊，于是故事来了。老安说他去森宝利（J. Sainsbury’s）超市买了一种食品，回家吃了之后马上感到不舒服，于是打电话到那家超市，超市经理告诉他那种食品只能看，不能摸；但他不但摸了，而且还吃了，当然就会出问题。组里人听到这个故事，立刻哄堂大笑起来。教授自然明白其中奥妙，他也随着大家苦笑了一下。
从此以后老安、教授和组里同事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老安继续在教授的指导下做博士后，相安无事直到按计划出站。我却越想越觉得这些英国佬真是好玩，这么大的纠纷无需大吵大闹，或者长时间的隔阂和怨恨，一个英式幽默就解决了问题。看起来幽默不仅是一种解嘲的方式，有时还真管用，足以应付人事间的繁复纠纷。
来到美国后我跟很多朋友讲过这两个故事，他们都说那是典型的英式幽默。我想英式幽默的特点大概是冷峻、自嘲和不动声色，事后却让你越琢磨越滑稽，忍俊不禁。相对而言，我感觉美式幽默比较直截了当。有人说美式幽默是用语言和肢体动作给别人讲笑话，而英式幽默是讲笑话的人本身就是个笑话，其差别犹如憨豆先生（Mr. Bean）和里根（Ronald Reagan）。后者是美国人喜欢的第四十任总统，在他许多有名的桥段中，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揭幕仪式上的讲话应属于典型的美式幽默。
这个图书馆坐落在尼克松家乡南加州的约巴林达（Yorba Linda），开幕式在图书馆前的露天广场举行，正逢七月份，骄阳似火。美国前总统图书馆的揭幕仪式向来十分隆重，来宾除了时任总统及政府要员，还有所有在世并能行动的前任总统，总统任内的重要官员及其生前好友。讲话的人排成一长串，一个接一个，台下的人个个大汗淋漓，已经有点不耐烦了。轮到里根上台，他开头就说：“就象亨利八世分别对他六位太太所说的，我不会让你们待多久”（原文是：As Henry VIII said to each one of his six wives, I won’t keep you long）。于是台上台下一阵大笑，大家似乎忘记了炎热的天气。以后大概不会有人记得众多政要们讲过什么，但不会轻易忘记里根总统的这个美式幽默。
  •  附.英王亨利八世的六次奇葩婚姻
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是英国都铎王朝的第二代君主，他身材高大，精力充沛，喜欢舞枪弄剑；又受过良好的教育，聪明过人，能用法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交流，会演奏多种乐器，还用拉丁文写过一本书。他治下的英国，人文主义的清风从欧洲大陆吹来，牛津、剑桥等大学声誉鹊起，著名的剑桥三一学院就是他支持创办的。
亨利八世的强悍与专权终结了中世纪王公贵族间的血腥争斗，又使英国摆脱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制约，他的狡诈与通变令英国在欧洲强权争霸中左右逢源，最终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这位“骑士国王”的众多轶事中，最为人乐道的就是他有过多次婚姻和更多的情人。而在他的六任结发妻子中，一位遭到冷遇直到被休，两位被斩首，一位死于产褥热，一位自觉隐退，只有一人修得正果；又有一位曾是自己的嫂子，三位曾是前任王后的女侍。英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后续发展，很大程度上也与他的婚姻有关。
小霍尔拜因《亨利八世像》（约1536年），现藏马德里蒂森-博内米萨博物馆
亨利八世的第一次婚姻纯属政治交易，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1485-1536）本是西班牙公主，起初许嫁给亨利八世的哥哥亚瑟，不意婚后不到五个月亚瑟猝死。为了维系与强大的西班牙王国的同盟，亨利七世（Henry VII，1457-1509）不让凯瑟琳回国并向外界宣传她未曾与亚瑟圆房，然后命令次子亨利娶了哥哥的遗孀。凯瑟琳王后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很想为亨利生下一个继承英格兰王位的男孩，不幸多次流产，唯一幸存的女孩日后成了女王并对非天主教信徒的英国人大开杀戒，被人称为“血腥玛丽”（Mary I of England，or Bloody Mary, 1516-1558），那是后话。
再说亨利八世，因为不满阿拉贡的凯瑟琳没能为他生下男孩，不久就与王后的女侍官安妮·博琳（Anne Boleyn, c.1501-1536）暗通款曲，其实后者的姐姐早就是亨利的情人。大约从1525年开始，亨利八世就以《圣经》称娶嫂者无后为由要求离婚，但遭到凯瑟琳的拒绝。当时的教皇是克莱门特七世（Clement VII，1478-1534），他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 1500-1558）的压力下，连续六年拒绝批准亨利离婚再娶。那个查理五世也就是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而凯瑟琳王后正是他的姨妈。
安妮·博琳是个工于心计的女人，她的父亲是位伯爵，曾任英国驻法大使，她本人也在法国受过良好教育，来到英国宫廷前曾是法国王后宠爱的女侍之一，英国使臣和贵族到访时均由她担任翻译。1530年凯瑟琳王后已被赶出宫廷，博琳千方百计说服亨利脱离罗马教皇的控制，她推荐自家牧师克兰默（Thomas Cranmer,1489-1556）接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后者就任大主教后即宣布亨利与博琳的婚姻合法，又主张以《圣经》而不是教皇的敕命为基督徒的行为规范。
在克兰默的强力鼓动下，亨利于1533年1月秘密迎娶博琳，教皇闻讯后将其开除出教。刚愎自用的亨利旋即宣布与罗马教廷决裂，自己取代教皇成为英国宗教生活的最高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则为全英格兰牧守，承绪奥古斯丁使徒体系的圣公会为英国国教。在16世纪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风暴中，英国宗教活动的主流处于一种介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微妙状态。后来有些受到新教加尔文派影响的人对英国国教中残存的保守因素不满，提倡更为纯洁的宗教信念和精神生活，对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又是后话。
再说安妮•博琳，1533年6月被加冕为新王后，但是不久亨利就对她感到厌倦，转而追求其女侍简•西摩（Jane Seymour, c.1508-1537）。婚后三年博琳被亨利下令逮捕，最终被判乱伦通奸而斩首，真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不过博琳对都铎王朝与英国历史的贡献不容小觑，她与亨利生下的唯一女孩后来成了英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那就是被称为“童贞女王”的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正是在她治下，英国海军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英国的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经济也得到较大的发展；也是她结束了其同父异母姐姐“血腥玛丽”对新教徒的迫害，实现了英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宗教和解。
凯瑟琳女王跪请亨利不要离婚（左图） 安妮·博琳被审判和处决（右图）
图片来源：Achille Devéria的石版画《亨利八世和他的六个妻子》（1835）法国国家图书馆版画与摄影部（以下四图同）
安妮·博琳被斩首的次日，亨利与她的女侍官简·西摩订婚，10天后举行婚礼。一年后西摩生下个男孩不久就去世了，这个可怜的男孩就是后来短暂继承父位的爱德华六世（Edward VI，1537-1553）。
亨利的谋臣急于为他寻找一位新教背景的新娘，前后共有八位贵妇名媛进入他的猎获名单，其中之一就是德国克里维斯公爵的女儿，名字也是安妮（Anne of Cleves, 1515-1557）。及至这位德国公主抵达英国，亨利又对其外貌感到失望，传说他曾抱怨安妮脸上有痘痕。然而国王之聘不是儿戏，俩人还是于1540年1月6日宣布成婚。这位安妮不像前一位安妮（博琳）那样不识时务，她从一开始就觉察到亨利不爱自己，因此对外宣称二人从未同房，国王只是每晚行礼如仪，到她卧室来吻一下额头而已。当年6月24日安妮就搬出了王宫，7月6日收到亨利解除婚约的通告，7月9日正式离婚。作为补偿，克里维斯的安妮获得可观的馈赠，包括原先属于安妮·博琳的庄园，还被授予“国王挚爱姐妹”（King's Beloved Sister）的荣衔。她一直活到“血腥玛丽”登基之后，是亨利八世六位结发妻子中去世最晚的一位。
简·西摩产下男婴不久身亡（左图） 克里维斯的安妮明智地请求离婚（右图）
不久亨利就迎娶安妮·博琳的表妹凯瑟琳·霍华德（Catherine Howard，1520-1542）。后者出身贵族，但心甘情愿地担任前女王克里维斯的安妮的侍从女官，由此引起了亨利的注意。一开始亨利对新王后还满意，但此时他已遭受肥胖与腿疾的困扰而较少房事。不久有人密报凱瑟琳与人通奸，经审讯供认不讳，结局是砍头处死。
1536年初的某一天，亨利八世在一次马上长矛比武中伤了大腿，从此不良于行，体重也严重超标，这时候他不过45岁。1543年，亨利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娶妻，新王后是一位有钱的寡妇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1512-1548），在此之前她的两任前夫都去世了。帕尔心地善良、信仰虔诚，不偏不倚地照顾亨利前妻留下的儿女们。在她的影响下，亨利在追逐女人方面终于消停下来，同时也得到他的两个女儿玛丽、伊丽莎白的谅解。亨利去世半年后，帕尔与担任护国公的老相识爱德华·西摩（Edward Seymour，1500？-1552）结婚——后者是亨利真爱的王后简·西摩的兄长。
凯瑟琳·霍华德被定罪问斩（左图）  凯瑟琳·帕尔精心照料晚年的亨利（右图）
亨利八世于1547年1月28日驾崩，按其遗嘱与简·西摩合葬于温莎城堡内的圣乔治教堂。在此之前，国会通过的《王位继承法》明确规定了王位继承人的顺序，依次是爱德华王子、玛丽公主和伊丽莎白公主。爱德华六世与玛丽女王都因病早崩，1559年1月15日，英格兰迎来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
制版｜小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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